除恶务尽，韦孝宽是绝不会放过尉迟迥这个贼首的，带齐了兵马就将保北城围成了铁桶。山穷水尽的尉迟迥绝望的杀了几个给自己垫背的小兵，带着无限的悔恨挥刀自刎。
尉迟迥一死，他手下的势力纷纷土崩瓦解，剩下的尉迟勤、尉迟惇之流都不是韦孝宽的一回之敌，被韦孝宽三下五除二就收拾干净了。
至此声势浩大的尉迟迥谋反之乱在此画上了一个句号。此次战乱到这里就基本结束了。
基本结束就说明，还没结束干净。历史上称这次叛乱是三总管之乱，解决了一个尉迟迥还有一个司马消难和王谦。不过把这两个人也捎带上实在是太抬举他们了，这两个人除了名头跟尉迟迥一样外，办的那点事就没有一样能拿的出手的，有的史书甚至干脆就称这次叛乱为尉迟迥之乱。
司马消难跟普六茹坚宣战之后只干了一件事，那就是伸着脖子看。尉迟迥和韦孝宽打的不管多欢实，司马消难就是沉得住气，死活不出兵。
他心里那点小九九也好算，他身为郧州总管整天就守着国境线。自己家实力自己最清楚，打仗他根本就不是那块料，所以他只是一直在等消息。等到尉迟迥战败的消息一来，他一看局势不妙没有半分犹豫，赶紧过了河到陈朝需求避难。只是他也没想到他到那里避难的时间会非常非常短。
如果说司马消难还干了一件事，那王谦基本就算什么也没干。
在王谦对普六茹坚宣战之后，他手下的隆州刺史高阿那瑰给他出了一道选择题。A是出击长安获得战争的主动权，B是与其他抵抗力量合军一处增强自己的实力，C是呆在老家啥也别动啥也别管。不好运动的王谦果断的选择了C。
虽然C一直都是正确率最高的选项，但这一次命运之神还是跟他开了一个大玩笑。
王谦本来还想凭借益州的天险自保，但很快他就发现想守住这一亩三分地也得靠才能，他那脑子明显不够用。梁睿的大军一到，所触皆溃，王谦想跑都跑不了，稀里糊涂就掉了脑袋。
王谦其人虽然能力平平，但也属于一个典型案例，所以我准备多提两句。
有时在史书里记载一个人只是能力平平，但我在综合考量史料后总会给一个‘白痴’、‘废物’之类的评价。
也许那人只是一个资质平凡的普通人，智力水平也与常人无异，那我为什么要用这么过分的字眼呢？
这就好比一个孩子在村里的学校可能一直都是成绩名列前茅是一个尖子生，但等他进了市重点中学省重点中学面对大环境下的精英时他就是班里的倒数第一。此时并不是他脑子跟原来有变化，只是这个环境让他成为这里最笨的人。
在历史这间教室里一直都是残酷的，能上历史书的同学绝大部分都是人类历史上精英中的精英，在这些精英面前是容不下‘平庸’半点位置的。而还有一部分‘少数人’是因为某种特殊的身份或关系等进入到了史书之中，他们唯一的作用就是给鲜花当绿叶，甚至有一些人被当做笑料流传后世。
想在历史这个舞台上表演，那就要靠实力说话，实力不够只会被强者踩在脚下。
历史从来都是由强者谱写的，以前是这样、现在是这样、未来也不会改变。
巴顿将军曾说，一个将军最好的归宿就是被最后一场战争的最后一颗子弹打死。解决了尉迟迥之后，名将韦孝宽也已进入迟暮之年，尉迟迥的项上人头成为他人生中最后的勋章，三个月后这位老将因病离世。
韦孝宽只用了四个月就解决了看似强大不可战胜的尉迟迥，名将之称实至名归，但这场战争的最大胜利者还是普六茹坚。
此战为普六茹坚赢得了巨大的声誉，现在他名义上的领导只是一个七八岁的小娃娃，而他下面是以独孤熲和李穆为首向他马首是瞻的群臣，从此北周再也无人有胆量有实力反抗他。
强大的权力带来的是野心的膨胀。现在朝中上下就是普六茹坚一个人说了算，所以他想怎么办就怎么办。
他觉得随国公这个爵位有点低因为公上面还有王，所以他给自己改了个随王当一当。后来他觉得丞相这个名字不好听，他又改叫相国。
名号上去了，相应的礼仪自然也需要提高一些，他又自己给自己下诏书，让自己剑履上殿加九锡之礼，百官赞拜不名。
细心的观众会发现，普六茹坚和宇文护的所作所为几乎如出一辙，但现在普六茹坚却不是当年的宇文护，而现在的宇文衍也没机会做当年的宇文邕了。
如今普六茹坚已经位极人臣，上面那个小皇帝只要给一个棒棒糖想怎么卖就怎卖，他只差最后一哆嗦了。
为了这一哆嗦他等了到了第二年（581年）二月，由著名天文学家庾季才选定登基良辰，有著名诏书起草专家李德林给宇文衍起草禅位诏书。
在甲子日（13日）普六茹坚从宇文衍手里接过诏书以及象征皇权的传国玉玺登基称帝。值得注明的是，这款传国玉玺只是北周的传国玉玺，严格来说是个冒牌产品。真正的传国玉玺中国历史上有且仅有一块，那是中国两千年来封建帝王历史中最富传奇色彩的一块石头，普六茹坚想与它结缘还需要在多等一段时间。
至于登基过程中那些虚情假意的‘不想干’‘干不了’之类的客套话就别提了，其中那些高大上的繁文缛节也不多说。
作为一个‘新’帝国的皇帝，普六茹坚的登基之路还是非常顺利的，但实际上这个皇帝做的会比他想象中的要更顺利一些，不过这都是后话了。
新官上任都有三把火何况是新皇帝。
普六茹坚登基之后又开始紧锣密鼓的置办国家大事。他办的第一件事是给自己的国家起一个名字。既然换了皇帝，还沿用北周这个国号就不合适了，他觉得自己的封号‘随’毕竟合适。不过当了皇帝后，普六茹坚也比较讲究，他觉得‘随’里有个走之旁不太吉利，好像干不了几天就‘走之’了。所以他开始翻字典，从发音一样的字里找出一个代替它。功夫不负有心人，他还真找着了一个‘隋’字，并决定给他的朝代起名叫‘大隋’。
在给国家起好了名字之后他又把心思放在改自己的名字上，确切的说是给自己改个姓。
之前老爹因为立了大功所以被赐姓普六茹，但他对自己的本姓还是非常有感情，他要改回来。这件事看起来很小其实非常重要，因为在当时这个姓可是涉及到一个非常严肃的问题，一旦处理不好是要出大事的。
南北朝时期在中国历史中是一个非常罕见并富有特殊民族色彩的时期。从东晋的八王之乱开始算起，到普六茹坚这一代乱世已经持续了四百多年。这是一个非常让人胆寒的数字，因为一般乱世一般就持续几十年，最多两三代人就解决了然后天下一统。四百多年的乱世造就了很多强者为尊的乱世法则，而且还给社会带来一个非常敏感的问题——民族问题。
造成南北朝混乱局面的本质原因，就是五胡乱华，少数民族开始大规模入侵中原并建立政权。这些少数民族领袖上位之后，最需要考虑的一个问题就是如何在自己的地盘上统治下去，既是胡化还是汉化的问题。
因为这是落后文明对先进文明的统治，如果保持自己本来的民族特点对所有被统治者实行胡化，那就需要放弃很多东西。比如汉族更方便的文字，更细致的建筑技术，精湛的制作工艺，优秀的种植技术等等等等。
这就好比让住惯了小洋房的人去睡帐篷，吃惯了山珍海味的人去啃草皮。不但汉人不愿意，很多胡人也会不满意。
而选择汉化同样也会出现很多矛盾。其中最著名的例子就是北周的前身北魏的孝文帝汉化改革。
北魏是由南下的五胡之一鲜卑族人建立的一个非常稳固的政权，在北方立国将近一个半世纪（148年），这在王朝更新非常迅速的南北朝时期是非常不容易的。孝文帝正是北魏的第六代掌门人，原名拓跋宏。
拓跋宏是一位非常能干的皇帝，他上位之后觉得非常有必要做好这道选择题。他选的是让鲜卑族汉化，并下了很大决心来处理这个问题。他下令让鲜卑贵族穿汉服、说汉话、写汉字，并让鲜卑族人改姓。
实话实说鲜卑的很多姓确实还是非常酷的，比如拓跋、慕容、宇文、独孤、赫连等。不过拓跋宏是老大，他非要改下面的人也没办法，何况他还身先士卒先把拓跋宏改为元宏。
这条政策方针总的来说是没问题的，但元宏错在进程太快了，而且并没有在汉化过程中照顾到所有鲜卑人的情绪。所以在后来才导致了在汉化中被边缘的鲜卑族人（其中也有很多汉人）发起了历史上著名的‘六镇起义’。
这次大起义的影响非常大，其中前期打出了乱世枭雄葛荣和尔朱荣，后期有折腾出来了高欢和宇文泰。经过这些猛人的一顿收拾，北魏这个百年老店最后也宣告破产。
有了元宏的教训，宇文泰在掌权之后又开始了推行鲜卑化的政策，当然也不是全都是玩鲜卑族那一套，但起码在姓氏这个层面是退回去了。
宇文泰的政策相对的柔和了很多，他没有强制汉人去改鲜卑姓，却把鲜卑姓作为一种高贵的奖励，赏赐给有突出贡献的汉人，比如杨忠。
这是非常高明的政策，既让鲜卑文化和汉文化相互融合，又在国家上层抬高鲜卑族的地位一举两得。
现在权力的接力棒交到了普六茹坚手里，他对那一套就很不爽。以前是鲜卑人掌权那改姓没话说，现在是汉人上位再改回来又有什么不可以？所以他毅然决然的将普六茹坚改回了杨坚，从此我们就可以真正的称呼他为‘杨坚同志’了，同样像独孤熲也改成了高熲。
杨坚敢这么做，绝不是头脑发热。其实在宇文泰之后，一位争气的皇帝宇文邕一位不争气的皇帝宇文赟，都对汉化做出了突出贡献，尤其是宇文赟。
这位兄弟史书上恶不决笔，但他在剿灭鲜卑族元老大臣和提拔汉人官僚上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也正是由于他的辛勤付出，我们之前看到的历史资料上已经很少有提及真正的鲜卑人。这已经说明在杨坚掌权之后，汉族官僚其实在朝廷里是占据了更大的分量的。所以杨坚此时摆明立场宣扬汉化才有底气。
在此再多宣扬一点汉族沙文主义。
汉族是一个对各种文化吸收和消化能力都非常强的民族。汉族人的思想和做事风格通常会以实用为第一要素，很少出现对其他民族的排斥行为。外族人来到自己的地盘只要不抢、不偷、不办坏事汉族都是欢迎的。你先进我就学习，你落后我就帮你，也正是由于这种宽松的民族政策和强大的吸收消化能力，汉文化才会一直向前进步着（虽然后来也出现了一个退步）。
但汉族也有自己的坚持，那就是以汉文化为主体的、生活结构。
自永嘉之乱衣冠南渡之后，中华的汉文化主体一直都在长江以南。南朝经历了西晋、宋、齐、梁、陈五朝更替，期间也不乏有胸怀天下再一统的汉族杰出精英如祖逖、殷浩、恒温、刘裕等，但他们做出的努力都因为各种原因失败了。
此时的南朝在陈霸先病逝之后，同时代就再也没有出现有能力、有信心、有志气统一中华的人物。但在广大汉族心中统一中华的种子从未枯萎，南朝不行那就交给北朝吧，这是历史的选择。
即便这个历史任务交到了北朝方面，如果仍是一个胡人为主体的政权，可想而知以后遇到的抵抗也会很激烈。但如果交给一个汉文化主体的政权来着手统一工作就会有很大的不同，而后面所发生的故事也很好的印证了这一点。
在给国家改名字，给自己改姓之后，杨坚还改了一样东西，家谱。
隋书中言之凿凿的记载，杨坚是出身豪门大族弘农杨氏。弘农杨氏是比较牛的名门大族，同时也是一个开了好几百年的家族企业，特别善于生产大官，其中族内生产的杰出人物可追溯到东汉的名臣杨震。
但这个记载经过各位优秀历史学家（比我要优秀多的多的那种）的质疑和论证，最后得出结论，这个身份是编出来的。
具体的辩证过程可能有些乏味，作为一个以实用为主的汉族，我决定就不细说了。但问题是杨坚为什么非要给自己改家谱呢，他就用自己的家谱不好吗？
答案是确实不太好。
在三国时代的后期曹丕为了获得当时豪门大族的支持，采取了九品中正制的选官系统。在这个体系下，正常的选官思路是从豪门大族中选取子弟入职，就算这些豪门大族中的子弟都是白痴一样可以当官。
那不是豪门大族就不能当官么？当然不是，很有民间的优秀精英也可以凭借机遇和自身的努力登堂入仕，但他们在这个体系下只能算作‘寒门’，被世代为官的‘豪门’所不齿。两门之间泾渭分明，‘豪门’跟‘寒门’握个手都嫌脏，更不要提婚嫁之类的深入交流。
豪门由于享受这种特权，其势力也越来越大，在南北朝时期统治者出于稳定的需要，同样也会采取九品中正制来获取豪门的支持。
到了杨坚这里也不例外。他老爹是个苦大兵出身寒门，但他现在是地位最尊贵的皇帝，如果如实记载手下的豪门大臣不会高兴，他自己也会很没面子。所以改几个字就能让自己很有面子的事，杨坚还是乐于做一做的。
不过作为一个优秀的家，杨坚对九品中正制这套腐朽的选官系统还是很恶心的，他想大改但现在还不是时候。
改革选官制度还不是时候，改革官僚体系现在却是非常有必要的。
北周在地方沿袭的是州、郡、县三级划分行政区域。北方一统之后这个下层官僚体系非常臃肿，杨坚在接过这个摊子的时候手下有二百多个州，五百多个郡，一千一百多个县。
此行政区域划分非常之细，相当于一个上级行政单位下面只管两个下级行政区域。这个制度一看就非常臃肿非常不合理，之所以存在其实也是有其特殊的时代背景的。
当年宇文泰和高欢对峙时期，两边互相斗来斗去。为了激励手下人好好干，这两位老板自然是要多赏赐点真金白银才行。不过地方就这么多，都分出去自己就没了，所以这俩老滑头就将准备分出去的蛋糕切的特别碎。把以前一个州劈成两三个，郡和县以此类推，虽然地方小了但州还是州，郡还是郡照样可以拿着糊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