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省委特务队从太平山开出，谭余保和刘发云离开之后，相隔了10余天，陈洪时又将留在太平山的省委负责干部作了新的调整：
刘炳高和旷进媛潜往萍乡做白区工作，王用济去攸、萍边界。省委机关只留下陈洪时和龙承绪，还有译电员、医生及部分特务队战士，总共不上50人。
陈洪时在顺利地走出一步小“棋”后，于1935年6月上旬带着龙承绪、张运秀及译电员、医生等12人，离开太平山转到了萍乡与攸县临界的蛤蟆山。
在山外的陈家村，陈洪时找到了少年时结拜的义父陈正祥，通过这个富绅去了萍乡，与国民党萍乡县县长、五省“剿匪”西路军行营保安司令危宿钟接上了联系。
6月12日，在危宿钟派员的迎接下，陈洪时所率的11人，携带着随身武器、密电码、军用地图、省委公章，来到萍乡县城，向国民党当局“投诚”。
大喜过望的危宿钟组织了上千人在大街上迎接，隆重得不得了，鞭炮放了好几箩筐。
一个共产党的省委书记自动“弃暗投明”，归降政府，这件事足以让湘赣两省政府和5省“剿匪”总部热闹一阵子。
6月13日，湖南《民国日报》以特大版面刊出报道：“伪中央委员、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湘赣省委书记兼军区政委陈洪时，决心参加铲共，于昨由赤区来萍向政府投诚。又云将不日赴省向何主席（键）呈报共党总崩溃情形和铲共计划。”
6月14日的《中央日报》也刊发了同样内容的重大报道。
远在南京的蒋介石接到何键的电讯报告，喜不自胜，当即写一手令：“归顺立功，准其任招抚专员。”
6月15日，何键从长沙派出豪华专车，将陈洪时接到省城，在省政府设宴款待并召开新闻发布会。
依然是国民党飞机天女散花般地撒下传单，包括陈洪时在长沙新闻发布会上的清晰照片，帮助湘赣红军掌握到陈洪时已经叛变投敌的信息。
1935年7月初，湘赣省苏维埃政府主席谭余保将剩余的300多人带到莲花棋盘山，在山上召开干部紧急会议。
会议决定撤销原湘赣省委、省苏和省军区，成立湘赣临时省委、省军政委员会和游击司令部。
谭余保任临时省委书记兼军政委员会主席。
干部们提出，陈洪时一定会带领敌军疯狂地进攻红军游击队，会议针对性地制定了“隐蔽目标、分散游击、保存实力”的游击方针，运用井冈山“十六字诀”在棋盘山一带打游击。
正如谭余保等人的分析，在远离棋盘山数百里的萍乡县城“江西第二行政督察专署兼保安司令部”，新任的“招抚专员”陈洪时用了几天时间，专心致志地制定了“清剿计划”。
内中有5条针对红军游击队活动特点的“搜剿要略”，其战略的新颖性是国民党军指挥官所想不到的。
这一计划有3600字，专门呈给湖南省政府主席何键。
何立即批转给驻于湘赣边的7个国民党师部，饬令“各部须按‘要略’实行剿击，决不让赤匪残余再次豕突漏网”。
同年7月中旬，陈洪时从萍乡来到莲花县城，协助指挥敌第六十三师、第七十七师对棋盘山红军游击队的“剿击”。
红军游击队在谭余保、曾开福等人的指挥下，分为7支小队伍，散开在棋盘山方圆百里的山区，展开艰难至极的游击战争。
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的枪炮声，震撼着中华大地的每一个角落，给中国政局带来激变，也给国共两党带来了重新合作抗日的变化。
继中共中央同意取消红军名义及番号，改编为国民革命军之后，同年8月，国共两党又决定将南方8省的游击队统一编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
中共中央很快指示尚在南京谈判的博古，派顾玉良赴江西寻找项英、陈毅。
这种在民族危难时出现的化敌为友的突变，是陈洪时无论怎样都料想不到的。
这个投敌后两年来为“剿击”湘赣边红军游击队，竭尽全部努力的大叛徒，感受到政治上的尴尬和心灵的不安。
顾玉良持着八路军参谋长叶剑英的亲笔信，在南昌找到江西省保安司令熊斌，熊派上校总干事——陈洪时陪同顾去吉安，因为只有他认识陈毅。
“陈总干事”推托不了，硬着头皮答应下来。在吉安青平巷见到陈毅时，陈洪时翕动嘴唇打起招呼：“陈……陈毅同志。”
陈毅将目光狠狠地落在对方脸上，用难以抑制的愤懑说道：“原来是陈洪时先生哟！你的同志在哪里？你不是当上了上校专员吗？”
这时候的陈洪时神情狼狈得很，满脸愧色地嗫嚅着，不知道怎样回话。
陈毅对极为窘迫的陈氏说了一声“告辞”，鼻头里哼了一声转身就走，将羞愧难当的对方晾在一旁。
接着不久，陈毅来到南昌与熊斌讨论新四军改编事宜，看见陈洪时在场，便指示我方人员提出抗议。熊斌只得让陈洪时黯然退场。
1939年春，周恩来在江西省政府会见省主席熊式辉，于公共场合碰上了陈洪时。
陈红着脸对周恩来按苏区中央局时期的称谓叫道：“周书记。”
周恩来没有作答，只是用目光藐视对方，表情平淡地说：“哦，陈先生啊。”
陈洪时听了感到很不好意思，无趣地走开了。
使陈洪时内心受到痛苦折磨的，不仅仅在常常遇到的共产党人面前自觉颜面扫地、抬不起头来，就是在国民党方面，他也感受到周围有一种遭人另眼看待、鄙夷中带着戒备的目光。
上峰对他的任用也是有限度的。
1938年10月，陈洪时虽然升任为江西省游击指挥部少将副总指挥，兼江西省情报总站副主任，但他并不能调动一个班、一个排。
其行政待遇也达不到少将军衔，薪金套的是上校职务。
陈洪时更为伤心的是，他多次要求调离江西，更换一下环境，以摆脱长时间罩在心里的阴影，可上峰一直未加理睬。
1939年10月，江西省政府对陈洪时的安排，仍然在公署专员的定位上，调任江西第十行政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令。
在共产党方面是堂堂省委书记，到了国民党这边拼死拼活地干了两年多，仍旧停留在这样的水准上，陈洪时心里实在开朗不起来。
1940年5月中旬的一天，陈洪时奉命急赴靖安县塘埠，参加湘鄂赣边区第二挺进队司令部召开的紧急会议，于半路从奔驰的马上跌在地面，虽然不见皮破流血，但跌得不轻，许久才清醒过来，捂住胸口想呕又呕不出。
陈洪时强撑着参加了会议。回到第十区保安司令部所在地靖安县邱家街，他就病倒了。
整个一个多月当中，陈洪时虽服用了大量跌打草药，但病情却越来越重，常常口吐鲜血。
他还去了奉新的上富镇治疗了20多天，可仍未取得相应疗效，于同年9月初在上富镇病故。
此时的赣东北处在日军渐渐逼近的战争前夕，只得将他的灵柩解运回萍乡。
陈洪时的灵柩在家里停放了一个多月。其中的原委是很尴尬的：陈家希望由当局举办一个很有规模的葬仪，由省政府和省保安司令部派要员主持。
可是省府以“战争期间，一切应简”为由，一直未派人来。陈家人等得失望，只有将灵柩下葬。
陈洪时以其36岁的本可大有作为的年龄，从一座革命的山峰走到另一座反革命的山头，最终跌落在山脚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