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广事变”后，蒋介石重新调遣重兵，对粤赣边等游击区发起新的“围剿”。
这次进攻粤赣边的是蒋介石嫡系国军第四十六师，师长戴嗣夏被蒋介石称为“碉堡专家”。
他在进攻游击区时，果然使出拿手好戏，山口、路口、渡口全都筑起碉堡，派重兵把守，白天盘查行人，夜晚警戒巡逻。
他还借用蓝衣社的做法：编保甲。十户为一甲，设甲长，一村为一保，设保长，十保为一联保，设主任，“一家通匪，十家连坐”。
还有移民并村。把分散住在山上的百姓，全部赶下山，集中居住，制造无人区。
再计口售粮、售盐，禁止上山劳动的百姓多带粮盐；还把16岁至40岁男子编成壮丁队，配合国军搜剿、追剿。
密如蛛网的敌人封锁线，给红军游击队生存与活动制造了极大困难。
这年冬天，陈毅被戴嗣夏的第四十六师围困在梅岭密林深处一个人迹罕至的岩洞里，长达20多天。
多亏梅关黄坑一个名叫张千妹的妇女，冒着生命危险，夜间上山送情报、送粮菜，这才存活下来。
张千妹最后一次上山，遇上了搜山的敌军，她无处可藏，只好眼一闭，就地一滚，掉下几丈深的谷底，晕了过去。
直到第二天晚上，她才拖着摔伤的一条腿，一步一步捱回了家。
张千妹负伤后，没人送粮菜，陈毅在岩洞中又渴又饥，渴了还能从岩缝里找几滴山泉润喉，可肚子饿得实在难受。
想走出岩洞找吃的，上山搜剿的敌人，不时从洞外传来走过的脚步声，又不能冒然行事。
陈毅正是在这苦虑不得脱身的环境下，写下了他那气壮山河的绝笔“梅岭三章”。
陈毅写下绝笔的当天，敌人没有进山搜查，第二天山里也很平静。
正在陈毅纳闷之时，张千妹给陈毅送吃的来了，她告诉陈毅，山下的敌人都撤走了。
陈毅感到奇怪，便走出岩洞，随张千妹下山。
被敌人冲散的警卫员宋生发找来了，他从城里搞到一张国民党的报纸，上面登载有12月12日蒋介石在西安被张学良、杨虎城抓起来的消息。
陈毅这才知道，正是因为西安事变，国军第四十六师这才匆匆从游击区撤走。
国军一撤，敌人一些地方武装都缩在碉堡里不敢出来，陈毅就这样又逃过了一劫。
1937年4月中旬，陈毅在梅岭斋坑召开“兵运”（瓦解敌军）工作会议，参加会议的地下工作者陈宏（又名陈海），在返回大余县城途中被捕，供出了大余县城广启安糖铺是红军游击队开设的地下交通站，还供出了他与陈毅等领导人的秘密联络关系。
国军第四十六师政训处即令陈宏写了一封密信，交给糖铺负责人黄亚光，由黄亚光派人送给红军游击队领导人，说：“中共中央派人来了，带来了重要指示，要主要负责同志到大余城南饭店会面。”
敌人在饭店里埋伏了重兵，人一到就逮捕。
当时驻在梅岭斋坑的项英、陈毅，已经两年多没和中共中央取得联系了，见到陈宏来信特别兴奋。
陈毅决定亲自去一趟，把中共中央来人或指示带回来。
陈毅带着中共梅山区委书记黄占龙，第二天上午来到大余县城，决定先到陈宏家中探明虚实，再到城南饭店去。
他二人来到陈宏家门前，正在低头洗衣服的陈宏老婆听说有人找陈宏，头也不抬就回答：“到团部去了。”
陈毅和黄占龙都把“团部”听成“糖铺”了，二人便直往糖铺而来。
当他们快到驿使门外梅岭桥头糖铺时，只见那里站了几个国民党士兵，便停住脚，转到一家茶馆里喝茶。
这时，在糖铺工作的老曾发现了他们行踪，避开敌人，悄悄走近陈毅，低声说：“陈宏、黄亚光都叛变了，你们快走。“
陈毅、黄占龙在老曾指引下，从小路绕出大余城，各自取道返回梅山驻地。
陈毅刚到梅山脚下，就撞上了一队从山上撤下来的国民党兵。
原来，陈宏按约定时间在城南饭店没等到项英、陈毅，估计情况有变，就迫不及待地带领国民党军顺着山路悄悄包围斋坑。
项英的警卫员正在斋坑道口棚子外面放哨，等发现敌人已来不及回棚子报告，只好鸣枪示警。
项英、杨尚奎、陈丕显和警卫员们听到枪声，马上拿起枪走出棚子，钻到附近一个树木不多、茅草很深的小山包里隐藏起来。
300多国民党兵在方圆不足几百米的小山包上，搜了两个多小时，没搜到一个人，便放火烧棚子。
然而火刚烧起来，天就降下一场大雨，把火淋灭了，再点火也点不着了。直搞到黄昏时分，敌人才吹集合号，整队下山。
最早下山的一队敌兵，正巧被陈毅撞上了。说时迟那时快，陈毅钻进路边草丛藏起来，等到敌人走远了，他才摸回斋坑。
住的棚子已被糟塌得不成样子，东西全被抢光，陈毅估计附近藏有自己人，就高声喊：“我是老刘（陈毅当时化名），刚从城里回来，敌人已经走了，大家快出来吧！”
陈毅警卫员宋生发听到声音是首长的，便第一个从草丛里钻出来，接着项英、陈丕显等人也先后从草丛钻出来。
大家估计敌人明早还要来搜山，便连夜转移到30里外另一个山头隐蔽下来，逃过了一劫。
国共第二次合作抗日，长征到陕北的红军主力编为八路军，南方八省红军游击队编为新四军。
当时红军游击队分散在各个山头，集中整编遇到许多困难，主要是多年与中央失去联系，对中央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不理解，坚持不下山。
陈毅派人去动员他们下山，派去的人被他们当作叛徒杀害了。如浙江省委书记关英，被弋阳磨盘山游击队杀了。红十六师政委明安娄和鄂东南特委书记林美津被赣东北游击队杀了。湘南游击队支队长曹树良被湘赣边游击队杀了。
对此，陈毅十分焦急。1937年11月中旬，陈毅坐着担架来到湘赣边九龙山游击区，见到湘赣边游击队参谋长段焕竞和政治部主任刘培善，向他们传达中央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指示。
他们觉得有点道理，但一想到蒋介石做梦都想消灭红军游击队，“西安事变”后，搞“北和南剿”，调兵遣将加紧“围剿”红军游击队，又觉得不可信。
他们怀疑陈毅不是什么党代表，可能是“叛徒”，便将陈毅捆了送到省委，让省委书记谭余保亲自处理。
第二天下午，谭余保来了，带支驳壳枪，戴副墨色眼镜、一顶红军帽子。
陈毅说：“你就是谭余保？”
谭答：“我就是谭余保，你认识我！”
陈毅说：“我晓得你这个名字。”
谭答：“我也晓得你呀，我在井冈山，你在台上讲话，神气十足，我们坐在下面听，你过去讲的话还记得吗？”
陈毅说：“我讲什么呀！”
谭答：“你讲要革命呀，要坚决呀，不要搞投机呀，摇头摆尾讲几个钟头，你现在呢？当了叛徒，还有脸来见我，你赶快坦白，我还要审你。”
谭又说：“你们领导人怕死，带走了红军，留下陈洪时这个叛徒在这里领导。你现在要合作，阶级斗争怎么能合作，你们全去合作，我不合作，我要革命到底。”
陈毅说：“谭余保同志，你光想自己，不顾大局，光是叛徒、叛徒，根本无的放矢。你怎么能讲这话，你们合作，我不合作，你是共产党员，你得相信组织嘛。毛主席、朱总司令在北方号召合作抗日，我们就不能打，打了步调就不一致了。”
谭说：“你这是狡辩，你是叛徒！”派人把区公所派来在路上照顾陈毅的两个人拉下去一顿苦打，要他们招供。
陈毅说：“他们是区公所派来照顾我的，你打他们没有道理。”
谭余保手下的人却说：“跟你来的两个人供认了，他们把你叛变经过全部供认出来了。”
陈毅说：“简直是笑话，叛徒哪有这么蠢，还带这么两个人跑这里来。你给我松绑呀。”
谭说：“松绑呀，我们今晚要砍你脑袋，还松绑？”
陈毅说：“谭余保同志，不要这样。你用枪毙那套不行，怕死不当共产党员，你派人到吉安、到南昌、到延安去，就会查清楚我这次来，是为共产党工作还是为国民党工作？朱总司令他们到南京了，叶剑英在武汉，项英过几天也从南京回来了。”
谭说：“项英、叶剑英我不管，你就是斯大林、毛泽东派来的，我也要把你抓起来！”
陈毅火了，说：“你混蛋，你是土匪头子，我半天都忍耐，我以为你是共产党。你们广大指战员的坚决，我非常佩服。你们为了党，不怕牺牲，你们是光荣的。今天，你们骂我是叛徒，这很容易理解，你们怀疑我是应该的，你们站在阶级立场上，很难突然接受统一战线。我讲项英，讲我是叶剑英、朱德派来的，你就抓起来，毛泽东、斯大林派来的也要抓。毛泽东、斯大林派来的你怎么能抓？你已离开了党的立场，你怎么当省委书记？我们大家站稳阶级立场，搞游击战争是应该的，当土匪就不干。谭余保，你枪毙我好了，你有本事把我枪毙，你是共产党员，就不能枪毙我，你是土匪头子，就枪毙我，枪毙吧！”
到了第四天，看守陈毅的游击队员对陈毅说：“谭书记要你好好准备，好好把问题讲一讲。你要把叛党经过全部老实讲出来，还要讲这次怎么与敌人勾结来进攻的。你坦白了可以宽大处理。”
第五天上午，谭余保集合红军游击队员讲话。
他说：“今天见到这么一个重要人物，名叫陈毅，他当然是老资格啦，我们知道这个名字。他是地主，我们要审查，不能不相信，也不能全相信。大家不要动摇，要站稳阶级立场，不能随便相信。他有几个理由，第一个是过去苏维埃是正确的，现在苏维埃不能用了，取消苏维埃，这当然是机会主义！第二个，是土地革命，他主张阶级合作；第三，改编红军，把红军编为国民革命军，是摘帽子投降敌人。这是机会主义、投降主义。知识分子吃不得游击战争的苦，对国民党有幻想，他去投机，相信合作，我们要站稳立场，不要受他影响，但也不要把他当叛徒对待。”
当天晚上，谭余保又跑来找陈毅谈话，说：“你讲！”
陈毅问：”讲什么？”
谭叫警卫员出去，说：“这里没外人，你把叛变经过全讲出来，我给你保密，不给你气受，保持你的地位，像你这样的负责人很难得。”
陈毅又好气又好笑，说：“你想想，真正的叛徒，那有这么简单，你怎么能收买呢？”
同志们向谭余保建议，将陈毅关押几天，看看山下敌人动静再作处理。
因为就在两个月前，一个自称是湘鄂赣边区党委派来的交通员到了山上，谭余保热情接待了他，可这家伙走了不久，敌人就来“围剿”，红军游击队受了不少损失。
在以后几天中，谭余保又和陈毅谈了几次话，山下国民党军不但没有来剿，反而撤退了，他这才感到对陈毅的怀疑未必妥当。
于是，谭派一个交通员下山，到吉安去了解情况。这时吉安已成立了新四军通讯处。
交通员连夜带回通讯处证明陈毅是党代表的公函和中共中央告全党同志书。
谭余保看了，连说：“我鲁莽，险些误了大事。”并亲自给陈毅松绑，道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