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12月25日，张学良独自决定当日下午送蒋介石回南京。
他以为，这样做既可以向天下人表明其赤诚之心，又可以挽回蒋的面子。蒋再放他回来，更可提高领袖威信。
他毫不顾及个人的安危和东北军的得失。
这天下午，周恩来在金家巷东楼。有人报告蒋的住宅门前人来人往。还未搞清缘由，又传来飞机的声音。
周恩来恍然大悟，连说：糟了，糟了，蒋介石走了。
很快，他又得到消息说：张学良送蒋回南京。
放蒋的方针本来早已定了，张学良这样做的用心是好的，但他亲自送蒋的决定，又增加了以后事变发展的复杂性。
对此，周恩来扼腕痛惜，但已不可追回。
蒋介石走后，许多人以为蒋必定会实现诺言。西安方面也认为，和平已经实现，红军不必继续南下。
周恩来尊重友方意见，电告中共中央建议红军停止前进；并向杨虎城、王以哲表示：已到非苏区的红军，不侵犯原有的行政系统，不打土豪。
为了实现团结抗日，中共相应地改变了政策。
这种改变，以后发展为1937年2月10日致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电中提出的五项要求、四项保证，为国民党所接受，成为停止内战、实现第二次国共合作的政治基础。
周恩来在西安广泛接触各方人士，不断向中央反映他们的要求及自己的建议，对我党政策转变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蒋介石回到南京后，有三种选择：一是实现诺言，发动抗战，允许共产党公开，让张、杨继续指挥东、西北部队。但他获得自由后，又不这样做了。
二是进攻西安，消灭西北三军，将中国再次推到内战的深渊去。
西安事变教训了他，他看到民心向背，知道这样做是行不通的。
于是，他采取了第三种折衷的办法：不放弃抗日的旗帜，又不马上发动抗战，企图把共产党赶回陕北，使东北军、西北军脱离张、杨。
1937年1月4日，蒋介石背信弃义地宣布扣押张学良，并派重兵进攻西安，在摆好阵势后提出甲、乙两种解决方案。
甲案：东北军驻甘肃，西北军守渭河以北，红军回陕北。
乙案：东北军东移安徽、淮河流域，西北军驻甘肃，红军回陕北。蒋力图以军事压迫、政治分化来达到上述目的。
在军事力量上，西安三方同南京相比处于劣势，如果打，只会断送已赢得的有利于团结抗日的和平局面。
如果三方联合一致，严阵以待，那么蒋介石也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发动内战。
因而，在政治上揭露蒋介石的背信弃义，坚持到2月15日就可以利用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呼吁救张，推动抗日。
这是比较好的对策，但实行这项对策的前提是必须坚持三位一体。
1月4日，应西安方面要求，周恩来电告中央令红军驰援。同时，他全力支持杨虎城、王以哲指挥部队，连设七道防线。
1月8日、9日，红军赶到三原、耀县、咸阳一带。虽然红军只有三万人，但是英勇善战，威名远扬，极大地支持友军，稳定了关中的形势。
蒋介石看到三位一体的力量，不敢轻举妄动。张学良欣慰地说：“没有想到西安能坚持这么久，只要西安能坚持，我就有回去的可能。”
但是，东北军、西北军内部的状况日趋复杂。
张学良是维持三位一体的核心人物。他被囚禁后，三位一体便出现裂痕。
首先是东北军群龙无首，内部早已存在的两派逐渐变得互不相让，各行其是。
以王以哲为首的高级将领力主和平解决，但是除王以哲等少数人外，东北军高级将领多认为共产党势孤力单，不愿联共，有的已投靠蒋介石。
他们要求执行乙案，认为这样东北军可以就食于富饶地区，可以离开西北，离开红军。
由于王以哲、杨虎城、周恩来一致坚持接受甲案，他们迫于形势，难以出口。
东北军青年军官，多是团以下干部，或是张学良的幕僚，强烈要求抗日，思想激进，是张、杨发动事变的骨干分子，赞成联共抗日。
但是，他们之中一小部分人认为，无张他们则难以提升，根本不考虑接受甲乙两案而主张决一死战，希望以此救张回来。
这些人的义愤容易得到广大官兵和社会上的同情，到1月下旬，“主战”在西安占了上风。
杨虎城知道，若真打起来，只能速战速决，否则内部支持不住。张学良被扣以后，他对东北军不便过多干涉，因此也非常希望张学良回来，一起支撑局面。他主张和平解决，但是又同情主战派救张回来的急切心情。
周恩来是张、杨请来的客人，不便干预友军的内部事务，更不能发号施令，只能做朋友式的劝告，引导方向，协调各方关系。
周恩来两次致函蒋介石，要求他撤兵，放张学良回来或给张以公职，以缓和迫在眉睫的内战。
在西安，他利用一切场合，和上层人士谈话，出席东北军、西北军会议，出席群众团体会议，指出打仗对救张不利，只要坚持三位一体，张学良终有一天能回来的。
他反复宣传要顾全大局，坚持执行甲案，和平解决；特别是做主战派的工作，舌敝唇焦，几经说服，几经变卦，这些人就是听不进去，只是要求红军帮助他们出兵，否则便要和共产党决裂。
2月2日上午，孙铭九、应德田、苗剑秋铤而走险，杀害了王以哲，并拟定了黑名单，内有不少共产党员的名字。
东北军内部的矛盾顿时成为对抗性的，在前线的师长刘多荃派兵向西安进发。西安谣传共产党是“二·二”事件的指使者，甚至有人扬言要对共产党实行兵谏。
周恩来、杨虎城无论支持东北军的主和派或主战派，都会使东北军的内乱演变成西安以至关中的自相残杀，国民党中央军便会乘虚而入。
万一他们扣押周恩来、杨虎城，用武力逼迫东北军、西北军投降，内战必将重开，西安事变的成果就会消失殆尽，共产党和张、杨所做的努力都将前功尽弃。
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周恩来处变不惊，冒着危险赶到王以哲住宅。王躺在血泊中，家里乱作一团。
周恩来率李克农、刘鼎等同志料理后事，设灵堂，祭奠死者，安慰生者。消息传出后，对共产党的谣言不攻自破。
随后，周恩来又赶到新城大楼和杨虎城商议善后。杨派人到潼关和顾祝同谈判，争取和平解决，执行甲案。
周恩来派共产党员刘澜波到前线向刘多荃说明真相，陈述利害。杨虎城对处置凶手感到为难。
周恩来为维护团结、维护和平，挺身而出，冒着掩护凶手的嫌疑，于2月4日将孙铭九、应德田、苗剑秋送往三原红军驻地，从而使对方失去了报复的对象，避免了大规模的自相残杀。
同时也使主战派失去首领，不能再有其他动作，最终保证了和平解决。
“二·二”事件后，西安失去了谈判的平等地位，2月6日杨虎城避居三原。
王以哲被害，东北军少了联共的有力人物，东北军多数高级将领要求执行乙案，东开安徽，并对西北军武装戒备。三位一体不复存在。
周恩来坚韧不拔，竭尽全力做友军的工作，建议取消同志会等进步组织，减少目标，保护左派，维护团结，尽可能减少损失，为抗日保存更多的力量。
“二·二”事件后，局势动荡不安，前途难卜。
中共中央十分关心周恩来等在西安工作的同志们的安全，电告“紧急时立移三原”。
周恩来以执行任务为名把叶剑英、李克农、刘鼎等派往三原(博古早已离开西安)，而他自己仍坚守西安。
周恩来很清楚，环境越危险，局势越恶化，他越不能离开西安。
如果他离开西安，正在建立的红军联络处就难以在西安存在，红军难以在关中立足，国共谈判也难以进行，蒋介石难保不再开始“剿共”。
他留在西安，就是向全国人民宣布共产党、红军打不败，压不垮，在中国的政坛上必须考虑到中共和红军的力量及态度。
他留在西安等待顾祝同进城，就是表示共产党坚持和平、反对内战的决心和信心，表明和国民党合作的诚意。
这种胆识和远见为全国人民所敬佩，也使国民党不敢轻视，从而保证了西安和平局面的到来。
2月8日，国民党中央军和平进入西安，第二天顾祝同即和周恩来谈判。蒋介石又派张冲从南京赶来参加。
随后，周恩来到杭州、庐山、南京和蒋介石直接谈判，终于达成了国共合作抗日的协议。
自从张学良被扣押之后，蒋介石就对他手下的东北军进行了一系列的吸收和改编，很快将这支几乎达到了二十万兵力的军队收为己用，这是东北军的命运。
那么西安事变后的西北军又是什么样的情况呢？
杨虎城并没有被扣留甚至还拥有着原来的职位，那么在这种情形下西安事变后的西北军是否会发生变化？
西安事变后西北军的领导人杨虎城觉得自己的处境十分的尴尬，尤其是在张学良被扣押在南京之后，东北军被蒋介石控制住，而他的西北军也开始变得举步维艰起来。
西安事变的西北军让杨虎城左右为难，他不能指望向原来设想的那样形成新的局面，同时又对手下的西北军有着深深的愧疚。
不久之后在蒋介石的压迫下他辞去了身上的职务，然后被安排出国考察。其实这只是蒋介石为了吸收西安事变后的西北军的一种手段而已。
从此之后西安事变后的西北军走上了和东北军相差无几的道路，然后不停的被蒋介石拆散重整，逐渐的失去了很多的力量，最后融入到国民党军队的大团体之中。
但是值得庆幸的是这支西北军同时也是所有国民党军队中，包含共产党人数最多的队伍，很多将领都通过各种手段加入了共产党。
只是在这队伍中也有一部分人很早就被蒋介石收买，在西安事变之后一些西北军很快就投到了蒋介石的队伍之中。
除此之外大部分的西北军还是被蒋介石重新进行了整编，一些原来的队伍也被撤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