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汉谋把封天宇放在身边，指示上官若云好好指教封天宇，像带小弟弟一样待之。
上官若云把余汉谋的话放进心里，尽心尽力地帮助封天宇熟悉周边的环境，以及必要的规矩礼仪等等。
封天宇是机敏之人，上官若云说一遍，他就记住了。所以上官若云很喜欢姑父身边的这个小保镖。
后来，封天宇就穿上了粤军的军装，正式成为粤军军人。
梁干乔知道后，大为恼火：这个胡东太果然厉害，自己欲查封天宇，他就把封天宇送到余汉谋身边。
梁干乔清楚，就是查出封天宇什么，现在也是不敢动他的。
这个余汉谋以前跟着陈济棠也做了不少违背蒋公的事。但却在这次的“两广事变”中立下大功，如今可是蒋公眼中的红人。
所以他指示手下，对胡东太和封天宇查还是继续查，但不可轻举妄动。若查实他们是共产党，他会亲自去与余汉谋交涉！
而封天宇对自己服务的这个余汉谋并不具好感。主要原因在于在“两广事变”中，余汉谋投靠了蒋介石，使本来轰轰烈烈的“抗日反蒋”运动归于失败。
而在“两广事变”之前，他对余汉谋和陈济棠一样，是一种复杂的感情。
1934年他率领特遣队保护红军与粤军代表的“红房子”谈判，红军与粤军达成和平协议，他对他们具有好感。
后来，中央主力红军从粤北突围西征的时候，这个余汉谋果然信守诺言，让开了一条路，红军得于顺利通过一、二、三道封锁线。
关于粤军陈济棠、余汉谋的事，封天宇自从跟着余汉谋之后，在上官若云那里了解得更多了。
所以他觉得陈济棠和余汉谋都是极其复杂的人。他们一生都在为自已、为自已的小集团盘算着。
特别是作为“南天王”的陈济棠。
1934年春天，蒋介石打垮了十九路军蔡廷锴的“福建政府”，红军领袖备感唇亡齿寒，追悔莫及。
然而与红军领袖同感唇亡齿寒的，还有红军的劲敌、蒋介石亲自任命的“剿共南路军总司令”陈济棠。
此时，人称“南天王”的粤系军阀首领陈济棠更是兔死狐悲，余悸在心，惶恐不安。
陈济棠，广东人，字伯南。早年入同盟会，在粤军中历任连长、营长、团长、旅长、师长等职，1928年任粤军第四军军长，后官至一级陆军上将。
这一军阶，与李宗仁、冯玉祥、阎锡山平坐。
陈济棠满脑子封建迷信意识，自信他之所以飞黄腾达，全是命里注定。
陈的哥哥陈维周更是到处看风水，总想找一穴龙眠吉地来移葬他的母亲，以保佑陈济棠能取得蒋介石的天下。
陈济棠很信他命带妻财，因为当连长时与莫秀英结婚以来，就一直官运亨通，说这完全是莫秀英的“八字相夫旺子”的体现。
所以，陈很听莫秀英的话，连他修建的炮台，也要取名“秀英炮台”，取其吉利之意。
1929年春，陈济棠任第八路军总指挥，自打退了张发奎和桂系联军进犯后，统一了广东全省，并占据了梧州，扼制了广西唯一出海的咽喉。
1930年夏，蒋、冯、阎大战中原。陈济棠命部下蒋光鼐、蔡廷锴率两师之众，开进津浦线，帮助蒋介石，与阎锡山部作战。
不久，又出平汉线，与冯玉祥大战。结果，两战皆胜。
战事结束后，陈济棠部下又全部开往江西与红军对阵。
蒋介石为笼络陈济棠替他牵制桂系李宗仁、白崇禧部，指定中央政府将粤税收入全部拨给陈济棠作军费。
这样，“南天王”与蒋介石既有相互利用、相互勾结之时，又有相互猜疑、反目成仇之日。
1931年2月，蒋介石扣留胡汉民于南京汤山，陈济棠等人愤慨万分。
因为胡汉民和李济深本有师生之谊，而粤军将领，包括陈济棠等实权人物，多系李之旧部，与胡感情较深。不久，广州等地便掀起了反蒋高潮。
陈济棠于5月份联合李宗仁、白崇禧等通电反对以蒋介石为首的南京国民党政府。
5月27日，广州组织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非常会议，通过国民政府组织大纲，推汪精卫、孙科、唐绍仪、古应芬、陈济棠、李宗仁、李烈钧、唐生智等16人为国府委员，成立国民政府。
他们于第二天发表宣言，并对蒋介石发出最后通电，限其24小时内引退。
后来，蒋介石被迫于12月15日下台。
蒋介石下台后，陈济棠等虽然宣布撤消广州的国民政府，但又成立“国民党中央委员会西南执行部”、“国民政府西南政务委员会”和“西南军事委员会”等机构，以“均权分治”为幌子，而行军阀割据之实，将广东搞成半独立状态。
陈济棠的目的是控制这些机构，守住广东地盘，永踞“南天王”的“宝座”。
陈济棠自知无论政治、军事、经济实力都不如蒋介石，又知蒋介石为人奸诈，居心叵测，对广东的“分庭抗礼”绝不会轻易放过。
因此，陈济棠对蒋介石始终保持高度警惕，采取若即若离的态度。
此时，蒋介石正倾尽全力对付赣南红军，无暇与陈对阵，便采取安抚政策，封陈济棠为“围剿”红军的“南路军总司令”。
但陈并不愿替蒋介石卖命，只想保存实力。蒋因此骂陈“借寇自重”，但又无可奈何，广东局面于是得以暂时偏安。
自第五次“围剿”开始，蒋介石曾数次派员来粤催陈济棠出兵赣南围攻红军。陈意识到这是蒋介石借刀杀人，用红军力量削弱甚或消灭粤军，实现“一石两鸟”的阴谋。
陈济棠的如意算盘是：赣南红军能拖住蒋介石的主力和隔断蒋介石从江西进攻广东之路。
因此，他采取消极观望的态度，拥兵自重，保住地盘。但他又不能明目张胆违抗蒋介石的命令，否则，蒋介石翻脸也不好惹，于是，只好对蒋耍起了阳奉阴违的策略。
陈济棠表面上“服从”蒋介石的调动，勉强派余汉谋军从粤北入赣南，独一师派一部出闽西，摆出进攻红军的架势，以骗取蒋介石的饷械。
而在暗地里却又给红军送去一批子弹、药品、食盐、布匹等，对红军作出友好姿态。
1934年春，蒋介石嫡系部队李玉堂等部陈兵闽西南地区，对广东构成威胁。
尽管陈济棠撕破脸皮，连蔡廷锴最后一点血本——十九路军残部黄春和旅也缴了械，绝了蔡廷锴最后希望，但由于和蔡过去是上下级关系，犹觉隔墙有耳，芒刺在背。
陈济棠小心翼翼、胆战心惊，对蒋介石不能不作进一步的恭顺表示了。
另外，陈济棠当时不断向外国买进大批原糖，在广东糖厂加工，冒称广东白砂糖，即当时社会上的所谓“无烟糖”。
由于陈济棠把这种糖贴上国产的标签，“广东白糖”远销华北、华中等地，并得免重税而获巨利，这可说是明日张胆的营私漏税勾当。
蒋介石对这一情况釆取机变的办法，除军事上施予威胁外，还取消粤糖免税办法。
唯一交换条件，是要陈服从“中央”，同意增兵向赣南寻乌、会昌进攻，同时以发给战时补助相诱。
陈济棠在蒋的威逼利诱下，只好俯首贴耳，增添李扬敬纵队即第二纵队为骨干组成南路军，共投入6个师，1个重炮团的兵力，向寻乌、安远、重石、清溪、筠门岭等地区进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