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媚媚偕同林鑫儿（胡杏儿）、封天宇和袁尚，利用考察中药材的便利条件，在武夷山区及周边各地区与各游击队取得了联系。
叶媚媚与上述游击区的负责人进行了座谈。与他们一起学习中央文件、毛主席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著下的文章，传达了分局和项英同志的指示。
由于各游击区及游击队的负责同志己经通过各种途径，对当前局势和党在新形势下的任务及斗争方式有了一定的了解，所以大家对叶媚媚的到来，都不感到突兀，反而倍感党的温暖。
部队要下山了，叶媚媚希望大家尽早与国民党地方当局举行正式谈判，她说项英和分局正在与国民党江西、福建、浙江省政府谈判取得协调。
有的负责人提出要不要防备国民党耍阴谋？叶媚媚回答：现在国共合作己是大势所趋，估计任何势力都不敢轻易阻拦。当然必要的警惕性不能少，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是如此。
叶媚媚闽赣之行结束后，马上又奔赴湘鄂赣边，与湘鄂赣省委接上了头。从此之后，湘鄂赣边红军游击队的改编工作加快了步伐。
被国民党军队分割包围在湘鄂赣边区各地的党和红军游击队，起先并没有接到党中央有关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具体指示，只是从国民党的报纸上看到这方面消息的曲折反映。
湘鄂赣省委后来见到《解放》周刊上登载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文章，才初步了解我党关于这一问题的方针、政策。
党中央1935年发布的“八一”宣言，省委直到1937年1月才收到。
在与党中央失去联系的情况下，省委一面数次派人去党中央请示，一面部署各级党组织对党员进行“特别教育”，宣传贯彻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使党员的“思想、行动、意识、语言、态度都应该执行和平合作御侮救亡的新转变”。
在蒋介石执行“北和南剿”的严峻时刻，他们一面动员和组织各地武装力量反击国民党军队的疯狂进攻，一面与国民党地方当局进行停战谈判。
为了适应联蒋抗日政策的需要，省委于1937年5月10日正式成立了湘鄂赣军区人民抗日军事委员会，主席傅秋涛，委员涂正坤、邓洪、刘玉堂、钟期光、谢乾、谭启龙、江渭清、明安楼。
军事委员会统一领导和指挥湘鄂赣抗日红军游击队。
5月15日，以该会名义公开发表代邮快电，提出“凡诸同情本会抗日救国主张者，本会愿与之合作，共同奔赴国难”，“挽救中华民族危亡”的主张。
随后又发表了一系列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的文告，造成强大的政治攻势，迫使国民党接受停战谈判。
湘鄂赣人民抗日红军遵照中共中央的指示，积极与国民党武汉行营、南昌行营及其直接指挥下之各部队和地方党政机关，进行和平谈判，以増强统一的民族抗敌力量
在谈判开始之前，国民党当局利用叛徙进行所谓“招抚”、“收编”的活动，企图诱骗红军游击队“投诚”，用以瓦解红军。
湘鄂赣人民抗日红军军事委员会发出严正警告，迫使囯民党当局不得不停止诱降活动，派出代表与省委谈判。
自7月中旬开始，省委与国民党地方当局代表进行了多次谈判。
7月20日，省委与驻浏阳的国民党军第五十师谈判，双方协定：1、释放在押政治犯；2、在浏阳建立我方办事处；3、红军部队集中，番号改为“湘鄂赣人民抗日红军游击支队”。
8月29日，省委与国民党武汉行营就划定特区、驻扎部队、改编后的经费等问题谈判成功。
9月上旬，省委和省军区派出一批干部到各地整顿、改编地方游击武装，动员群众参军，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
第一批到东北分区的，有吴咏湘、张学平、周连相等人。
开始，他们并不清楚东北游击大队到底在哪里活动。
到了铜鼓县城，得知宜丰的潭山镇驻有囯民党江西省保安处政训团，是专门对付游击队的特务组织，应该了解游击队的活动情况。
他们一行3人当日赶到潭山，吴咏湘以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武汉行营集中专员身份，与政训团交涉。
在这里了解到：政训团企图在湘鄂赣边区国共合作谈判成功的消息传播开来之前，集中修（水）、铜（鼓）、宜（丰）3县“游击组”300多人，加上守望队，共有七八百人，企图以武力会剿湘鄂赣东北分区游击大队。
吴咏湘立即与在大塅部署“清剿”的政训团主任许达通话，要他们立即停止“进剿”，撤销一切军事行动。
双方达成在大塅举行谈判的协议。只等与游击队取得联系，立即进行谈判。
此时，东北游击大队在大队长吴嘉民、政委刘珍吾率领下，转战于九岭山区。
就在吴咏湘等人到达潭山时，国民党当局还在玩弄军事“围剿”和政治诱降的阴谋。
他们将东北游击大队围困在黄沙港、逍遥、龙门之间数十里的范围内，先后两次派人来劝降。说什么“湘鄂赣省委傅秋涛、涂正坤、谢乾等人己集体向武汉行营缴械投诚”，“你们游击队在国军重重包围之中，快下山缴械投降吧。”
当这一阴谋未能得逞时，国民党当局又玩弄新的花招，撇下吴咏湘等人，准备单独与东北游击大队谈判。
1937年9月19日（农历中秋节），国民党当局通过一名樵夫给东北游击大队送去国民党南昌行营的一封信，说准备派代表同游击队谈判。
同时，还送去一份傅秋涛等人署名的湘鄂赣省军区《停止内战、团结抗日告人民书》。
东北临时特委和东北游击大队负责人结合从报紙上了解到的国共合作抗日的消息，对当前发生的事态进行了认真研究，决定派特委代理书记曾金生和东北游击大队政委刘珍吾下山谈判。
为防止万一，又决定由大队长吴嘉民率领东北游击大队跳出敌人包围圈，转移到奉新、高安一带活动，牵制敌人，配合谈判。
东北游击大队与国民党南昌行营的谈判，前后共进行了3次。
前一次在宜丰黄沙港半山坡独立杉树下，后两次在国民党统治区内的铜鼓带溪。
在前两次的谈判中，囯民党南昌行营代表毫无谈判诚意，继续玩弄“招抚”、“收编”的把戏，遭到红军游击队代表义正言辞的驳斥。
为了迫使国民党当局老老实实坐到谈判桌边来，东北游击大队在奉新高岭消灭了敌人1个排，随后又袭击了渣村的敌据点。
在这种情况下，敌被迫撤出黄沙港、逍遥等游击区，其谈判代表也不得不重新坐下来谈判。
经过反复协商，双方终于达成了六条协议：
（一）双方停止武装冲突、进攻和袭扰，保证红军游击队和地方干部不遭一人一枪的损失，如有损失，国军方面负全部责任；
（二）确保双方人员行动自由、人身安全和开展工作之方便；
（三）红军停止打土豪，下山后一切经费由国民党政府负责；
（四）给红军游击队集中武装组织的方便条件；
(五）东北游击大队归湘鄂赣省军区建制；
（六）宜丰潭山为红军游击队集中训练地区，并与宜丰政训团直接联系。
由于上述协议是双方代表达成的，需要经过各自的上级领导机关认可方能生效，国民党当局到这时才不得不让省委全权代表吴咏湘等人与红军游击队代表曾金生见面。
吴咏湘与曾金山在大塅见面后，认为“协议内容完全符合省委指示精神”。
大塅谈判结束后，国民党当局立即解散了修、铜、宜三县反动游击组，撤走了龙门山附近的常驻正规军。
这时，吴咏湘、周连湘等人便开始寻找龙门山区的红军游击队。
但是，由于在谈判前夕国民党曾企图重兵会剿湘鄂赣东北分区游击队，造成了紧张局势，故一时难于找到他们的踪迹。
于是，吴咏湘就派人四处散发湘鄂赣省委关于国共合作宣言、传单，张贴布告以及给游击队的信。
同时，又到边区召开群众会议进行宣传，扩大影响。
经过一星期的努力，周连湘终于通过大塅地下党双坑支部书记刘海维等人，找到了己经转移隐蔽在龙门山三竹洞陈国光家里的湘鄂赣东北游击大队。
周连湘与东北特委代理书记曾金生见面取得了联系。接着曾金生赶赴潭山去见吴咏湘。
1937年10月初，湘鄂赣省东北游击大队18人来到宜丰潭山集中，编成“湘鄂赣红军抗日游击队第一支队第九大队”，吴咏湘为大队长，曾金生为政委。
群众抗日救囯的热情空前高涨，纷纷要求参加抗日队伍，出现了很多动人事迹，如17岁的刘平邀了4个伙伴从铜鼓跑到潭山报名参军时，恰好他父亲也赶到了潭山，父子2人双双参军。
在短短的一个多月内，游击队迅速发展到300多人。
在此期间，省委得到东北特委和吴咏湘的报告，又派出张蕃、骆奇勋、朱庆隆等人加强东北边区的工作。
并指示：“游击大队下山后，要向群众广泛宣传我党抗日主张，集中边区武装组织，扩大部队”。
刘珍吾、汪克明奉命到铜鼓、奉新等地宣传抗日，扩充部队。
在奉新上富，他们被国民党上富区公所以“破坏抗日”的莫须有罪名扣押并送往奉新县监禁。
后经吴嘉民、姜云义前往交涉，提出强烈抗议，奉新国民党当局才被迫释放刘珍吾、汪克明，并公开道歉，保证今后不再发生类似事件。
这一事件的顺利解决，为红军抗日游击队在边区各地扩充抗日队伍扫除了障碍。
在较短的时间内，苏区人民踊跃报名参军，红军抗日武装迅速扩大到280多人。
11月16日，部队从潭山出发，经铜鼓开往平江县嘉义集中，后改编为新四军第一支队一团二营。
与此同时，李成铁等人奉省委指示，前往平修铜边区整理、改编地方游击武装，动员群众参军。
在这一带活动的，有以傅彪为队长、约30余人枪的平修铜游击队和以朱晃富为队长、约30余人枪的平修铜保卫队。
经与国民党当局在渣津谈判并达成协议，下山集中的红军游击队动员爱国青年参军，红军抗日武装迅速扩大到约200人。
在新四军驻修水通讯处（设马坳）副主任傅彪、朱晃富率领下，于11月间开往嘉义。
战斗在金钟湖和峰顶山一带的东南游击大队，约有六七十人枪，在卢振陆、黄启富率领下，也开往嘉义集中。
1938年1月，新四军军部在南昌正式成立，湘鄂赣人民抗日红军游击支队奉命改编为新四军第一支队第一团。
支队副司令兼一团团长傅秋涛，副团长江渭清，参谋长王怀生，政治处主任钟期光。
全团官兵1100人，有步枪210支，轻机枪3挺，另外还有730把马刀。
1938年2月3日，部队从平江嘉义出发，开赴苏皖前线。途经长寿街、浏阳的东门、官渡，来到宜春的慈化。
广大群众欢欣鼓舞，沿途热情慰问。短短的三四天内，就有400多爱国青年踊跃参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