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解决南方其他游击区的国共合作、共同抗日问题，9月24日，南方8省游击区最高领导人项英，应国民党江西当局之邀，从油山经大余、赣州同地方当局头面人物会晤后到达南昌，下榻月宫饭店。
项英到南昌后，经过力争，给中共中央驻南京的代表发去电报，汇报并请示有关问题。
博古接电后，一方面转报延安，一方面回电项英。坚持南方三年游击战的中央分局由此恢复了与中共中央的联系。
在南昌，项英同国民党江西省政府秘书长刘体乾、保安处长廖士翘、参谋处长熊滨等人举行会谈。
双方就南方红军游击队的改编问题共同商定：
一、在南昌期间，项、陈以中共苏区中央分局的名义发表致南方各游击队的公开信，信由各该地驻军转递，俾得迅速集中。
二、项英返余后，即派员前往各游击区转达意旨。
三、当局政府必须采取措施，防止不良分子对游击区域的报复行为，以免阻碍游击队集中改编等。
9月29日，项、陈以中共苏区中央分局的名义发表《告南方游击队的公开信》，要求各地红军游击队迅速集中，听候点编。
这时，国民党当局下令撤走了部署在游击区周围的军队，释放了包括方志敏妻子缪敏在内的一批政治犯。
随后，项英宣布在南昌月宫饭店设立中共苏区中央分局联络各地红军游击队的总接洽处，由陈毅负责联络、洽谈南方各地红军游击队谈判改编等事宜。
10月初，项英从南昌返回大余池江，即派出干部到各游击区传达中共中央关于国共合作抗日的指示精神，通知红军游击队准备改编。
这时，驻南京的中央代表博古、八路军代表叶剑英根据中央的电文指示，给项英、陈毅写信，提出了红军游击队集中改编时保持独立性原则的三点“最低限度”要求，并委派机要交通顾玉良即赴赣南寻找项、陈。
顾玉良历尽艰辛，于10月8日在吉安一家旅馆里找到陈毅。10月11日又在大余池江找到项英，递交了中央有关重要文件和博古信函等。
10月12日，项英即由顾玉良等陪同，从池江经吉安、南昌、九江，乘船顺流而下，于10月22日到达南京，会见了博古、叶剑英。
10月23日，项英即赴延安，向党中央汇报工作。
在南昌谈判的前后，南方其他游击区领导人也陆续同国民党地方当局和驻军举行了和平谈判。谈判过程中自始至终充满了尖锐、复杂的斗争。
7月中旬开始，中共湘鄂赣省委派出代表同国民党地方当局在平江、浏阳先后举行了三次谈判，初步达成了一些协议。
8月20日中共湘鄂赣省委派黄耀南、刘玉堂、张藩等赴武汉就谈判中遇到的问题，请示中央驻武汉代表董必武，最后由董必武代表中共与国民党武汉行营代表谈判。
同月29日，湘鄂赣边游击区谈判成功，国民党武汉行营下令停止对湘鄂边的军事围剿，承认湘鄂赣红军游击队改为抗日军第一游击支队，出现了停战抗日新局面。
9月下旬，中共闽赣省委派曾镜冰、黄知真等下山，与国民党江西省南城保安司令部副司令周中诚、光泽县政府县长高楚衡谈判。
提出成立闽赣边人民政府，国民党撤走驻军以便红军游击队集中，闽北红军游击队改称人民抗日军独立旅，实行人民言论、结社和武装抗日自由等条件，并允诺停止进攻国民党军队和打土豪、实行减租减息。
谈判成功后，双方停止了军事行动。
10月，陈丕显同汀瑞边游击队负责人彭胜标，一起到瑞金县城与国民党独立三十三旅旅长黄镇中举行正式谈判。
在谈判过程中，陈丕显等首先阐述了共产党顾全大局，愿和国民党合作抗日的态度，同时驳斥了顽固派对汀瑞游击队的种种污蔑，一开始就掌握了主动权，使国民党对游击队提出的集结点编、筹划给养等问题不得不给予解决，谈判最终达成了合作抗日的书面协议。
11月，中共皖赣特委委派江天辉为代表与国民党地方政府谈判，达成以下协议：
准许游击队派人联络各地红军人员；撤退驻军，停止向根据地的进攻；解除移民并村的封锁线，恢复群众的生产自由；释放全部政治犯；游击队停止打土豪，部队的供给由国民党负责解决。
谈判后，特委又派李步新、江天辉赴南昌，向项英、陈毅汇报请示工作。不巧项英已去南京转赴延安、陈毅去了湘赣边。
国民党江西省保安司令部要皖浙赣边红军游击队到浮梁县集中改编，被李步新、江天辉当场严词拒绝。
此后，陈毅抵达中共皖赣特委所在地，并在特委会议上，详尽地阐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会议决定将皖浙赣红军游击队改编为江西抗日义勇军第二支队。
闽西红军游击队代表邓子恢、谢育才等，同地方当局举行过多次谈判，几经尖锐斗争，于1937年7月29日达成协议，双方在龙岩签订了协议书。
闽中游击区代表杨彩衡与莆田当局多次谈判，于同年9月上旬达成了协议。
闽浙赣游击区首席代表刘英同地方当局谈判于同年9月16日取得成功，双方就一些重大问题签署了协议。
浙西游击区领导人粟裕，给国民党地方当局递送了《国共合作抗日建议书》，双方经过谈判达成协议。
豫南游击区领导人周骏鸣等同地方当局谈判，于9月达成将红军游击队改编为豫南抗日独立团的协议。
南方各游击区同国民党地方当局的艰苦谈判成功，标志着南方国共合作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式，艰苦卓绝的三年游击战争结束，红军游击队纷纷出山，改编为抗日武装，为新四军的组建奠定了基础。
在国共合作抗日的新形势下，如何改编南方8省红军游击队的问题摆在国共两党面前。
国民党对中共在南方的革命力量心怀仇恨，仍念念不忘拔去这些革命支点，企图采取北和南剿的方针，剿灭南方红军游击队。
在“清剿”未达到目的后，又想以抗日之名收缴瓦解红军游击队。
中共中央考虑到，南方各游击区是今后南方革命运动的战略支点，不应该轻易地放弃。
因此，起初的想法是将各边区红军游击队改编为独立团、民团或保安团等地方武装形式；各地队伍不集中，不要求换地方，不脱离根据地，坚持在原地开展抗日斗争。
但随着局势的迅速变化，这一构想很快作了新的调整和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