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四军共7个师，第七师人不多地盘也小，却为何最富裕？
当年新四军中流传着这样一种说法：“一师打的仗多，二师造的香烟多，三师拔的据点多，四师的骑兵多，五师占的的地方多，六师吃的苦多，七师上交的银子多。”
从这句话可以看出，在新四军几个师中，七师的经济状况最好，上交的经费最多。
这是为何呢？事实上七师的人数并不多，驻地皖江抗日根据地范围也不大，为何能上交最多的经费呢？
这里面供给部副部长叶进明的功劳最大。
叶进明，浙江余姚人，17岁参加革命，18岁入党，曾在上海长期从事地下工作。
1937年12月新四军成立时，他就参与了筹建工作，后来担任了新四军总兵站站长。
皖南事变后，兵站改为供给部，他又担任副部长，一直负责财政和供给工作。
1944年12月，新四军参谋长赖传珠找到了叶进明，安排他前往七师为军部解决物资和经费问题。
新四军一共七个师，为何单单挑选七师呢？
原来虽然一师地处苏中粮仓，但那里日伪势力强大，还有不少顽军，几乎是个兵窝子，老百姓的粮食往往不到成熟就被抢光。
三师地处苏北，东临黄海，靠海的几个县都是盐碱地，年年减产，老百姓粮食不够吃。
另外几个师所在地的经济状况就更差了，因此军部决定，将七师的驻地巢湖、无为、芜湖等地设为筹粮筹款的重点。
这一带自然环境好，风调雨顺，称得上是鱼米之乡，并且这里日伪势力相对其他根据地来说较弱，便于开展工作。
巢湖、无为地区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这里不仅地势险要，而且自古就是屯粮要地。
三国时期孙权建都金陵后，首先派兵控制这里的粮食；唐末天下大乱，也是首先抢占这里；到了明初朱元璋与陈友谅作战，在这里存够了足够三年的粮草。
到了近代，太平军攻打南京，途径此地休整征粮；后来清军镇压太平军，也是首先控制这里，卡断了太平军的粮道。
日本侵略者当然也明白这个道理，也经常派兵在这里收集粮食。
叶进明知道自己的任务很重，不但要收集粮食，还要将粮食换成钱款和军需物资。
但叶进明并没提什么困难，第2天就带着五六个助手，在警卫部队护送下，辗转500里到了七师师部驻地无为团山。
叶进明到了之后，了解到七师并不缺粮食，难题是如何把粮食变成钱和军需物资。
虽然附近汤沟镇贸易发达，伪军也不敢严查新四军暗中卖粮，但是这样小打小闹速度太慢，而且很难买到军需物资。
在七师首长介绍完当地情况后，叶进明知道不能蛮干，利用当地汉奸汪子东的身份做掩护，利用他替新四军“做买卖”，是个不错的选择。
汪子东，浙江绍兴人，曾留学日本早稻田大学。毕业回国后，和同为绍兴的汪精卫搭上了老乡关系，论起辈分两人的太爷爷之前还是拜把子兄弟。
汪子东留学日本，学的是经商专业，又会一口流利日语，而汪精卫的伪政府刚成立，急需用人，就任命他为商业部粮食科副科长兼芜湖军粮收购站站长。
汪子东到芜湖后如鱼得水，同当地日伪、国民党混的很熟，不但办起了公司和商铺，还建了汪公馆。
汪子东虽然做了汉奸，但风评不算太恶，属于是可以争取的对象。
叶进明到达后，恰逢汪子东母亲刚刚过世，正好可以借吊唁的机会混进汪公馆和他见上一面，希望能在其身上打开缺口。
汪子东办丧事的第3天上午，叶进明一行几人来到汪公馆，送上一担礼品和50块银元，然后以汪子东堂兄汪子安的名义，前往灵堂上香。
汪子东正疑惑从没见过这位堂兄，就被一支枪顶住了脑袋，这时才明白来的是新四军。
叶进明开门见山表明了来意：“此次登门只是想拉你一把，眼下苏联红军要攻打柏林，日寇成了秋后的蚂蚱，蹦达不了几天，中国必胜，日本必败已成定局。你考虑过没有，日本投降后你怎么办？我劝你此时不要再为日本人卖命了，要好好考虑考虑你的前途。我们并非要你的脑袋，也不会让你为难，只是想和你做生意，让你成为我们生意上的合作伙伴，我们当然不会让你吃亏，可以让你的生意越做越大。”
汪子东被枪顶着脑袋，毫无办法，又听说新四军只想和自己做生意，只能说怎么安排他就照办。
叶进明见汪子东还算老实，就和他约定第二天晚上11时，在南街大河沿见面，商谈用粮食换银元和军用物资的具体条款。
哪知道第二天晚上叶进明一行在约定地点等了一个多小时，也没见到汪子东的身影，等到最后才来了一个汪子东的信使。
信上说“自己虽然遭人唾骂，但毕竟享尽了荣华富贵，新四军虽然正义在手，但是风餐露宿苦不堪言。自己不敢和新四军做生意，一旦让日本人知道自己的小命就没了。”
叶进明这才发现，汪子东虽然不算是铁杆汉奸，却也没这么容易就范，想让他乖乖和新四军合作，看来还是要再加把劲儿。
第二天一早，一艘大轮船拖着载满大米的10只木船，在前往芜湖的江面上被炸了，押运大米的伪军全成了俘虏。
与此同时，附近下乡买粮抢粮的伪军，也中了新四军的埋伏，所有大米都被新四军截获。
这不算完，汤沟镇连续两天晚上枪声四起；汪公馆门口的石狮子也被炸得缺头少腿；汪公馆的电话线也被切断，同外界彻底失去了联系。
新四军还用武力封锁了江面和路口，连续三天不让一粒粮食进入汪公馆，更不让一粒粮食流出汤沟镇。
这下汪子东算是尝到了新四军的厉害，第四天他终于坐不住了，不得不派副官与警卫团副团长前往七师，认罪求和。
这次汪子东不敢再耍任何花样，同新四军达成了协议，替新四军采办三类物资。
第一类是军火：20吨炸药、5万支雷管、50挺机枪、40门迫击炮、20部无线电发报机。
第二类为金属材料：5吨钢材、3吨铜、5部车床。
第三类为工业日用品：20吨盐、100箱火柴、30箱干电池、50箱西药。
新四军则以粮食和山货作价，其中粮食占70%，山货占30%。就这样，汪子东成为了新四军的“地下供给部长”。
另外叶进明还打着汪子东的牌子，在芜湖开设了“利德杂粮部”，由汪子东担任名誉经理，七师的地下党员汪仑任副经理。
巧的是杂粮部成立后，上海的日军第13军得到这个消息，也想在芜湖筹粮运回日本，还派了一个中佐来任副经理。
就这样杂粮部三个正副经理，一个代表汪伪，一个代表新四军，一个代表日军，好在平时汪子东和日军中佐都不来，实际负责的是新四军的汪仑。
这个店被汪仑经营得红红火火，每天的盈利相当于10根金条，汪仑擅长做账，每月都能抽出25根金条派人送回师部。
而汤沟镇在新四军的经营下，生意也越做越大，到1945年2月，新开的米行增加到10家、盐铺20多家、木柴店15家、煤炭店18家等等。
这些店铺老板全是七师派来的干部，整个汤沟镇的商铺几乎全是新四军的。
更加神奇的是，叶进明为了将各种军需物资运回新四军军部，还利用汪子东的关系，在南京、芜湖、镇江、扬州等地建立军需物资转运站。
这些转运站表面上挂着汪子东的牌子，自由进出日本的金融机关，购买各种军用物资，然后光明正大地将这些东西运回新四军军部。
汪子东之所以这么配合，其实也有他的原因：
第一，通过首次教训，他知道新四军的厉害，不配合新四军的工作就是自讨苦吃。
第二，通过一段时间的交往，他发现新四军办事公平合理，自己也不吃亏，而且风险也不大，可谓是一举两得。
第三，他心里也明白，日军已是日薄西山，抗战胜利已成定局，他也在为自己找条后路。
叶进明到达七师后，迅速解决了新四军的经费问题，其功劳得到了首长的肯定。
解放战争时期，叶进明还是从事自己擅长的工作，先后担任山东野战军后勤部长、华东野战军兵站站长。新中国成立后，又被任命为上海市人民政府公用局局长、上海市人民政府顾问等。
而汪子东则在抗战胜利后，举家搬迁去了日本，新中国成立后，他和叶进明还一直有书信来往。
改革开放之后，汪子东回国来到上海，时隔几十年后与叶进明重新相聚，叶进明对他抗战时的表现表示感谢。
汪子东却说：“我要感谢新四军，是新四军让我过上了一段有意义的日子，与新四军合作的那段日子是最值得我晚年回忆的好时光。”
除了叶进明，还有一个蔡辉。
蔡辉（1913－1952），又名蔡志伦、蔡悲鸿，农民家庭出身，江苏省盐城市滨海县新港乡人。
蔡辉年幼时，在家乡和川沙读小学，1927年进入黄渡师范学校。因闹学潮被开除，后转入上海吴淞中学。
1928年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1930年蔡辉考取新陆师范学校插班生，继续读书，并从事学生运动。
1932年，蔡辉于新陆师范毕业后，担任川沙县民众文化教育馆馆长，因搞革命活动，不久被免职，遂去上海从事工人运动，于1933年转为中共正式党员。
1934年蔡辉回本县组织了社会科学研究社，但不久被迫解散。
1936年，蔡辉在上海因出版秘密刊物《求生》而被法租界逮捕，判刑1年，抗日战争前夕出狱。
1937年冬，蔡辉在浦东从事抗日活动，成立“浦东抗日救国宣传团”，并任团长。
1938年，蔡辉又在奉贤县筹建奉贤县人民自卫团，自任团长。因处境困难，自卫团只存在两三个月便自行解散。
1940年，蔡辉任江南抗日救国军司令部的财经处处长，兼任沙洲县长。
期间，他领导反对日军经济封锁的斗争，取得了显著的成绩。
1941年，蔡辉撤到苏北后，担任新四军六师后方办事处主任。
1942年秋，皖江贸易管理总局正式成立，蔡辉任局长。1945年2月，新四军七师的皖江贸易局改为“大成贸易公司”，蔡辉任经理。
他为解决新四军和根据地所需的医药器材、药品而忘我工作。国共和谈破裂后，大成公司奉命北撤到山东。
1948年8月，胶东解放，大成公司宣告结束，蔡辉转任山东省政策研究所主任。
全国解放后，蔡辉任华东军政委员会财委办公室主任。1951年的“三反、五反”运动中，蔡辉被审查，并于1952年1月15日含冤去世，终年39岁。
1982年，中共中央组织部委托上海市委给蔡辉复查平反，恢复党籍，恢复名誉。
蔡辉和叶进明与七师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抗日战争时期，随着新四军第七师的的建立和发展，皖中抗日根据地（后称皖江抗日根据地）所需之行政费用、武器装备、穿衣吃饭等支出，也都与日俱增。
面对这一严峻的现实，1943年初，皖江行政公署财经处成立，叶进明兼任处长。
其后，军部又委派原在苏南地区江抗总办事处任财经处长的蔡辉来皖江任行政公署财经处副处长兼皖江货物管理总局局长。
1943年4月皖江货物管理总局易名为皖江贸易管理总局，总局局长仍由蔡辉兼任。
为搞活经济流通，加强根据地对外联系，1943年4月，在行政公署财经处和师部供给部的大力支持下，总局在汤家沟镇的万字会内兴办了“集成号”商行，蔡辉化名张光华，兼任商行总经理，还聘请了爱国人士唐晓光的岳父沈益民任经理。
为了取得反封锁的新突破，蔡辉通过可靠的社会关系，结识了江苏省旅芜民船同业公司会会长杨大炎。
蔡辉主动向杨大炎发出邀请，在杨来汤家沟期间，我方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政策予以启发，争取他为抗日救国做出贡献。
杨耳闻目睹我根据地情况，颇受启迪，表示愿意为我根据地出力。
经磋商，他答应愿和我们合作搞运输。我方也向他表示，倘若遇到日伪刁难，可来我根据地工作或继续经商。条件是二斤大米换一斤食盐，二百斤大米换一匹（合100尺）“龙头细布”。
杨回到芜湖后，当即联络了一批盐商，把他们收购的食盐约二万担和从周云海处易进棉布约500匹运来汤家沟，我方也如约以粮食等物资相付。
食盐全交给我“利民号”按“官价”出售，棉布亦及时送往七师师部作军用。
后来，从杨大炎口中得知，曾一度担任过芜湖维持会会长的汪子东有新的“苦恼”。
汪在1944年时，在专为汪伪政权采购军粮的机构“总力社芜湖分社”中任社长。由于我方严格控制粮食的流向，日伪军又多次向他施加压力，他正为采购任务难以完成而焦虑不安。
为此，他央求杨大炎，想与我根据地“以物易物”。蔡辉摸准这一情报后，及时向上级作了请示。
七师敌工部部长段洛夫、临江联络站站长吴锦章和总金库副主任谭伟等人，在皖江区党委指示下，作了周密的研究，并决定由蔡、段、吴三人在二坝附近中路约见汪子东。
汪在杨大炎、周云祥陪同下与蔡辉等密谈。当时，汪子东迫于压力，要急于“交差”，我方也急需军用物资，好打击日伪。
我方对汪的举动有所戒备但仍保持贸易，结果汪首次为我方偷偷运来了一批西药和布匹，我方以大米和黄豆交付。就这样，双方又连做了几笔大“交易”。
驻芜湖日本人楠木，以“总力社驻芜湖分社高级顾问”的身份常和汪子东在一起。
有一次，汪子东派人给我方送信，说他准备邀请楠木同访汤家沟，条件是必须做到绝密。
“总局”经请示后，区党委和行署同意安排这次接触，并指示要提高警惕，在摸清对方意图后再作具体行动。
蔡辉、段洛夫二人先作了周密安排，才将汪子东和楠木接到中路。
接触之后，我方对楠木的态度作了认真分析。大家一致认为，他在日伪军中身居要职，位置显赫，这不能不引起我方的警惕；但他能冒着风险来我根据地，已表明对侵华战争的厌倦，这确实是极其可贵的。
为此，蔡辉、段洛夫等人决定，继续保持和楠木的接触，进一步观察他的行动。
从楠木与我方接触后，他不时为我方提供一些情报。
1945年正月初二的拂晓，日军向我无为东乡发动“扫荡”。“总局”的干部王渔、朱革等五人不幸被俘。
蔡辉当即找到楠木，要他迅速设法营救，并由楠木亲自出面，一口咬定这五个是日军“登陆部队的雇员”，还以本人名义担保，使五个全部获释。
在长期艰苦的军需物资采购工作中，由于区党委和行署的高度重视，有蔡辉、段洛夫、吴锦章等出色的工作与领导，我们的采购人员均出色地完成了任务。
第7师的根据地皖江地区包含了芜湖、安庆、池州等地，从明末以来便是交通便利、商业较为发达的地区，从地缘政治上而言皖江地区的位置非常优越。
当然第7师成立最初，新四军军部对他们的定位是“战略机动部队”，是“插在华中日军心脏地带的刺刀”，并且专门任命擅于打硬仗的张鼎臣为第7师师长。
不过由于新四军军部后来的人事变化，张鼎臣被留在军部协助指挥整个新四军的作战，并未到第7师上任。
而军部后来考虑第7师优越的地理位置，便对第7师的定位有所调整，从准备打硬仗的“刺刀”转变为新四军的“经济印钞机”和军事情报中心之一。
在抗战初期（1937年-1940年12月），国民党拨给新四军的军费总额不足220万元（法币），皖南事变之后更是直接不给了。
那么在这样的大背景之下，第7师到底有多富呢？
咱们先从新四军第7师的后勤和装备上来看。当时的第7师是八路军、新四军中军费来源最充足的部队。
在八路军、新四军各部中，第7师的伙食标准是最高的。第7师当时士兵每月10元的标准，主食是大米，另外还发零用钱、牙膏1支、香烟3条。
这在当时的条件下，在非蒋介石嫡系部队里已经算是非常好的待遇了。
经军部特批，第7师的军装是整个新四军唯一用进口龙头细布缝制，军容军貌上也最为齐整统一。
而武器装备上为清一色的全日式装备。这不仅在新四军中，更是在八路军里都是最好的装备。
光是自己富那是远远不够的。第7师存在的4年多时间里，他们对新四军乃至全党全军的财政贡献都是最大的。
新四军参谋长赖传珠在他的日记中记载到，从1942年底开始算起到1945年春这段时间里，第7师给新四军军部以及由军部再转交给第5师的款项约合5300万法币。
这笔钱按照当时的价格折算约合26万两左右的黄金。如果按照当时蒋介石军队的标准，这笔钱可以养20个甲种师一年。
这个数字再对比一下此前蒋介石给的军费，简直就是一个天文数字。
而到了1944年，7师和皖江根据地的年财政可支配收入不少于1.5亿元。要知道当时规定，根据地的财政收入三分之一归地方政府，三分之一给军部，自己留下三分之一。那么第7师实际年收入很可能在4.5亿元左右。
1947年春新四军撤编后，负责清账移交的孙冶方等人回忆，当时第7师的总资产应该在1亿元以上，按照当时的价格折合黄金约50万两。
而且从1942年开始，蒋介石不再拨款给新四军，新四军军部的军费实际上大部分是由第7师承担。
第7师在抗战时期还修建了黄丝滩江堤工程。黄丝滩江堤工程从1944年2月动工，只经过三个月新堤便建成了——先后动员民工21万人，挖土44.4万方，最终修成长达15华里、高1丈9尺、顶宽2丈4尺、底宽12丈的新江防大堤。
黄丝滩工程保护了200多万人的生命财产安全，300多万良田免遭水灾。《解放日报》称“黄丝滩工程，不仅在皖中是史无前例的大工程，即在华中也是一件与人民生活切肤相关的大工程”。
咱们现在已经知道第7师很富有，那么问题来了，第7师为什么这么富？
第7师之所以这么富，首先要归功于饶漱石。是饶漱石决定调整第7师的定位。
他到了新四军之后，认为之前对7师的定位是不合理的。第7师的根据地靠近日军心脏地区，第7师人少兵弱，如果太活跃很快就可能面临日军的重兵围剿。
饶漱石向中央提出了把第7师所在的皖江根据地建设成“小上海”。中央对此很感兴趣，批复饶漱石大胆尝试。
得到了中央的支持，饶漱石就开始果断尝试。他派了叶进明和蔡辉去第7师，这两个人都是新四军里搞经济的好手。
起初第7师的做法无非也是打汉奸，从汉奸手里夺取钱财，但收效一般。
蔡辉叶进明到任之后发现，当时日伪控制的大城市经济不好，敌占区货币贬值。如果大城市的商人都通过根据地做生意，只要收取合理的税赋，经费问题就可以得到很大缓解。
于是第7师以盐粮和军需品为突破口，连接江浙、重庆等地，第7师对过往的货物只征收一次税。
此外新四军还对日伪地区实行全面的粮食封锁，汉奸要完成日军筹粮任务只能从第7师设立的贸易总局采购，实现了对敌占区粮食贸易的垄断。
而第7师的税率不高，军需和农业生产资料免税，布匹、棉制品、药品和食盐的税率低至5%，化妆品10%，奢侈品20%。这些对商人们来说很有吸引力。
蔡辉在汤家沟开埠通商，一天进出货船几百甚至上千艘商船，一条商船有几百吨货物。第7师的贸易税，收到手软，每天税收有几十万到上百万元。
也正是经过蔡辉、叶进明等人的经营，从1944年开始第7师和皖江根据地迎来了黄金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