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少敏（1902年—1977年），女，1902年出生在山东寿光县孙家集镇范于村，她原名孙肇修，参加革命后才改名叫陈少敏。
陈少敏父亲孙万庆曾于辛亥革命时从军当过连长，回乡后一边租田耕种，一边教小学。
陈少敏自小就随父读书，后来被送到教会学校，接触到西方的思想和一些科学知识。
13岁时，为解决家境困难，曾独自到青岛日本纱厂当过半年童工。
19岁时，家乡遇灾荒，父兄等因病饿死，陈少敏又步行250公里到青岛再当女工。
过了两年牛马般的苦工生活后，陈少敏于1923年加入了邓恩铭等人组织的秘密工会。
因参加罢工被厂方开除，又到潍坊进入美国人开办的文美女中读书，于1927年在校内秘密参加了共青团。
1928年，她转为共产党员，并奉派返回青岛领导工人运动。此时，陈少敏只有20多岁，却因老成持重被同志们普遍称为“陈大姐”。
陈少敏第一任丈夫叫任国桢，任国桢是我党早期的革命领袖之一，1898年12月23日生于辽宁丹东，原名任鸿锡，曾用名任国藩。
任国桢1918年入北京大学俄文系预科。192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5年起，任中共奉天支部书记、哈尔滨《东北早报》编辑。
1928年9月，任中共哈尔滨县委书记、市委书记。
1929年任中共满洲省委委员、候补常委等。同年底赴上海，进中央干部训练班学习。
1930年2月，中共山东省委因出现叛徒连遭破坏，几位主要领导人均被捕，省委机关也由济南转移到青岛，故中共中央派任国桢到山东，任临时省委书记，着手恢复党的组织。
3月中旬，任国桢到达青岛后，首先要租间房子，作为省委秘密办公机关。
但当时招贴租房启事都写着“没眷属不租”的字样，当时眷属尚在东北老家的任国桢，自然无法租房。
为了能租到房子，更是为了掩护新来的省委书记，组织上便派陈少敏到任国桢身边，假扮夫妻，协助工作。
陈少敏当时在打蛋厂当工人，白天在厂里上班，晚上陪着任国桢外出从事秘密活动。后来这一对革命的假夫妻就成了真伴侣。
任国桢和妻子陈少敏的家在青岛陵阳路，他们的家就是山东省委的办公地址。
中共山东省委成立的时候，正逢青岛人力车行的工人因车行把租车费一提再提，工人无法生活，1000多工人罢工到市政府去请愿。
为了深入车行了解情况，正确领导车行工人的罢工运动，省委书记任国桢化装成人力车工人，租了一辆人力车，到车站、码头去接触人力车夫。
任国桢因揽客不在行，头一天拉着空车跑了一天，没拉到一个客人。
任国桢怕总拉不着客引起特务的怀疑，晚上便与陈少敏商量：“不拉客就无法接触人力车夫，光拉空车又会引起特务的怀疑，你坐车我拉车，结婚时你连轿都没坐上，这回给你补上。”说着，两人都笑了。
第二天，省委书记真的拉着自己的妻子，混在人力车中东跑西跑，借机向人力车工人了解情况。
任国桢因身体不好，没跑多长时间，便累得满身大汗，衣服都湿透了。
陈少敏坐在车上心疼，几次要下车拉任国桢，刚要下车，任国桢便严肃地说：“这是工作，不是在家！你要像坐车的，老老实实坐在上头。”
陈少敏只好坐在车上不动，心里却急得很，怕累坏了丈夫。
很快，山东党的组织就得到了恢复。
任国桢到山东不到一年，又出了叛徒。1930年，陈少敏和任国桢一同调往北平。
这时，陈少敏已怀有身孕，因没有固定收入，生活极度困难，靠在街头巷尾给人洗补衣服、打零工度日。
1930年12月，任国桢被中共北方局任命为中共北平市委书记、河北省委委员。一个北平市委书记的夫人却过着这样艰苦的生活。
1931年春任国桢被调到天津工作，同年9月任中共唐山市委书记。
10月9日，他以中共河北省委特派员身份到山西工作，21日由于叛徒出卖，于山西特委秘书处（太原市典膳所8号）被捕。
在敌人的严刑逼供和叛徒的无耻指证下，他大义凛然、威武不屈，于1931年11月13日被阎锡山杀害，年仅33岁。
任国桢牺牲时因陈少敏有孕在身，组织上一直对她保密，女儿生下来以后才告诉她。
陈少敏当时很悲痛，她带着孩子怎么工作，于是她带着8个月的女儿回老家，交给她母亲，自己又回到天津一带，继续干工作。
结果，过了七八个月家里来信说，她女儿一岁半时得麻疹夭折。
1931年到1932年之间，陈少敏忍受了丧夫失女的悲痛，坚持跟着党走，为党做工作，革命意志丝毫不动摇。
陈少敏有始至终没有忘记任国桢，直到晚年，陈少敏还把任国桢的照片挂在卧室内，让他的照片陪伴自己每一天，从心底里想念他。
任国桢牺牲后，1932年陈少敏任中共天津市委秘书长，妇女部部长。同年10月被捕，1933年1月获释。3月调任中共唐山市委宣传部部长。
1934年1月在天津负责主办中共河北省委的刊物《实话报》。9月以河北省委妇女委员会代表的身份到冀鲁豫和冀南特委帮助开展妇女工作。
1935年5月任中共冀鲁豫特委组织部部长，后任特委副书记。
1937年11月，陈少敏离开延安到南昌，任中共江西省委妇女部部长，为开展统一战线工作，组织和团结广大妇女奋起抗日，付出了极大的努力。
1938年5月调任中共河南省洛阳特委书记，7月任中共河南省委组织部部长。1939年同李先念率领小部队，先后到达鄂中地区创建抗日根据地，任中共鄂中区委书记兼任新四军鄂豫挺进支队政治委员。
1937年，陈少敏在延安中央党校学习时，同班的原湘鄂赣省委书记涂正坤的妻子在长征途中遇敌人包围生死不明，二人在经历相似的情况下有了感情，结了婚。
不久，党分配他们一起去南方从事抗日救亡工作。
陈少敏在南方工作不久，发生了一件意外的事情：涂正坤的前妻在那次反动派的集体屠杀中并未牺牲，她从死人堆里爬出来，辗转到了延安，还给涂正坤写来了一封信。
陈少敏接到这封信，又喜又愁。喜的是革命队伍又多了一个阶级姐妹；愁的是自己所处的困难处境。
她经过整整一天一夜的思想斗争，终于作出了抉择。她把信交到涂正坤手上，坦然地说：“俺已经想好啦!这位同志和你出生入死，现在又死里逃生，她更需要温暖，更需要爱情，更需要你的关怀。你快给她回信吧，咱俩马上办理离婚手续，俺这就回延安去，请组织上把她调来南方。”
涂正坤用泪眼望着陈少敏，仍不知如何是好。
陈少敏郑重地说：“你看，咱俩相处这么长时间，难道你还不了解俺?俺可不是在情人怀抱里成长的，俺是在党的怀抱里成长的，俺马上回延安，找党啊!”
但是还没等有个结果，涂正坤就出事了。
1939年6月12日下午3时许，驻平江第九战区第二十七集团军司令杨森所部策划反共事变，制造了震惊中外的平江惨案，涂正坤在这次惨案中壮烈牺牲，时年42岁。
涂正坤牺牲后，陈少敏在1940年1月改任中共豫鄂边区党委书记。
1941年1月皖南事变发生后，部队改编为新四军第五师，她任副政治委员。
1943年1月任中共豫鄂边区党委副书记，为建立豫鄂边区敌后党的组织、创建革命根据地、发展中原敌后游击斗争，做出了很大成绩，是中国共产党长期主持一个地区全面工作和直接领导武装斗争的少有的女领导干部。
1945年6月，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被选为候补中央委员，10月后任中共中央中原局组织部部长。
1946年担任中共中央中原局组织部部长（中原局常委）。
下面本章用一定篇幅介绍陈少敏在长期革命斗争中的轶事，以飨读者：
1934年的秋天，陈少敏以省委妇女代表的身份，来到内黄县沙区一带开展妇女工作。因为她从小没有缠过脚，群众都叫她“陈大脚”，妇女们管他叫“陈大姐”。
陈大姐来到内黄县沙区以后，经常在千口、马集、化村、井店等村庄活动。她除了和党的负责人王从吾、王卓如、张增敬等人联系工作外，和妇女党员张栋、王先荣、赵兰枝、王山兰混得很熟，就像一家人一样。
她们一起到沙窝里拾枣、捋野菜，到硝河的芦苇丛里秘密开会，发动妇女们开展反帝反封建斗争。
1935年初，千口村天主教堂把赵家祠堂的一口大钟抢去，挂在教堂门口，作为跪经做“弥撒”的警钟，天天敲钟行礼颂经。
特别是“礼拜”，敲得更响，群众对这件事都很气愤。
有一天，清丰县一个叫杨玉子的铁匠在千口村头生炉打铁。他听到钟声后，问这是干啥的？人们对他说，教堂敲钟做“礼拜”。
杨玉子顺着话题说：清丰县有一个女教徒仗势欺人……。这话传到了天主教头头的耳朵里，他们就把杨玉子叫到教堂，痛打了一顿，并罚款请客两桌。
这件事更加引起了千口村群众的不满。陈少敏借此时机，发动妇女党员张栋出面，组织了妇女“叩头会”，得到了群众的支持，仅千口村就有300多名妇女参加了这一组织。
农历正月十三，“叩头会”在妇女党员的带领下，像潮水一般涌进教堂大院。她们把天主教头头拉出来进行说理斗争，并把教堂抢走的大铁钟夺回来，重新挂在了赵家祠堂门口，群众在大街上鸣放鞭炮，庆贺斗争的胜利。
天主教头头挨了斗，随即向国民党濮阳县当局告状，诬蔑共产党组织农民暴动，为首的是女共产党“陈大脚”。
当时，陈少敏因和王卓如、张增敬一起组织“穷人会”，进行抢秋、借粮和卡枪活动，已经引起了敌人的注意。
天主教头头告状后，国民党濮阳县当局认为陈少敏确实是共产党，于是立即悬赏通缉陈少敏。
群众听到这个消息后，都为陈少敏的安全担心。千口村一位六十多岁的赵妈妈拄着拐杖走到濮阳城，探听敌人的动静。
回来后，她向陈少敏说：“你别管啦，花钱由俺拿，官司由俺打！”
陈少敏遭通缉以后，住在千口村张栋家后院的一座草屋里，一连十几天没有出门，由张栋家的雇工王六麻子天天给她送饭吃。
一次，陈少敏在院子里活动，被西院地主赵绍福的老婆从楼上看见了，她便在大街上散布说：“张栋家窝藏着肉票。”
张栋怕敌人发觉来搜查，就让六麻子撑着船，连夜渡过硝河，把陈少敏转移到了马集村王秀花的家里。
那时，民团天天出动捉拿她。为了躲避敌人，陈少敏常常踩着敌人的脚跟走，敌人进村她出村，敌人出村她进村。
一天拂晓，她让王秀芝十几岁的儿子庆丰带路，由马集到化村去，走到三孔桥西边一座土窑附近，听村里出来的人说，民团到化村抓人。
陈少敏心想，自己还没有到，怎么敌人就知道了呢？于是，她急忙躲进土窑里，让庆丰在窑外装着采野菜，监视敌人的行动。
谁知到了太阳偏西，敌人还没有出村。她又让庆丰去村里察看，庆丰回来说敌人已经走光了，她才进了村。
晚上，庆丰的奶奶煮了一锅野菜汤，陈少敏喝了一大碗，便去妇女党员赵兰枝家牛屋里睡觉。
陈少敏告诉赵兰芝，她要到野庄去参加县委会，想借兰枝男人的衣服，女扮男装，还让兰枝扮成媳妇，像夫妻串亲戚一样，一同去野庄。兰枝听了，觉得又好笑又担心。
兰枝连夜和了一盆好面。第二天一早，她蒸了一锅白馍，用竹篮盛上，让陈少敏穿上男人的大褂，扎上一条大腰带，头扎羊肚手巾。化装停当，二人上路了。
到了野庄村南头，突然从村里出来两个背大枪的民团团丁。她躲藏已经来不及了，而且这时再躲避反而会引起团丁的怀疑。于是她们迎着团丁，大大方方地向前走去。
两个团丁问：“干什么的？”
陈少敏是山东寿光县人，兰枝怕她说不好河南话，急忙回答说：“走娘家。”两个团丁根本没听兰枝说什么，四只眼睛一直盯着陈少敏胳膊弯挎着的馍篮子。
一个团丁走到她面前，伸手扯下了盖馍篮的带穗手巾。这时，陈少敏显得非常镇静，她学着河南话说：“这馍是俺看小孩他舅的，兄弟饿了就吃吧！”
说着，顺手拿出两个白馍递给了团丁。两个团丁又从篮子里抓了几个，大口大口地吃着扬长而去。
陈少敏向兰枝使了个眼色，二人进村，拐进一个胡同，向共产党员郭法堂家走去。
1936年6月21日，县委负责人张增敬约定陈少敏到邵村张怀三家接头，陈少敏冒着雨来到邵村。
次日天刚亮，国民党濮阳专员丁树本派人突然包围了邵村。张增敬被捕，陈少敏机警地躲到厕所里，翻墙跳到了张怀三的邻居家，因天不亮看不清楚，跳墙时正巧掉进邻居的水缸里，弄得浑身水淋淋的。陈少敏顾不得这些，顺墙根摸出村，钻进了庄稼地。
从此，陈少敏离开了沙区。沙区的妇女不知陈大姐的下落，常常为她担心。王从吾的姐姐王先荣放心不下，就打扮成一个讨饭的妇女，挎着篮子，拿着打狗棍，走村串户，四处打听陈大姐的消息。
有时在地里看见一座新坟头，就进村询问谁家死了人，是男是女？王先荣在外边寻找了一个多月，也没有找到陈大姐。后来陈大姐在清丰听到这个情况，感动得流下了眼泪。
在经历过革命战争的老一代共产党员中，人称“陈大姐”的陈少敏享有很高的威信。
毛主席曾称赞她是“白区的红心女战士，无产阶级的贤妻良母”。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沙场上，她又是一员杰出的女将，这位女革命家的高风亮节，多年来一直被人们怀念和称赞。
在七年白区工作中，陈少敏坐过监狱，也忍受过丧夫亡女之痛。1935年，她化名“老方“到冀鲁豫特委担任组织部长时，动员起成千农民起来斗争，还建立了一支300人的游击队。反动政府惊恐之余，到处通缉“共党女匪首大脚老方”。
1937年，陈少敏到延安中央党校学习后，同新婚丈夫一同南下工作。
翌年，她到河南任省委组织部长，在确山县“红色竹沟”主办教导大队，并兼任游击队政委。
不久，她率部东进与李先念会合，鄂豫独立游击支队编为新四军第五师，李先念任师长兼政委，陈少敏任副政委。这位在边区人称“女将军”的副政委还带头赤脚下田。
“陈大姐，种白菜，又肥又大人人爱”的歌谣一时传遍中原地区。
解放战争开始后，陈少敏任中原局副书记兼中原军区副政委。部队被敌包围时，同志们劝她撤走，她却坚持留下。
当蒋介石下令“活捉李先念、王震、陈少敏“之际，中原军区部队已奋勇冲出包围圈。在突围的千里征途上，陈少敏虽然患病，却拄着一根树棍坚持随队行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