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次“围剿”失败后，经过短暂休整，蒋介石开始准备第五次对中共各根据地的“围剿”。
1933年7月，蒋在江西庐山开办陆军军官训练团，分期分批训练中级以上军官。
训练“惟一的目的，就是要消灭赤匪，所以一切的设施，皆要以赤匪为对象”。对应其“从前剿匪剿不了，并不是我们武力不够，而是我们精神不良”的认识，训练团特别注重战斗、团结精神的教育。
训练结果，按蒋自己的说法：“因为时间过于短促，对于学术科没有多大的进步，但是各人的精神思想，和所表现的仪容、态度、动作，比两星期以前，完全不同了。”
同时，干部集中、朝夕相处对来自各地方、各派别的军官“把眼前畛域派别的观念，和频年交相火并的宿怨前隙，不期然而然的消弭泯灭”，也发挥了一定的作用。
以红军作为假想敌，郑重其事地开办庐山训练，反映蒋介石对再一次与红军作战的充分重视。
他充分吸取前几次“围剿”失败的教训，将新一次“围剿”定位为军事、政治、经济、社会的总体战。
基本原则为“三分军事，七分政治”：即“用三分的力量作战，用七分的力量来推行作战区的政治”。
“一方面要发挥军事的力量，来摧毁土匪的武力；一方面要加倍地运用种种方法，积极地来摧毁土匪所有的组织，及在民众中一切潜势力”。
秉着总体战的思路，国民党方面采取了一系列政治、经济、社会政策，严密统治、收揽人心。
其中，对苏区最具威胁的是封锁政策。通过实行严密的经济、交通和邮电封锁，严禁粮秣、食盐、工业品和原材料等物资流入苏区，断绝其与外界的联系。
蒋介石判断：“匪区数年以来，农村受长期之扰乱，人民无喘息之余地，实已十室九空，倘再予以严密封锁，使其交通物质，两相断绝，则内无生产，外无接济，既不得活动，又不能鼠窜，困守一隅，束手待毙。”
蒋介石在第五次“围剿”中选择持久消耗的作战方针，和当时国内外相对有利的环境有着密切的关系。
周恩来曾经谈到，蒋介石在“第五次‘围剿’时能动员五十万军队发起进攻、实行封锁，那是他势力最强大的时期”。
确实，和前四次“围剿”几乎一直在国内外动荡局势中进行相比，第五次“围剿”进行过程中，南京政府内外环境相对宽松，给了其从容展布的机会。
从外部环境看，当时对国民政府压力最大的日本压迫有所缓和。长城抗战并签订《塘沽协定》后，日本在华北活动告一段落，北方的压力暂时有所减轻。
此后直到第五次“围剿”结束，日本在华北一直未有大的动作，南京政府获得第三、四次“围剿”以来相对稳定的外部环境。
注意发挥前线指挥官主动性，不过多干预具体作战，是蒋介石在第五次“围剿”期间指挥作战的一个突出特点。
而前线指挥官尤其是主力部队第三路军指挥官陈诚也表现出相当强的主动精神，对战役胜利发挥了重要作用。
当国民党方面制订出持久消耗的作战方针时，其所依恃、针对的即为中共作战资源的短缺。
应该说，这确实击中了中共反“围剿”作战的弱点。作为被迫面对战略决战的一方，中共在作战资源上远远无法和国民党抗衡。
中共自己承认：“照物质上的力量比较起来，白军真可以两三个月‘荡平赤匪’。”
当红军未能打破国民党军的封锁，被迫退入苏区基本区域进行保卫战时，这一弱点更暴露无遗。
长期从事后勤工作的红军将领总结道：“根据地人民竭尽全力，也不能保证及时供应，这也是导致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原因之一。”
中央苏区是人民革命的产物，民众的支持和苏区的存亡息息相关。
不可否认，通过土地革命和一系列的社会革命措施，中共在中央苏区获得了相当高的支持度。
但是，1933年前后“左”倾领导人在苏区中央逐渐掌握控制权，推行一系列过左的社会、政治、经济政策，这些政策相当程度上损害了中共政权与民众间的关系，一定程度上影响到了中共对民众这一政治资源的拥有和发展。
加上中共在早期政权建设过程中经验不足，行政体制和监督机制不健全，在初期理想主义的热情消退后，各级政权中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现象滋生，也影响到了中共政治力量的发挥。
这些问题在军事紧张的特殊形势下，更进一步被暴露和放大。
综上所述，第五次“围剿”与反“围剿”中，国共双方的成败得失有着多方面的原因。
国民党方面有针对性地制订战略、战术并坚决加以贯彻，是其获胜的主要原因。
而苏区物质、人力、政治资源的短缺与破坏则是中共在这场持久消耗战中遇到的难以逾越的陷阱。
应该说，在内外环境较为稳定、国民党已经逐渐实现对中心区控制的背景下，因着国民党政权内部冲突得以发展壮大的红军及根据地，继续在国民党政权中心区域附近生存已经十分艰难。
而第五次反“围剿”期间，国共双方力量在多种因素制约下形成的此消彼长局面，更加剧了中共的困难。
在这种情况下，长征进行战略大转移以开辟新的生存区域，可以说是中共寻求继续生存、发展的必然之举。
在红军的多次反“围剿”中，第五次反“围剿”历经时间最长，红军损失最大，教训最深刻。
总之，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以及稍后的湘江之战的失败，给中国共产党、中国工农红军、中国革命几乎造成灭顶之灾，说是一场“浩劫”一点也不为过。
此次反围剿，持续1年之久，中央苏区军民全力以赴，为保卫苏区，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付出了巨大代价，给予国民党军大量杀伤。
但由于中共中央实行错误的军事战略和作战原则，使这次反围剿作战始终处于被动，以致在红军遭到严重削弱、中央苏区大部丧失的情况下，被迫进行长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