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4月28日，中央苏区北大门广昌失守，国民党军开始逼近中央苏区腹地。红军通过内线作战粉碎国民党军第五次“围剿”的可能性已经很小。
在这种严重困难的情况下，中央开始考虑主力红军进行战略转移的问题。
军事工作负责人李德曾两次在会议上表示：“在敌人坚持堡垒战的条件下，要在苏区内取得决定性的胜利是没有希望的；因此，我们必须采取以主力部队突围的方针，以便重新获得广阔的作战区域，并为此作好一切必要的准备。”
5月初，中央委托李德草拟了关于5月至7月军事措施和作战行动的计划，对于突围的准备提出了一些原则性的要求：
贮备粮食、冬服，以保障红军的物质需要；建造新兵工厂，以修理机枪、迫击炮和野战炮以及制造各种弹药，特别是迫击炮弹和手榴弹。
政治上和组织上系统地加强志愿兵的动员工作；改编军队，配足各师的兵力，……贯彻符合运动战要求的训练原则，以及其他内容等等。
中央红军突围的准备工作，首先是迅速扩大红军，组建新的兵团。
广昌战役之后，军委要求在红五月再进行一次扩大红军的突击运动，完成14000名的扩红计划。
“五一”劳动节宣言号召全苏区每一个工人与农民武装起来，加入红军中去！
5月18日，军委发布《武装起来，到红军中去!》的宣言，提出5、6、7三个月在中央苏区扩大红军5万，红五月完成扩红2.7万人的号召。
7月7日，军委总动员武装部在关于5、6两月扩大红军的总结中，宣布扩红任务提前超额完成，扩红总数达62269名。
9月4日，军委又发布紧急动员令，提出在9月27日以前，动员3万新战士武装上前线，充实独立营团。
由于新兵源源不断，使红军能组建好几个师的部队，比如以周昆为军团长的第8军团，以周子昆为师长的34师等部队。长征开始时，部队里大约一半是新兵。
筹集粮款。随着扩红运动的迅猛发展，粮食需要量迅速增加，为此下发了一系列文件。
8月8日《红色中华》发表粮食部长陈潭秋的《24万担粮食动员的总结》，宣布“24万担粮食的动员，已经基本完成，而且多数的县份超过了”。
同时提出了新的任务：“秋收中60万担借谷与土地税的征收，需要我们比24万担动员更加百倍的努力。”
9月30日，陈潭秋宣布秋收借谷任务圆满完成，动员的成绩是68.8万余担，收集58万担。
与此同时，筹集现金的工作也在加紧进行。
博古等人决定采取非常措施，把埋在瑞金附近山洞里的金银财宝统统挖出来，分给各军团，以便一旦离开苏区后有钱采购物资。
有关部门还发动群众打土豪筹款。《红色中华》第227期报道了各地发动群众查找地主埋的金银窖以筹集现金的情况。
在6月、7月两月，博生县筹到47000余元，会昌县筹到44000余元，于都县筹到44000多元，西江县筹到53000余元……
《红色中华》的署名文章要求，“必须继续过去的经验，迅速地彻底地纠正一切筹款工作中的不好的倾向，坚决的完成新的筹款计划：9月、10月、11月三个月筹款80万元。”
进行武器弹药等物资准备。《红色中华》于6月发表社论说：“目前革命战争到了决定胜负的紧急关头，前线上军用品的需要，万分迫切”。
“我们一定要自己大规模的制造弹药武器，制造大批的子弹、炸弹、枪枝、手榴弹、刺刀”。
“这些武器的制造，需要大量的子弹壳、铜、铁、锡、硝等物品”。
“为此，我们急迫的需要15万斤的弹壳，15万斤的锡，15万斤的铜，20万斤的旧铁与10万斤的土硝。”
从7月开始，各地进行了收集军用品的突击运动。
据张爱萍回忆：“在我们的队伍里，除了高级指挥员外，战斗员们都是带着四个或六个手榴弹，一枝步枪一把刺刀，以及满袋的步枪子弹。这些(除枪外)都是我们自己的兵工厂制造的，出发前才发来的新家伙。我们的帽子、衣服、布草鞋、绑带、皮带，从头到脚，都是崭新的新东西”。
由此可见，武器弹药、被装物资等方面的准备颇有成效。
军事部署上的准备。在长征出发前，为给主力红军突围创造条件，采取了几项重大的军事措施。
据程子华回忆，1934年5月，他被周恩来叫去谈话。
周恩来当时对他说，红军处境困难，国民党的兵力比红军大无数倍，革命根据地正被蚕食。这样，人力和物力的潜力不断下降，红军面临着一种“近在眼前的危险”。
怎么办？周自问自答地说，红军准备开始进行一次惊人的行军，以便开辟一块新根据地。
为此，决定派程子华去领导坚持鄂豫皖斗争的红25军，并把这支部队转移到一个新的根据地去。
7月，寻淮洲奉命率领第七军团从江西瑞金出发北上，到达赣东北根据地，与方志敏领导的红10军会合，组成北上抗日先遣队，在敌人后方发动抗日反蒋斗争，以牵制敌人进攻中央苏区的军事力量。
8月，中央又命令任弼时、萧克、王震领导的红六军团，离开湘赣苏区，转移到湘鄂西，与贺龙、关向应率领的红二军团会合，为中央红军转移西进开辟道路。
所有这些军事行动，都是为了配合主力红军的战略转移。
而转移的突破口又应该选在哪里呢？
9月初，广东军阀陈济棠因为害怕国民党中央军借“围剿”红军之机推进到广东附近，威胁他的生存，便派密使去见周恩来，建议举行私下谈判。
中共中央对此作出了积极反应，派出何长工、潘汉年去谈判，他们在离筠门岭约40里的一个地方同陈济棠的代表达成了协议。
协议规定同盟停战，互不进攻对方，互通情报，互相借道。
这个协议的达成，使中央红军在长征之初得以顺利地突破了国民党军的三道封锁线。
对主力红军撤离中央苏区后的斗争作了部署。
为了领导留在中央苏区和其他根据地的红军、干部和革命群众坚持斗争，决定在中央苏区成立中央分局、中央军区和苏维埃中央政府办事处。
中央分局由项英、陈毅、贺昌、邓子恢、张鼎丞、谭震林、梁伯台、陈潭秋、汪金祥、李才莲等组成。
项英任中央分局书记、中央军区司令员兼政委，陈毅任中央办事处主任。
在武装力量方面，留下了一部分部队。留在江西苏区内的武装力量共计三四万人，留在闽西坚持斗争的武装力量约一万余人。
中央规定留下的红军的任务是掩护主力转移，保卫苏区，保卫土地革命的胜利果实，在苏区及其周围坚持游击战争，准备在有利的条件下配合主力反攻，恢复苏区。
综上所述，中央红军为了实行战略转移，用近半年的时间，从各方面进行了长期的大量的准备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