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十八团在新圩接防后，仓促在新圩南面楠木山村附近的炮楼山一带进行布防。
其中以两个营扼守楠木山村附近之炮楼山，一个营布防于陈家背。
桂军以一部绕过红十八团向北追击，一部留在楠木山村围攻红十八团。
12月1日拂晓，桂军对红十八团楠木山阵地发起猛攻，红十八团伤亡惨重。
为避免部队被桂军吃掉，红十八团炮楼山防守部队被迫后撤，向在陈家背布防的那个营靠拢。
桂军紧紧咬住十八团不放，在十八团撤退后迅速占领炮楼山，并一路跟踪追击。
红十八团的两个营刚撤到陈家背，桂军便追了过来。
战至中午，红十八团一部被分割包围于陈家背，一部在团长曾春鉴、政委吴子雄率领下突围而出。
他们边打边撤，向湘江岸边转移，最后被桂军分割包围于全州古岭头一带。
红十八团约两千名将士大部分壮烈牺牲，只有少数战士突破重围，但又在随后的地方民团的围剿中惨遭杀害，只有为数不多的战士隐姓埋名，流落民间。
红六师另外两个团（十六、十七团）损失也比较大，全师基本上不成建制，后缩编为一个独立团。
????由于机关及非战斗人员过于庞大，行动迟缓，中央红军为此付出了极为惨重的代价。
从长征开始，特别是经过湘江战役，中央红军和中央机关人员已从出发时的8.6万人锐减至3余人。
有资料称，红军突破前三道封锁线，共战损2.2万人。
所以，中央红军突破第四道封锁线的兵力，不再是出发时的8万多人，而是只有6万多人。从6万减少到3万多人，也说明湘江之战损兵过半的惨烈。
因为部队大量减员，12月1日，中革军委发出关于后方机关和直属队进行缩编的命令。
同月，长征出发前统计共10922人的红八军团撤销，人员分别补入红三、红五军团。
湘江之战，是中央红军长征以来最壮烈的一场大战，也是关系中央红军生死存亡的大战。广大红军指战员不畏强敌，以自己的生命和鲜血，创造了英勇对敌的战绩。
当时党的主要领导人犯了严重的教条主义和逃跑主义错误。
撤出中央根据地时带着许多笨重的机器，彭德怀曾批评这种“抬轿子“的行军阵势，说这不是抬着“棺材“走路吗？哪像个打仗的样子！
为此，主要领导人在湘江战役中一再贻误战机，造成部队本来可以避免或减少损失的严峻形势。
正是因为有湘江战役的沉痛教训，也使全党全军改变错误路线的要求更为强烈，这就为通道转兵、遵义会议的召开奠定了有利基础。
在这样困难的情况下，中央红军为什么能冲破敌人的封锁线，取得渡江的胜利？有以下几方面重要因素：
当时实际而具体的作战指挥权，很大程度上掌握在朱德、周恩来等熟悉和了解情况的同志手中。
1934年11月17日，以军委主席、副主席名义发布的命令，就是由朱德、周恩来、王稼祥三人签署的。
11月21日，发给各部队的关于向全州、兴安西北进军的命令，署名为朱德。
11月25日，党中央和总政治部发出“突破敌人之第四道封锁线，并渡过湘江“的作战命令后，朱德也于当天17时给各军团领导人发出关于向全州、兴安西北地域进军的命令。
随后，12月1日，发给各部队的关于渡过湘江进到西延（即广西资源县）地域的部署命令，也是朱德签署的。
湘江战役期间的这些正确的作战部署，为实现湘江战役的战略目标，提供了重要的保证。
1934年12月1日3时半，由中共中央局、中革军委、总政治部发给各部队的急电中指出：
因战斗关系到今后的前途，“我一、三军团首长及其政治部，应连夜派遣政工人员分入到各连队去进行战斗鼓动，要动员全体指战员认识今日作战的意义“。
明确提出当天的作战口号：“打退敌人占领的地方，消灭敌人进攻的部队，开辟西进的道路，保证我野战军全部突过封锁线，应是今日作战的基本口号。“
李天佑在回忆湘江战役时指出：我们是红军，是打不散、攻不垮的。我们的战士在“只要有一个人，就不能让敌人到新圩“这个铁的意志下团结得更紧。
指挥员伤亡了有人自动代理，带伤坚持战斗的同志越来越多。我们以拼死的战斗，坚持着更险恶的局面，阵地仍然是我们的。
敌人被拦在这几平方公里的山头面前，不能前进！红军指战员铁的意志的培养和铸造，很大程度上就是通过艰苦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来实现的。
这也正是红军的政治优势。指战员们知道他们是为天下的穷苦百姓而战。为了民族的独立解放和人民的幸福，他们甘愿牺牲自己的一切。
遵义会议后担任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宣传部部长的陆定一曾指出：湘江封锁线的突破，全靠了红军指战员的英勇。
当时一旦发生溃散，就可能招致全军覆没。但是，红军宁可整个连队牺牲决不溃散。最后终于在广西敌军的背后打开了一个口子，冲了过去。
这就是共产党领导下用正确思想武装起来的人民军队。
1935年12月27日，毛泽东在《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一文中讲到中央红军的长征时，指出：
“长征是以我们胜利、敌人失败的结果而告结束。谁使长征胜利的呢？是共产党。没有共产党，这样的长征是不可能设想的。中国共产党，它的领导机关，它的干部，它的党员，是不怕任何艰难困苦的。谁怀疑我们领导革命战争的能力，谁就会陷进机会主义的泥坑里去。“
当时红军中党员占有相当比例。以红一军团为例，据1933年9月周恩来作战笔记记载，全军团24656人，党、团员占部队总人数的53%。
红军长征前的1934年8月，统计红一军团人数为19813人。其中仍有相当比例的党员。这些党员干部在湘江战役中身先士卒，据不完全统计，仅牺牲的营以上干部就有10多人。他们是：
袁良慧，河南济源人，1907?年生，时任第五军团第三十四师参谋长。
黄冕昌，广西凤山人，1901?年生，时任第三军团第五师第十四团团长。
沈述清，湖南益阳人，生年不详，时任第三军团第四师第十团团长。
杜中美，陕西兴平人，1899?年生，时任第三军团第四师参谋长。
胡震（胡濬），湖南宁乡人，1901?年生，时任第三军团第五师参谋长。
易荡平，湖南浏阳人，生年不详，时任第一军团第二师第五团政治委员。
彭文光，籍贯和生年不详，时任第一军团第二师管理科科长。
程翠霖，湖北阳新县人，1907?年生，时任第五军团第三十四师政治委员。
蔡中，湖南攸县人，生年不详，时任第五军团第三十四师政治部主任。
周子安，湖南宝庆人，1908?年生，时任第五军团第三十四师第一〇二团团长。
陈树湘，湖南长沙人，1905?年，时任第五军团第三十四师师长。
侯德奎，籍贯、生年不详，时任红三十四师第一〇〇团第二营营长。
胡文轩，籍贯、生年不详，时任红三十四师第一〇〇团第三营政治委员。
他们满怀青春热血，在危急关头冲锋陷阵，壮烈献身，有的牺牲时才26岁。更多的是没有留下姓名的红军烈士。
红十五团政委罗元发回忆说：“战斗进行到第三天，部队伤亡更大了。“
“全团干部战士伤亡过半??有的连队只剩下十几个人，战士们仍坚守着阵地。营长负伤连长主动代理，连长伤亡排长代理，阵地却一直坚如磐石，矗立在敌人面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