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应湖是龙川县上坪区青化乡人，是一个好吃懒做的“二流子”。
他对红军游击队的宣传教育根本听不进去，反而“一心想发财”，产生密报领赏及夺红军战士枪支的恶念。
一天，王应湖挑纸到上坪街卖完后，主动到上坪乡公所找到乡长王敬卿，密报了在鸳鸯坑有红军游击队活动的情况。
他说：“我在赤米畲做纸时，每晚都有三三两两的红军来纸厂冲凉。他们都有驳壳枪，还教我怎样开枪。”
王敬卿，又名王运修，时年46岁，上坪青化乡人，与王应湖是村邻。听王应湖报告后，他没有立即表态。
王应湖接着又请求道：“你可派乡公所的王保去，他力气大，趁刘邦开不注意，把他的枪夺过来，连他的尸体都灭掉。”
王敬卿怕惹事，赶紧制止说：“不要惹事给村里人，现在不好去夺他们的枪，等你的纸做完后，如果红军还在那里，你再来向我报告。”
王应湖从乡公所出来后，看天色不早，赶紧往家赶。
回到家后，他夺枪之心不死，又找到村人王金汉、王亚日，鼓动他俩与自己一起去夺刘邦开的短枪。
王金汉、王亚日是老实巴交的农民，听说要去夺红军的枪支，当即拒绝和反对，并劝王应湖放弃此念，提醒他“不要夺不到枪反被红军打死”。
王应湖无奈，只好作罢。
3月5日，王应湖在赤米畲做完最后一批纸，准备将纸厂全部家什搬回家。
当时刘邦开等队员正在纸厂，见王应湖搬家要离开，就问王应湖：“纸做完了，你还来不来纸厂了？”
王应湖欺骗道：“会回来的，我明天带你们到毛里良大山里去住！”说毕，匆忙离开了纸厂。
回家途中，在一个叫柯树崀的地方，王应湖遇见村中地主王福均，便将红军住在鸳鸯坑的情况向他作了番讲述。
王福均即恐吓王应湖，要他去乡公所报告，否则绑王应湖去乡公所告他“勾引红军”。
王应湖只好无奈地应承道：“我会去乡公所报告，如果今晚不去报告，纸厂的东西搬出来了，红军明天就会走！”
王应湖在王福均极力鼓动和恐吓下，赶忙回家吃过午饭，便急匆匆赶到了上坪乡公所。
在乡公所，王应湖再次向乡公所所长王敬卿报告说：“我纸做完了，红军还在鸳鸯坑住。如果今晚不派人去捉，明天红军可能就会走了。”
王敬卿问：“鸳鸯坑有红军多少人？他们有多少枪？”
王应湖说：“大约有红军上十人，枪七八支！”
王敬卿又问：“鸳鸯坑地形你最熟悉，你敢带路去吗？”
王应湖回答：“我带你们去！鸳鸯坑的地形就像畚箕一样，从山脚下两边的山路去包围，红军肯定无路可逃！”
“你今晚就别回家了，待我向县里报告后再作打算。”王敬卿感到事情重大，先安排王应湖在上坪街“同发店”住下，吩咐其随时听候安排。
当天晚上，王敬卿在自己住房里，召来县警卫队驻上坪小队队长黄居成，一起密谋“围剿”鸳鸯坑红军事宜。
黄居成是龙川老隆人，军人出身。他考虑自己对鸳鸯坑情况不熟，怕耽误大事，便报告和请求县警卫队第二小队队长黄卓，一起参加“围剿”。
黄卓是龙川登云人，也当过兵。他们经请示龙川县警卫队驻贝岭中队队长曾开华同意后，研究确定了“围剿”鸳鸯坑红军游击队的具体方案。
3月6日，农历二月初二。这一天，正是传统二十四节令中的惊蛰日，恰逢民间“春龙节”。
古柏天刚蒙蒙亮就起了身，习惯性地到纸棚坎上的山包大树下查完岗，再返回住地伙房，打算洗完脸后，准备为队员们起火做早饭。
正当古柏脱了棉袄，打了几瓢冷水准备洗脸时，突然听到哨兵惊叫，紧接着就是几声清脆的枪响。
古柏迅即从伙房窗户往山下一看，发现山脚两边途经纸厂的山道上，两队荷枪实弹的队伍，正悄悄地往山上移动。
他暗叫不好，冲进住地，对战士们命令道：“快，大家赶紧从后门冲出去！”
纸棚里的队员们听到哨兵报警和古柏命令，赶紧往山后头冲去。
此时，在纸棚门口的草坪上，有一位队员正在理发。他的头刚剃了一半，听到枪响后，迅即向后门狂奔。刚冲到纸厂门口，被栏在门边的一张凳子绊倒，随着一阵枪响，这位战士便被乱枪击中。
这位红军战士姓廖，江西安远人，约40岁。遗憾的是，当事人至今也想不起此战士的名字，这位廖姓红军战士就成为了一个名副其实的无名烈士。
再说古柏命令突围后，队员们迅速从纸棚后门往后山冲。当时，整个鸳鸯坑弹雨横飞，人群奔突，枪声、呼叫声相互交织，形势异常危急。
古柏见状，沉着地指挥突围的战友们：“大家边打边退，快到后山去，我来掩护！”
队友们见古柏奋不顾身地引开了敌人，就乘晨雾狂冲奔突，转眼间躲进了后山的茅草丛中，从而逃过了一劫。
古柏见队友们安全撤离了鸳鸯坑后，正要顺着战友们突围的山道撤离，一阵子弹扫过来，他身中数弹，应声倒地。一泓殷红的鲜血，顿时染红了旁边沤竹子的石灰池。
一位突围至后山的战士见古柏迟迟未到，感觉事情不妙，便返回纸棚接应。这位队员刚转入山腰，就见古柏中弹倒在路边。他二话不说，赶紧跑过去扶起古柏，往肩上一靠，背起就跑。
由于古柏伤势过重，这位战士背了几丈远便感觉不对，知道古柏已气绝身亡，便赶忙放下，捡起丢在地上的手枪，夺路狂奔。
警卫队在纸厂屋角四五丈远的山腰，发现死者身穿西装，留西装头发(分头)，身上勒着个空皮枪套。
警卫兵叶青在死者身上搜出了猪肝色钢笔一支、袋表一只。警卫班长刘昌亮在死者身上搜出手电筒一支，还有苏维埃钢币(著有镰刀、斧头型号)等及写有“古柏”两字的信封(无发信地址)。
警卫兵另从倒在纸厂门前的那位死者身上，搜出刻着篆字体“廖××”的手印一枚。
此外，还在纸棚及附近搜出步枪一支和大米、被单及生活用具一批。
当时参加“围剿”的警卫兵都认为山腰那位死者是“土匪”头子，“像照片上的人”。
至于古柏及另一姓廖战士牺牲后，当时同时被围的邝基杨(红军通讯员)、罗法珍(红军班长)、刘接茂(红军组织干事)等人，他们一致证实古柏及廖姓同志在鸳鸯坑遇难经过及尸体未作处置情况。
他们说，那时因革命低潮，白匪扫荡，“出事后无人敢回去”，造成古柏及另一战友牺牲后无人敢去收尸。
青化村村民刘润旭，后来证实了此一情况：“在鸳鸯坑打仗后，鸳鸯坑的纸厂就废了。几年后我去修理时，只在纸厂附近发现一些人骨头。当时很害怕，我就壮着胆子，把这些人骨头扫拢在一起，捡了一些树枝及垃圾一起用火烧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