遵义会议是指1935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贵州遵义召开的独立自主地，解决中国革命问题的，一次极其重要的扩大会议。
遵义会议是在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和长征初期严重受挫的情况下，为了纠正博古、王明、李德等人“左”倾领导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而召开的一次会议。
这次会议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独立自主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解决自己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方面问题的会议。
这次会议，在极端危急的历史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在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历史上，是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
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和长征初期红军力量遭受的严重损失，引起了广大干部和战士对王明军事路线的怀疑和不满，纷纷要求改换错误的领导。
同时，在长征途中毛主席对执行王明军事路线的一些领导同志做了耐心细致的工作，使他们很快觉悟过来。
在这种情况下，为了总结第五次反“围剿”的西征军事指挥上的经验教训，根据黎平政治局会议的决定，在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等领导同志的努力促成下，红军占领遵义后，于1935年1月15日至17日，在贵州遵义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
参加会议的中央政治局委员有：
秦邦宪（1907年—1946年）又名博古，1926年留学苏联，中共临时中央负责人，长征开始时为中央“三人团”成员。
朱德（1886年—1976年）清末秀才，曾留学德国进修社会学和哲学。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红军总司令兼红一方面军司令。
陈云（1905年—1995年）学徒工出身，全国总工会党团书记，长征开始时为红五军团中央代表，军委纵队政治委员，遵义警备司令部政治委员。
张闻天（1900年—1976年）又名洛甫，先后在莫斯科中山大学、红色教授学院学习、任教。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人民委员会主席。
毛泽东（1893年—1976年）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院毕业，中共一大代表，中共三届中央局常委，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
周恩来（1898年—1976年）曾留学日本、法国、德国、英国等地，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红军总政治委员兼红一方面军政治委员，长征开始时为中央“三人团”成员。
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有：
王稼祥（1906年—1974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红军总政治部主任。
邓发（1906年—1946年）国家政治保卫局局长。
刘少奇（1898年—1969年）中华全国总工会委员长，长征开始时为红八军团中央代表，黎平会议后任红五军团中央代表。
何克全（1906年—1955年）又名凯丰，共青团中央书记、长征开始时为红九军团中央代表。
参加会议的其他人员有：
刘伯承（1892年—1986年），红军总参谋长、军委纵队司令员，遵义警备司令部司令员。
李富春（1900—1975年），中央候补委员、红军总政治部副主任、代主任。
林彪（1907年—1971年），红一军团军团长。
聂荣臻（1899年—1992年），红一军团政治委员。
彭德怀（1898年—1974年），中央候补委员、红三军团军团长。
杨尚昆（1907年—1998年），中央候补委员、红三军团政治委员。
李卓然（1899年—1989年），红五军团政治委员。
邓小平（1904年—1997年），中央秘书长。
李德（1900—1974年），共产国际驻中国军事顾问①。
伍修权（1908年—1997年），担任翻译。
会议地点设在原黔军25军第二师师长柏辉章的私人官邸。
此官邸修建于30年代初。整个建筑分主楼、跨院两个部分。
主楼为中西合璧，临街有八间铺面房，当年为房主经营酱醋及颜料纸张之用。
铺面居中建一小牌楼②。街面房连接主楼与跨院之间有一座青砖牌坊。牌坊上方用碎蓝瓷镶嵌着“慰庐”二字。牌坊的另一面有“慎笃”二字。
遵义会议地址主楼坐北朝南，一楼一底，为曲尺形，砖木结构，歇山式屋顶，上盖小青瓦。
楼房有抱厦一圈，楼顶有一老虎窗。
楼层建有走廊，站在走廊上，可以凭眺四围苍翠挺拔的群山，指点昔日红军攻占遵义时与敌军鏖战地红花岗，插旗山、玉屏山、凤凰山诸峰。
会址主楼上下的门窗，漆板栗色，所有窗牖均镶嵌彩色玻璃。紧挨主楼的跨院纯为木结构四合院，仍漆板栗色。
湘江战役后，中央红军仍按原定计划，继续向湘西前进。
这时，蒋介石已判明红军的行动企图，在红军前进的道路上部署了重兵。
在此危急关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根据当时军事态势，力主放弃原定北去湘西会合红二军团和红六军团的计划，改向国民党统治力量薄弱的贵州前进，以摆脱敌人，争取主动。
1934年12月12日，中共中央负责人在湖南通道举行紧急会议。张闻天、王稼祥、周恩来等多数同志赞成毛泽东的主张，但李德等人拒不接受，坚持到湘西去。
15日，中央红军占领贵州黎平。1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黎平召开会议。
经过激烈争论，会议接受毛主席的意见，通过了《中央政治局关于战略方针之决定》，决定在川黔边创建新的根据地。
黎平会议肯定了毛主席的正确意见，改变了中央红军的前进方向，使红军避免了可能覆灭的危险。
黎平会议后，中央红军分两路向黔北挺进，连克锦屏等7座县城，于12月底进抵乌江南岸的猴场。
12月31日晚至次日凌晨，中共中央在猴场召开政治局会议，作出《关于渡江后新的行动方针的决定》，提出首先在以遵义为中心的黔北地区，然后向川南创建川黔边新的根据地的战略任务。
会议还决定，“关于作战方针，以及作战时间与地点的选择，军委必须在政治局会议上做报告”，以加强政治局对军委的领导。
这个决定，实际上剥夺了博古、李德的军事指挥权。
1935年1月初，中央红军分别从回龙场、江界河、茶山关渡过乌江，1月7日晨，红军先头部队进占黔北重镇遵义。
截至此时，王明“左”倾错误统治全党已达4年之久，给党和红军造成了极其严重的损失。
还在中央苏区时，许多干部就对中央主要领导人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产生怀疑和不满。
一些军团指挥员在作战电报、报告中提出批评意见，有些同志甚至同李德发生激烈的争论。
毛主席等也多次提出自己的正确主张，但都没有被接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