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力红军长征后，整个湘赣省苏区只留下5个独立团约3000余人，装备也很落后。
国民党当局趁主力红军撤退之机，纠集5个师的兵力，对湘赣苏区构成包围之势，妄图一口吞掉湘赣红军。
陈洪时、谭余保率部跳出重围，进入安福县境的武功山区。
但是，敌人一直穷追不舍，采用“分进合击”和“篦梳”战术，对红军进行围追堵截。
1935年2月，彭辉明在武功山双园坪战斗中牺牲。几个月下来，部队减员甚多，只剩下800余人，仅有的一部电台也已损坏，湘赣省与红六军团和党中央失去了联系。
就在红军游击队处处受挫的生死存亡关头，省委书记陈洪时却叛变投敌了。
从湘南边界回来的谭余保听到这个消息后惊呆了，半晌，才咬着牙根骂了一句：“娘那么皮，真是可耻！”
在这短短的时间里，湘赣省的“三巨头”就剩下谭余保一个人了。
在国民党报纸“武功山共匪基本剿清”的叫嚣声中，谭余保带着身边的几个干部战士，跳出重围，神不知鬼不觉进入莲花县的棋盘山区。
他们分散行动，四处联络，寻找失散的同志。
几经辗转，很快就找到了独立五团团长曾开福、茶攸莲中心县委书记吴金莲、三团政委刘培善和莲安萍中心县委书记朱水生等100余人。
7月下旬，谭余保在棋盘山丝瓜塘召开了有40余人参加的湘赣省干部紧急会议。
会上批判了陈洪时等人叛变投敌的可耻行径，分析了当前的斗争形势，总结了经验教训，统一了思想认识。
会议制定了“保存实力，稳步发展，以待时机”的战略方针，并研究了行动方案和工作任务。
面对极其险恶的斗争局面，谭余保挺身而出，勇挑重任，擎起了湘赣边革命斗争的大旗。
在这次会上，撤销了原湘赣省委、省苏维埃政府和省军区，组成了以谭余保为书记、曾开福为副书记，刘培善、段焕竞、王用济、谭汤池、颜福华为常委的湘赣临时省委。
同时还成立了湘赣军政委员会游击司令部，谭余保任主席，曾开福任司令员（曾开福叛变后，谭余保兼司令）。
棋盘山会议，是湘赣边三年游击战争的转折点。虽然整个游击队只剩200余人，但通过开展反动摇、反叛变的斗争，革命信念更加坚定了，战斗力也更加强了。
为了保存实力、稳步发展，谭余保将原游击队建制改编成3个大队和1个教导队，坚持以武功山为依托，相邻地区为回旋余地，采用隐蔽分散，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开展斗争。
谭余保幽默地解释说：“敌人来得多，我在茅山坐，敌人来得少，我就跟他搞，以后打仗就这种打法。”
湘赣省委和湘赣游击队，在谭余保的领导下，很快就恢复了正常的工作秩序，安宜萍、茶攸莲几个中心县委也恢复了党的组织。
游击队经过整编，更加灵活机动，在打仗、筹款，做群众工作三大任务中取得了很大的进展。
他们在群众的支持下，声东击西，昼伏夜击，摧毁车田、南庙、严台等国民党守军的碉堡11个，打垮吉安县油田区一个保安中队，杀了永新县浬田区长漆伯昂，在安福县洲湖镇击毙了下乡巡视“剿匪”的国民党县长朱孟珍，震惊了国民党当局。
《江西民国日报》描述说：“千余共匪，袭击安福，县长殉难……”
出人意料，疾恶如仇的谭余保和“肥羊”成了朋友
1935年下半年，湘赣边游击队发展到近300人。时入冬季，游击队的给养成了大问题。
谭余保和几位领导商量，决定去茶陵老家吊一只“肥羊”。
这只“肥羊”名叫周季勋，茶陵八团乡人，15岁就考中了秀才。
此人仪表不俗，口才很好，为人耿直，血气方刚，在地方反贪官、赶县长的行动中敢说敢为，连湖南都督谭延闿都很欣赏他，还任命他为茶陵县税政局长。
但是，周季勋并不迷恋官场，不久就弃政从商，后又在家乡开办钨矿、铁厂和电灯公司，成了茶陵的首富。
大革命时期，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他当上了茶陵县挨户团团长，专门与共产党和红军作对，县苏维埃政府主席谭余保成了他的政敌。
较量了好一阵子，他觉得这些造反不怕死的谭余保们不好对付，就辞去了挨户团长职务，躲进了长沙城。
前些日子，江西、湖南一些报纸相继登出了“湘东赣西残匪剿除已尽，湘赣边境安宁”的报道，因而一些外逃的土豪劣绅陆续回乡。
谭余保分析，周季勋在家乡有那么多的产业，又临近春节，他一定会回来看看的，于是派出侦察员谭冬崽前往侦察。
果然不出所料，周季勋回老家过年了。
不过他极少露面，带着野老婆梁凤娇住在龙头铁厂。
这龙头铁厂地处湘赣交界的山区，离武功山不远，附近又没有多少人烟，有利于游击队活动。
谭余保接到情报，立即派出副司令曾开福带领一班人马前去袭击，并反复交待，一定要捉活的。
半夜过后，游击队员在谭冬崽等人的接应下，进入厂内，解决了卫队武装，冲进小洋楼，把正在温柔乡中腾云驾雾的周季勋赤条条地从热被窝里拖了出来。
曾开福命人把周季勋用被子裹着，绑在一把竹睡椅上，神不知鬼不觉把他抬上了武功山。
此次出击，兵不血刃，吊到一只“肥羊”。当肃反委员颜福华对周季勋进行审讯时，周季勋却不配合：
“要杀就杀，何必多言，落到了你们土匪手里，不可能有命回去。”
人称“红色煞星”的谭余保，此时却显现出少有的耐心，他亲自为周季勋松绑，并说：
“周先生，久仰了，你放心，我们绝不会杀你，借此机会还要与你交朋友呢。”
谭余保把周季勋单独引进寮棚，谈了一些“贵我”之间的政见后，说道：“今天请你来，是想请先生给我们帮帮忙。”
“好说，只要在下能办到的，一定尽力。”
“我们要借大洋一万块。不，是借一万块大洋的东西。”谭余保说。
周季勋听到这个数字，心里发颤，但又不敢讨价还价，只好硬撑说：“鄙人全力相助，但你得让我回去筹措呀。”
“对不起，那还得委屈你几天，你写信回去叫家人筹措，你交货，我放人，决不食言。”
周季勋按照谭余保的吩咐，给在茶陵县政府当官的大儿子周灿先写了一封信，叫他赶快筹办短枪100支，子弹1万发，还有食盐、西药、电池、绒衣、跑鞋、油布等物品如期送上山来，以赎老父性命。
周季勋被“吊羊”，一家人心急如焚。如今接到父亲书信，看到了生还希望，自然加紧筹办。
他们按照游击队规定的办法，把一批批物资送到了莲花、安福交界处的秘密山头。
但是，枪枝弹药还没有着落，周灿先只好亲赴江西上饶，向岳父尹耀南求援。
尹耀南是国民党中将军长，时驻防上饶。
面对此事，尹耀南也颇感棘手。但是，亲家蒙难，情势危急，不好坐视不管。思索之际，只好请驻长沙的六十二师师长陶广想办法。
他在信中说：“为湘赣边界剿匪，速通融马牌、枪牌短枪各50支，子弹1万发，另日由我军调拨归还。”
陶广接到书信，同样感到为难。虽说是剿匪之用，私下调拨枪支弹药乃违犯军令，弄不好有杀头之祸。但是，尹军长是自己的老上司，如今自已当了师长，也是蒙他提携。知恩不报，是为人乎？
正犹豫之际，周灿先赶忙塞过几根金条说：“区区薄礼，不成敬意，来日还当重谢！”
第二天，周灿先成了全身戎装的少校军官，带着司机和卫兵，将一批贴着“剿匪物资”的木箱从长沙运到了茶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