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民国二十五年)10月至1937年3月，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中，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一部在甘肃省西北部，与国民党军马步芳、马步青等部进行的作战。
红军三大主力会师后，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按预定作战计划，组织宁夏战役。
命令红四方面军一部先行西渡黄河，控制五佛寺渡口，并向中卫、定远营方向活动，准备配合红军第一方面军从灵武、中卫段渡黄河，共同进行宁夏战役。
10月20日开始，蒋介石调集10多个师由南向北大举进攻红军。
据此，中共中央军委于25日提出，今后作战第一步重点集注意力于击破南线之国民党军，第二步重点集注意力于向北。
具体规定红四方面军的两个军先行渡河。其余部队集中阻止南线来犯的国民党军。
24日晚，红30军(军长李先念、政委程世才)在甘肃省靖远县之虎豹口(今河抱口)渡河成功。
26日至30日，红9军(军长孙玉清、后为李聚奎)和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及红5军(军长董振堂)也相继渡河。
渡河总兵力达2.1万余人。
28日为加强对各部红军的统一指挥，中央军委任命彭德怀为前敌总指挥兼政治委员，刘伯承为参谋长。
30日，下达海(原)打(拉池)战役计划，在南线重点打击国民党胡宗南部。
红四方面军主要领导人张国焘却令红4、红31军调离前敌总指挥部指定的作战位置，海打战役计划落空。
11月初，南线国民党军胡宗南部已打通增援宁夏的道路，隔断河东红军主力与河西红军的联系，宁夏战役被迫中止。
这时河西红军已占领一条山大部村寨和五佛寺、打拉牌一线。
此时，红四方面军指挥部致电中央军委和红军总部，提出所在部队地处人烟稀少，粮缺水咸，大部队不便久停。建议若主力不能迅速渡河，河西部队决先向大靖、古浪、平番、凉州行进。
11月3日，中央军委电复河西部队，所部主力西进占领永登、古浪之线，但一条山、五佛寺宜留一部扼守。
5日，张国焘致电河西部队，指令他们以消灭马步芳部为主要任务，独立开展一新局面，首先占领大靖、古浪、永登地区，必要时应迅速占领凉州地区。
6日，河西部队向中央军委提出《平(番)大(靖)古(浪)凉(州)战役计划》，准备放弃一条山、五佛寺渡河点，向大靖、平番、古浪、凉州前进。
张国焘当日批准了这一计划。
9日，河西部队开始西进。
但在8日，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复电红军总部和红四方面军，河西部队称西路军，以陈昌浩、徐向前任西路军军政委员会主席和副主席。
9日，西路军军政委员会率第5、第9、第30军及骑兵师、特务团、教导团、妇女团等，由镇虏堡、打拉池、锁罕堡一带分路向西出动。
此后，西路军在甘肃西北的古浪、永昌、山丹、高台、倪家营子等地区，同马家军(指马步青、马步芳部)的优势兵力进行了4个多月的英勇作战，共毙伤俘马家军约2万人，但西路军也遭到严重损失。
1937年3月中旬，终因力量悬殊，西路军归于失败。余部不满3000人。
14日，根据西路军军政委员会议决定，徐向前与陈昌浩离队。
徐向前在陈昌浩的坚决要求下，说：“这支部队是我们从鄂豫皖带出来的，到了这个地步，我们回去干什么?大家都是同生死、共患难过来的，要死也死到一块嘛！”
这是徐向前的肺腑之言。他知道两个领导人离开部队将要造成的影响。
但是，陈昌浩带着不容分说的口气又说：“这是军政委员会的决定。向前留在军中，目标太大，很不安全，不利于部队的分散行动。”
这话当然也包括指他自己。
“你们走吧，赶快回去向中央汇报去。”还有人这样提出。
经过一番争论，会议终于还是作出了徐、陈离队的决定，并当即向中央发电报作了报告。
“……散会后，我还想动员陈昌浩，不要回陕北。我拉着他的手，恳切地说：昌浩同志，我们的部队都垮了，孤家寡人回陕北去干什么，我们留下来，至少能起到稳定军心的作用，我看还是不要走吧!
陈昌浩很激动地说：不行，我们回去要和中央斗争去!
我那时的确不想走，但没有坚持意见坚决留下来。
事实上，李先念他们，并不想让我走。我迁就了陈昌浩的意见，犯了终身抱憾的错误，疚愧良深。”①
会议还决定由李卓然、李先念、李特、曾传六、王树声、程世才、黄超、熊国炳等8人组成西路军工作委员会，由李先念统一军事指挥，李卓然负责政治领导。
余部分3个支队两路退入祁连山进行游击活动。
李先念等率领一个支队沿祁连山西进，于4月底到达新疆的星星峡，尚保存400余人，由中共中央代表陈云、滕代远派车接到迪化(今乌鲁木齐市)。
抗日战争爆发后，陆续回到延安。
另一路由王树声、毕占支率领，由康隆寺向北依托祁连山打游击。
这两个支队大部损失，少数人员陆续回到陕北。
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对西路军的安危极为关怀，曾不断给予指示，并采取各种接应和挽救措施。
3月5日，组织援西军由崇信、淳化等地出发，于3月下旬抵达镇远、固原以南地区。
西路军失败后才奉令就地待命，并派出部队收容西路军失散人员。
后人点评：此战，是我军战史上一次严重的军事失败，可以说是全军覆没，而且失去了红5军军长董振堂等大批优秀的指挥员。
其根本原因是党中央在战略上的失误，使用红四方面军孤军深入。在既无援兵的支援，又无兵源、弹药、粮食的补充下孤军作战，而且作战地区都是有利于国民党骑兵的作战，不利于红军进行运动战。
过去有些文章把失败的责任全都推到张国焘身上也是不正确的。
在战役指挥上，作为总指挥的徐向前并无大的失误，但军政主席陈昌浩对作战的失败却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几次失败都是由于他的干涉而造成的。
西路军将士们虽然牺牲了，但他们英勇作战，前仆后继的精神，将永远让人民铭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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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①以上的话均引自《徐向前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