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一个多月的考察、访查，胡杏儿虽然没有见到一位游击队的负责人，但却掌握了第一手有关各地游击队战斗的材料。
返回富城后，她将这些材料上交到党组织，为党组织认识闽浙皖赣的游击战争提供了翔实的依据。
一年后的1937年，上级党组织就根据这些材料，派出代表上山与各游击队领导人接洽，传达党中央商讨共同开赴抗日前线的事宜。
而在这些材料中，还包括活跃在闽西的红军游击队。
闽西是南方三年游击战争的重要区域，是中国革命在南方的重要战略支点。
1934年10月，中央主力红军长征后，中共闽西地方组织和红军游击队在党的领导下，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坚持了三年艰苦卓绝的游击战争，保存和发展了革命力量，创建了闽西南游击根据地。
三年游击战是闽西开展革命战争以来最艰苦、最复杂的阶段，也是闽西党组织和人民经受严峻考验并且获得重大胜利的阶段。
1937年2月7日，毛主席在延安听取了方方代表闽西南军政委员会汇报闽西南三年游击战争的情况后，赞扬说：
“你们坚持了三年游击战争，保留了这么多干部，保留和发展了部队，保留了20万亩土地，保卫了苏区广大群众的利益，这是伟大的胜利。你回去问候张、邓、谭各同志好，你告诉他们，你们三年的苦斗有很大的功绩。”
的确，闽西三年游击战取得的成绩，张鼎丞、邓子恢、谭震林等功不可没。
1934年10月，红军主力开始长征。1935年2月，留守的中央分局组织九路突围，实行分散游击发展策略。
突出重围的邓子恢与从赣南向永定转移的由陈潭秋、谭震林率领的红24师一个营不期而遇。
邓子恢和他们一起率领这支精干部队向永定突围。
3月下旬，与张鼎丞指挥的队伍在永定县仙师大阜村会合，然后合力冲破了追袭之敌的包围圈，转移至该县的溪南地区。
邓子恢和陈潭秋来到闽西，带来了遵义会议后中共中央新的指示精神和中央分局的决定。
1935年4月12日在永定西溪赤寨村主持召开闽西南党政军领导干部联席会议，（即赤寨会议）。
陈潭秋代表中央分局传达了党中央给中央分局关于“立即改变你们的组织方式与斗争方式，使之与游击战争的环境相适合”的电报指示精神。
会上分析了敌人占领中央苏区以后的形势，指出必须纠正“左”倾错误的影响。
会议研究确定了党在闽西南斗争的基本方针和任务，决定把闽西军政委员会改为闽西南军政委员会。由张鼎丞任主席。
为了便于指导闽西各地游击战争，并避免领导人过分集中而发生意外损失，军政委员会的几位主要领导人分散到各游击根据地工作。
1935年夏，邓子恢到达了永定县东部之湖雷、金丰一带，亲自指挥由邱金声、邱织云、魏金水、伍洪祥等领导的红8团开展游击战争。
当时红8团兵力不多，武器也不好，但由于他们开展了灵活机智的游击战争，取得了许多胜利，发展壮大了自己。
邓子恢到达以后，肯定了他们的成功经验，并及时地把他们的经验总结传达到各游击区，使红军游击队成为既能打仗消灭敌人，又会做群众工作的部队。
当时国民党发动了第一次“清剿”，扬言要彻底肃清红军游击队。在严峻形势下，闽西各县市都出现了一些叛徒。
这些叛徒带领敌人四处搜捕革命同志，部队普遍产生了恐惧情绪。
军政委员会教育指战员要经受得起目前的严峻考验，树立起长期作战并取得胜利的勇气和信心。
邓子恢常说：“古今中外不论要做什么事业，都要经过一番艰苦的奋斗。我们共产党人要推翻旧世界，建设没有人剥削人的新社会，任务就更加艰巨……只要我们善于总结经验，吸取教训，坚持艰苦奋斗，百折不挠，就一定能克服面前的困难，度过艰难的阶段，取得革命的成功。”
生活上，这些领导人与战士们一起风餐露宿，同甘共苦；战斗中，与战士们一起冲锋陷阵。
由于频繁的战斗和动荡不安的生活，他们的指挥所并不固定。
他们在深山密林里分别建造了好几处营地。这些营地，都是十分简陋的竹寮。
他们和战士们把竹子劈成两半，然后一正一反像瓦片那样相互衔接着拼成一个寮顶。
这种竹寮可以挡雨，却四面透风。
床也是用竹片拼起来的，在上面铺上一层稻草就成了。
邓子恢的生活用具也极其简单，一个脸盆除用来洗脸外，还得用来煮饭、烧热水和洗澡。
时间久了，脸盆上的搪瓷早已脱落，几乎就是一个黑乎乎的铁皮钵子。
吃饭没有筷子，就折两根树枝凑合。有时找不到吃的，就让警卫员设法弄些地瓜，用水洗干净后啃着吃。
这些领导人经常奔波于各营地指挥战斗，布置任务，检查工作。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他们和战友们经常靠着竹笋、野菜和山泉水充饥解渴。
由于长期生活在深山老林，弄不到鞋子穿，当然更谈不上穿袜子。他们不管晴雨风霜，几乎都是光脚穿一双破烂雨鞋。
时间一久，脚就烂了，没有药品治，他们就用竹子里蛀虫啃咬下来的竹粉涂抹伤口，过些天伤口好些了，还是穿那双雨鞋。
由于领导人正确贯彻了闽西南军政委员会的斗争方针和策略，紧紧依靠县、乡各级党组织和干部群众，得到了苏区广大干部群众的积极支持和拥护，经过3个月艰苦的斗争，逐渐争得了战争的主动权，打破了敌人第一次“清剿”计划。
闽西党组织由于远离党中央，得不到中央的指示，给工作带来了许多困难。
张鼎丞、邓子恢、谭震林等为了及时了解国内外形势，千方百计托人搜集大陆、香港出版的各种报纸，从各类新闻报道中研究形势的变化。
有一次，他们看到一张国民党的报纸上登载着红军在桂、黔一带活动的消息，判定主力红军已经突破了国民党的湘江防线，转战于西南各省。
他们很高兴，责令邓子恢马上写了一篇关于革命形势的宣传提纲，印发到各游击队去，极大地增强了广大指战员的胜利信心，对提高部队战斗力起到了很大作用。
1935年7月至年底，国民党发动了第二次“清剿”，企图集中兵力，消灭闽西南红军游击队。
敌人的手段主要是利用它已经建立起来的反动统治，强迫群众到处修公路、筑碉堡，一发现游击队，敌军主力便跟踪“追剿”“围剿”。
而驻守碉堡的民团、壮丁队则据守碉堡进行堵击；有时则沿山隘伏击，放冷枪，配合敌军主力进行“搜剿”。
在政治上，敌人主要是采取“隔离政策”和“瓦解政策”。
特别在1935年八九月以后，敌人看到红军与群众的亲密关系，认识到单靠军事行动无法消灭红军，便采取了“移民并村”“计口购粮”“保甲制度”“连坐法”等极端毒辣的办法来对付游击队。
反“清剿”初期，部队在没收反动地主粮食的时候，只注意维持自己的给养，没有注意到吸收群众参加分粮。
有时虽然以部分粮食分给群众，群众怕地主报复，也不敢要。
后来邓子恢和张鼎丞、谭震林讨论后改变办法：
在没收粮食时把反动地主家里人都关在一间屋子里，不准他们出来，再叫贫苦群众不声不响地去搬取粮食，群众走完后才将地主放出来。
这样群众得到了实惠，而又不致被反动地主察觉。这个办法深受群众欢迎，群众经过了几次秘密分粮斗争以后，发现敌人无能为力。
游击队的政策正确，处处维护他们的利益，因而情绪日趋稳定，便慢慢组成了游击小组，最后又逐渐变成了公开的游击队，或者参加到红军中来。
到1935年冬，根据地和革命武装力量不仅保存下来，而且从小到大，由弱到强，红军游击队发展为8个支队共3000多人。
这一时期，游击队拖住了敌人8个师的兵力，有力地配合了中央红军长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