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十六师的惨痛失败一一两任师长牺牲，部队遭到重创一一令全体指战员陷入迷惘之中。
恰在此时，苏区中央局派交通员（封天宇）送来了关于遵义会议的文件。尽管这份文件距遵义会议召开已经过去了大半年时间。
这时湘鄂赣省委才痛定思痛，开始逐步转变斗争策略，将大部队的正规作战，改为开展广泛的群众性的游击斗争。
这样，经过一年左右时间，湘鄂赣的形势有所恢复。
“两广事变”发生后，1936年7月初，方步舟、刘玉堂率领游击队从省委、省军区驻地辜家洞出发，深入敌后作战，取得了一定胜利。
于是省委、省军区于7月底决定再次复建红16师。
但是省委、省军区思想意识明确，就是即使重建了红16师，也不能按照过去的斗争方式与敌人打。
所以，重建的16师没设团的编制，只辖3个营和1个侦察大队，另有师部直属的1个重机枪连和1个通信排。全师约700余人。
重建的红16师由方步舟任师长，刘玉堂任政委，谭凤鸣任参谋长，黄加高任政治部主任。
经过几个月的深入敌后作战，红16师釆用声东击西，远程奔袭，和秘密设伏的办法，先后击溃敌人8个团，游击区再一次度过艰难的岁月。
麦市突围后的被动局面得到了改变，以平浏为中心的湘鄂赣边游击区进一步巩固和发展，红16师和各地区独立营、游击队亦更加壮大。
这年的十一月份，方步舟得知华林山有一支原红16师的队伍，由一个叫汪克明的领导，发展颇为可观，遂准备前去接应归队。
原来，1935年7月份，红16师在龙门山被敌军包围，几次突围都没有成功，损失惨重。
湘鄂赣省委和军区决定分数路继续突围。当时任湘鄂赣军区司令员、红16师师长的徐彦刚拉着汪克明的手说：
“克明同志，你可曾知道高安、奉新边界有座华林山么？那里地形不错，如果实在回不了黄金洞，也可以到那里去打游击。”
徐彦刚还给汪克明画了一张地形图。
当时这个汪克明任八连连长。听了师长的话，汪克明率领八连终于突出重围，但只剩下二三十人。
汪克明带领这二三十人坚持游击斗争，同时收容了红16师失散的战友四十多人，保持了一个连的建制。
后来汪克明找到湘鄂赣东北军分区，他的队伍编为游击第3大队，汪克明任政委。
但是汪克明始终记住徐师长的话，想到华林山去打游击。
1936年3月，汪克明率领游击第3大队来到华林山，建立了根据地。
有一次一个土豪给汪克明的部队送来一担银元，汪克明一问，才知道这个土豪是准备将银元送给另一支游击队，错送到汪克明的部队。
汪克明得知附近还有游击队，喜出望外。他想尽办法找到了他们，并说服把两支部队合起来。
这样，华林山游击队发展到200多人。
人有了，枪有了，接下来就要打开斗争局面。他找了个商人，在南昌买了20套国民党军服和一支手枪。
汪克明从部队里挑选了二十个年轻有功夫的战士组成一支特务队，他经常带着这支特务队化装成国民党军去打土豪，筹到不少款，再由筹到的款买了不少枪。
1936年夏，第3大队编入红16师独立营，汪克明调任平修铜独立营营长。年底，红16师遭敌伏击，损失很大，汪克明营打得剩下100余人，他又将余部带回华林山。
有一天，汪克明率部袭击了敌人一个碉堡，守卫碉堡的敌军班长告诉他西安发生了事变，国民党和共产党要再次合作了，你们还打我们？
汪克明不相信。恰好此时方步舟派人来联系，汪克明才带领部队离开了华林山。
由于省委和红16师不在一处，所以有关西安事变的消息，方步舟和傅秋涛开初也不知道。
1936年12月中旬，第三次深入敌后的红16师返回通城地区后，从群众口中得知通城、崇阳一带敌人兵力空虚，方步舟遂派人去通城侦察。
然而派去的人带回了从国民党报纸上得知的“西安事变”发生的消息。
方步舟当即写信给省委书记傅秋涛，建议省委乘机出山，前往鄂东南与红16师会合，以便领导开展游击战争的新局面。
接到方步舟信后的傅秋涛，马上召集会议。经省委会议讨论后，立即决定前往鄂东南与红16师会合。
但此时国民党军一面与陕北和谈，一面继续在南方加紧进行对红军的清剿活动，玩弄两面手法，历史上叫“北和南剿”。
对于国民党军重新调集重兵“清剿”湘鄂赣游击区，方步舟率领的红16师亦全然不晓。为同省委会师，全师转战于鄂东南的大冶、鄂城、崇阳、咸宁、通山之间。
1937年1月，方步舟率红16师由通城白虎桥转往大幕山时，行至通山梅州市梅县区与新调来的国民党军新8师1个团遭遇。
交战中，由于敌强我弱，红16师受到不少损失，随即遂撤出战斗。
省委与红16师会合后，傅秋涛责怪方步舟不该错判形势以及指挥战斗失利，并决定撤销其红16师师长一职。
方步舟不服，与傅秋涛展开争论。但傅秋涛是省委书记，支持傅的占大多数。因而方步舟被受到集中批判并最后被开除党籍。
开除党籍的方步舟万念俱灰。因想到自己革命十几年，血里火里拼杀，最后竟革到自已头上来了。
适值此时，方步舟身怀六甲的妻子在反清剿战斗中由于腿部受伤，被国民党军俘获。
敌军送信给方步舟，威胁若不投降便中断治疗。
在这种情况下，方步舟终于经受不住考验，于1937年3月21日只身携枪离队，5天后在龙港向国民党军第121师投降，成为了可耻的叛徒。
变节之后的方步舟虽向国民党军要求不做有害我军的事情，但实际上他的行动仍给我军造成了不小损失。
由于他身居红军要职，又向国民党军透露了红十六师预定的行军路线，红军再次遭到敌军围攻，最后仅剩200余人。
受其叛变影响，湘鄂赣游击区活动再次陷入低潮。
红16师代师长冯育云、湘鄂赣军区参谋长张玉清、红16师政治部主任方天宝、东北军分区司令员聂海如、东北特委书记兼军分区政委赵龙、东北特委组织部长黎荷村、少共书记王佛生，全都叛变投敌。
由方步舟叛变引发的这一“叛徒效应”，是傅秋涛们所始料未及的。
胡杏儿利用药材商人身份，辗转于湘鄂赣边。经过多方打听，虽然不能知道方步舟和红16师的全部情况，但也探知了一个大概。
胡杏儿于5月份回到了富城，向韩香云汇报了方步舟和红16师的情况。
韩香云告诉胡杏儿，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国共己经开始了第二次合作。组织上已经传来信息：南方八省的红军游击队要改编成抗日义勇军了。
对于方步舟的变节投敌，韩香云十分惋惜地说：方步舟变节投敌在黎明前，实属不该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