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四方面军建立川北根据地后，在川军的巨大打击下，根据地难以维持，正好接到中央指示策应中央红军行动，就打着接应中央红军的旗号参加了长征。
过草地红军分为左右路军后，由于张国焘另立中央，红四方面军整体8万人加红一方面军第五、第九军团5000余人第二次过草地，南下川西，经过百丈等一系列战役后减员为4万余人。
又北上，第三次过草地，到达洮河南岸后，方面军剩余3.6万人。
红四方面军执行中革军委命令，分兵2.18万人西渡黄河执行打通到苏联的路线，接应苏联物资。这样会师的红四方面军最大数量为1.4万人。
红二十五军在徐海东、吴焕先等率领下长征，3000人的部队。边打仗边损失边补充，到陕北后人数略有增加。
综上所述，到达陕北后的各路红军人数分别为红一方面军6000人、红二方面军1.1万人、红四方面军1.4万人、红二十五军3000人，四支红军合计人数为3.4万人，这是实际的最大数字。
对到达延安的红四方面军的人数基本正确，但有点误差，没有把西路军散落归队的四千多人计算进来，如果计算进来，红四方面军的人数不是1.4万，而是1.8万人以上。
长征路上损失最大的是红一方面军。增员最快与人数最多的是红四方面军，不管是与红一方面军会师的时候，或者与红二方面军会师的时候，还是到达陕北根据地延安的时候。
由于长征保留下来的红四方面军将士最多，他们在抗日战争与解放战争中战斗特别英勇，所以在1955年国家授衔的将军中，原属于红四方面军的人数比较多。
元帅10人，来自红四方面军的1人。大将10人，来自红四方面军的3人。上将57人，来自红四方面军的13人。中将176人，来来自红方面军的44人。少将802人，据说来自红四方面军的少将在一半以上。
我国的三个将军县，其中两个在鄂豫皖根据地，湖北红安县和安徽金寨县。
红安县是韩先楚、秦基伟、陈锡联等223名军队将领的故乡，有将军县之称，这些将军大多出身为红四方面军。
4、红四方面军帮助其他方面军最无私，最慷慨
红四方面军1932年通过西征到达川北，两年后几乎各路红军都向四川转移，都以不同的路线到达川陕，与四方面军会合。
这绝不是偶然的，是因为红四方面军开辟了一条通往成功的道路，树立了一个西征的榜样，各路红军都向着这条成功的道路长征。
1934-1935年参加长征的红军有一方面军、二方面军，他们全部都受到红四方面军的军事支持。
为什么要支持？是先行长征者对后来长征者的接应。
为了支持中央红军的长征，红四方面军放弃了川陕根据地，全军向西部转移。
这一转移吸引了敌军的大部分力量，减轻了其他各路红军的压力。
红一方面军、红二方面军，在与红四方面军会合时，都是疲惫不堪、装备缺乏之师。如果没有四方面军的接应，很难站稳脚跟与继续北上。
1935年5月，红四方面军派李先念率30军接应一方面军，在夹金山会师。
会师后向一方面军提供了大量物资装备，还抽调一批炊事员带上粮食、盐巴、炊具补充到一方面军。考虑到一方面军兵员较少，又调拨3800名军人给了一方面军。
考虑到一方面军当时总共只有1万余人，四方面军给的军人占到一方面军总人数近四分之一。
1936年4月，为了策应红二、六军团（即红二方面军）北上，红四方面军又派罗炳辉率32军迎接。
据二方面军萧克回忆：“当我们到达蒲玉隆那天，后面有近百人掉队，四方面军立即派数十匹马接他们回来。又给我们大部分同志打了毛背心，还从理化和瞻化、甘孜，送牛羊给我们。”
长征途中，每个方面军都处于敌人的围追堵截中，生死存亡对每个方面军都是一个严重的问题。
红四方面军对红一方面军与红二方面军的最无私最慷慨的帮助，在长征途中非常难得，也是绝无仅有的，必定要载入史册。
6月12日，中央红军先头部队与红四方面军先头部队在达维会师。两支部队的指战员相互间开展慰劳活动。
四方面军通过络绎不绝的马队、牦牛队，把一批批慰劳品从茂县、理县送至小金中央红军驻地。其中最难得的是筹集到的数十万斤粮食，还有上千件衣服套装、皮衣、棉大衣、毛毯、鞋子等。
后来，还给中央领导同志每人送了一套粗呢制服。中央红军也捐了不少钱给四方面军。
中央红军长途跋涉，减员不少，出现官多兵少的状况。经中央批准，四方面军调拨了3个团，近4000人，充实中央红军。
四方面军的大力支援，对中央红军增强战斗力、改善军需，起了重要作用。”
5、红四方面军西路军牺牲最惨，压抑最深
西路军总数21800人，牺牲人数达七千人(团以上干部143人，军师以上干部二十多人)；被俘后遭虐杀、活埋5600人；最后被营救返回延安4700人；流落在各地的战士4500人。
活埋、枪杀、火烧、扒心、取胆、割舌这些花样百出的禽兽行为都出自马步芳之手。
根据《西路军战俘纪实》一书记载，马步芳的残暴简直到了骇人听闻的程度。八路军驻兰州办事处纪念馆一工作人员称，马步芳仅在张掖就杀害了3200多人，残忍程度令人发指。
红五军军长董振堂阵亡后，他的头颅被敌人割下来挂杆示众；身负重伤的红九军军长孙玉清被俘后，因决不投降被大刀砍死；三十军八十八师师长熊厚发身负重伤，被马步芳绑在大炮筒上，活活轰死。
有2400多男红军战士被就地活埋，有的被火活活烧死，有的被钉死在树上……
几乎所有女红军战士都遭到了强暴和凌辱。当时担任红五军四十五团政委的张力雄回忆说，“他们(马步芳部队)把俘虏的女同志，拿去集体轮奸以后，把衣服裤子脱下来，阴道上插高粱杆，捆到树上示众……”
当时的红军总医院二所护士牟炳贞描述得更是触目惊心：“一把把你抓起来，裤子脱掉，把树削得尖尖的……就这么死掉。”
回到延安的李先念，组织上原先准备将他由军政委降到营级干部，经毛主席干预才作罢。
突围到新疆的西路军参谋长李特、红五军政委黄超，不久以托派罪名被枪毙。
与其他方面军的长征相比，西路军牺牲最大，牺牲最惨，这是不争的历史事实。
西路军失败以后，几十年来一直被认为是执行张国焘的错误路线，受到不公正的对待。
红四方面军的将领很受压抑，以至于延安时期发生许世友联络多人准备潜逃的事件。
直到解放后，很多散落的红四方面军老战士得不到政治上的平反与经济上的待遇。
“文革”开始后，大部分西路军流落干部战士被打成“张国焘的走狗”、“叛徒”。
1967年，61岁的原西路军军政委员会主席、政委陈昌浩在遭到毒打后服药自杀，妻子格兰娜被迫与他离婚后，仍然被投进了监狱，3个儿子陈祖莫、陈柏生、陈洋生被逼得四处奔逃。
陈昌浩死后被秘密火化，骨灰被扬弃于荒野，现在八宝山革命公墓陈昌浩的墓穴里只有一个空骨灰盒。
其实这些人为造成的错误，成为了历史的缺憾。稍有理性的人都会发现，在西征的西路军里，还有五军这支部队，而这支部队一直是属于红一方面军的红五军团。
实际上西路军西进是肩负打通国际路线，接应共产国际给予党和红军的物资接济的任务。西路军的整个行动是党的整个战略部署的重要组成部分。
也就是说，西路军并非张国焘组建与指挥的，而是党中央，中革军委组建与指挥的。
西路军的失败并不是因为执行了张国焘的错误路线，而另有原因。
曾任西路军副总指挥的徐向前，晚年在他的《历史的回顾》一书中认为，西路军兵败的原因归结于：一、共产党中央和中央军委交待的任务多变；二、战场主动权的丧失；三、前方指挥员缺乏战场指挥上的机断专行；四、对于蒋介石的轻信。
徐向前、陈云、李先念等人是西路军的当事者，由于他们的的直接干预，邓小平的坚定支持，西路军的历史真相才逐步得以澄清。
几十年压在红四方面军头上的帽子被摘掉，大量散落各地的西路军老战士终于得到了公平的对待。
总之，红四方面军的长征分为三个历程，第一是1932年年从鄂豫皖根据地到川北的西征。第二是1935-1936年从川北到甘肃会宁的北上。第三是1936-1937年从甘肃会宁到新疆又返回陕北的西征。
红军长征是一个伟大的创举，每个方面军的长征具有不同的内容，创造了奇迹。
其中红四方面军长征时间最早，最久，里程最长，走的最远，增员最快，人数最多，牺牲最惨，压抑最深。
红军长征是中国革命重要的历史事件。相信对它的党史研究，一定会更加趋向历史的真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