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12月19日，张、杨仍无释蒋之意，蒋介石又产生了被扣之初总以为死神已降临的恐怖感。
当中央军空军轰炸渭南时，他确实害怕，但眼下周恩来所率领的中共中央代表团力主释蒋，和平解决。张、杨确实无意置他于死地。
他也开始认为何应钦的“讨伐”并非没有价值。
于是，他见到宋子文后，私下指示道：“此时非迅速进兵，不能救国家脱离危险。”还交代应如何进兵方能大收实效。
他反复告诫宋子文：“照余之计划，五日内可围攻西安，则余乃安全，虽危亦无所惧。”
宋子文于21日返回南京后，即以蒋介石之意密告何应钦。何应钦遂又将停战日期再延长4天。
届时如仍不得要领，东、西两路“讨逆”军将按蒋介石的计划合围西安，压迫张、杨就范，同时严防蒋介石被转移出西安。
何应钦在西安事变中一反平日忍让、谦和之态，表现出利令智昏的急切、焦躁。竟对宋美龄也敢那般粗暴，除了他反对国共合作抗日的顽固立场外，还有幕后那令他生畏的日本帝国主义的势力。
12月13日清晨，当西安事变的消息传至东京时，日本当局先是颇为震动，继而惊喜莫名。
表面上决定“目前应止于静观事态之演变，而避免积极行动”的方针，暗中却积极怂恿何应钦挑起内战，以便日本人坐收渔人之利。
日本侵略者还通过韩复榘、宋哲元等人，主张杀蒋。
但是，自蒋介石令何应钦停战后，日本方面对于是坚持“讨伐”还是政治解决至为关切。
有田外相于19日邀国民政府驻日大使许世英谈话，声称如果南京政府在抗日联共条件下与张、杨妥协，“日本决强硬反对”。
日本首相广田竟在枢密院会议上报告说，如果南京政府“与张学良以容共为妥协条件，日本则断然抨击。”
面对日本的外交压力，何应钦要外交部长张群设法解释，一再声明他将以“讨伐”、反共的决策处理一切。
在国民党政府已明令暂停军事行动以后，何应钦在约见日本驻华大使川樾时，仍向日本表示“讨伐”行动将按计划进行，决不停止。
和平解决的希望虽然在增大，但内战的乌云并未消散。
由于西安释蒋之事仍未谈妥。宋美龄执意要飞西安。何应钦此刻也不便过分反对。
于是，宋美龄、宋子文和戴笠一行于22日到达西安，表示愿意在张、杨通电的“八大主张”基础上进行谈判。
蒋介石提出他不出面，由宋氏兄妹代表；谈判所商定的条件，由他以“领袖人格”担保，不作任何书面签字。
经过周恩来等人在蒋介石与张、杨之间的疏通，23日，谈判正式开始。
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提出经张、杨同意的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六项主张。
经过两天谈判，双方达成九项协议，其中包括“先将何应钦、张群、张嘉璈、蒋鼎文、吴鼎昌、陈绍宽赶走”，“组织过渡政府”的内容。这样，西安事变终于比较圆满地和平解决。
自宋美龄等飞到西安以后，何应钦从西安方面所获得的情报都不利于他再下令“讨伐”。
尽管居正等人催促何应钦赶快出兵，但他感到大势骤变，按兵不动。
24日，蒋鼎文自西安飞抵洛阳，电告何应钦，张学良已向部队下达护送蒋介石返南京的命令。蒋介石也命令何应钦撤兵。
何已冷静下来，下令进至陕甘的中央军后撤1公里，脱离接触。
25日下午5时15分，蒋介石乘坐的飞机在洛阳机场降落。不久，南京的何应钦就接到洛阳电话，谓蒋介石已安抵洛阳。
不知是泄了气还是释了重负，他感到从未有过的疲乏。他随即拨通了李烈钧家中的电话，告知正在那里等候西安消息的冯玉祥、张继等人。
26日，是蒋介石返回南京的日子。何应钦为警卫戒严工作煞费苦心。
清晨，即由宪兵司令部、首都警察厅、航空委员会、宪兵学校等派出大批军、警、宪特，沿新街口至中山东路、黄埔路，以及由明故宫机场至光华门外，三步一岗，五步一哨，如临大敌。
机场四周及各进出口，更是宪警密布。为表示对蒋介石这位童子军总会长的欢迎，在机场内及进场口均派定童子军执勤。
上午11时，何应钦等军政要人先后驱车前往机场等候。
为防止意外，连“各文武官员及各国团体代表入场，均检阅证章及名片，警备至为周密”。
12时15分，当蒋介石所乘的蓉克斯飞机出现在大教场上空时，何应钦等都精神振作起来。
在机场迎接的国民党要员按官位大小排成一列，并推国民政府主席林森代表诸位前往致词。
不料蒋介石乘坐的飞机于12时20分着陆时，迎接的官员立即前拥后挤，顿时乱了套。林森等只得随人潮前趋。
当身着蓝色绸袍的蒋介石一出现在舷梯口时，何应钦便以救蒋第一功臣的身份，“首趋机前致敬”，蒋介石也对他回报以特别的笑容。
而被推为代表致词的林森不知何故，竟痴呆呆地站立原处不动，直到别人提醒他时，林森才挤上前去致以慰问。
但蒋介石只微微躬身作答，显出腰部痛楚之状。至于何应钦与宋美龄之间曾经发生过的一切，时过境迁，彼此虽有芥蒂，但都因高兴而表现了大度的宽容。
未等国民党的各大员看清“蒙难”之后的委员长的尊容，蒋介石即偕宋美龄钻进汽车，驶出机场。
蒋介石安全抵达黄埔路官邸后，何应钦才下令南京警备司令部解除戒严。
27日，国民政府在南京明故宫机场举行所谓“庆祝蒋委员长回京大会”，据说有20万人参加。
当南京市长马超俊宣布大会开始并致了欢迎词后，人们以为一直未露面的委员长就会出现了。
岂料，竟是由何应钦代表蒋介石致答词。何应钦运足中气，抑扬顿错地照念了一遍早已拟定的答词。
这是蒋介石乃至国民党政府对何应钦在“西安事变”中“营救领袖措施得宜”所给予的殊荣。
在西安事变中，何应钦一夜之间成了中外瞩目的南京政府中最显赫的人物。
在“讨伐派”与“和平解决派”演出的这戏中之戏里，他扮演了主角。戏已演完，阴谋也破产了。
他究竟是假戏真做，还是真戏假做，倒值得后人认真研究。
何应钦主张“讨伐”，是想救蒋，以便给中共中央和张、杨施加压力，还是真要置蒋于死地，取蒋而代之？
多少年来，众口一词，认为他是想置蒋于死地，取蒋而代之。
台湾学者为何应钦讳言真相，他本人也避而不谈这戏中之戏的真意。
或许，何应钦一派对张、杨所施加的军事压力，客观上从反面增大了西安事变必须迅速和平解决的紧迫感。
后来蒋介石对张、杨背信弃义的报复，同对何应钦的继续重用形成鲜明对比，除还要利用何应钦与日本保持联系，迫使英、美开出更高的价之外，难道就不含有对何应钦主张“讨伐”而对他的获释有利的奖赏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