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16日上午9时，在国民党中央党部召开的第二十三次政治会议上，何应钦等人更是火上浇油，一致主战、主快，主张一直围到西安城下。
尽管冯玉祥、孔祥熙百般反对，但“讨伐派”咄咄逼人，寸步不让。
孔祥熙只得退而求其次，主张即令“讨伐”，也应从缓，宜采取“军事政治，同时并举”的策略。
何应钦对此，无以反驳。因为孔祥熙已代理行政院长，自然要从“政治”上设法。
于是，两派终于达成妥协，通过了如下决议：一、推何应钦为讨逆总司令，迅速指挥中央军进攻西安。二、由国民政府下令“讨伐”张、杨。三、推于右任为“西北宣慰使”，北上进行孤立张、杨的分化瓦解活动。
何应钦生平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撇开蒋介石掌握了国民党的军事大权。
会后，何应钦即任命刘峙、顾祝同分任讨逆军东、西路集团军司令，举行所谓“白衣誓师”，扬言将“督率三军，指日西上”，“扫荡叛逆”。
何应钦共调动了十几个师的兵力，正面沿陇海路两侧，进攻西安。侧面分别由潼关开进商洛，夺取蓝田；由天水向宝鸡、凤翔推进；由宁夏吴忠堡向固原、平凉一带移动。
总预备队在潼关附近集结。为配合陆军行动，何应钦命令大批飞机，从洛阳机场起飞，轰炸西安。
由于宋美龄等人害怕“玉石俱焚”，坚决反对直接轰炸西安，以免将蒋介石炸死。何应钦也手下留情，改令空军只轰炸渭南、富平、三原县城和赤水车站，进抵西安近郊示威即可。
在轰炸渭南县城和赤水车站时，国民党飞机炸毁房屋千余间，炸死炸伤居民数百人。
中央军的先头部队也进抵华县，与杨虎城的西北军发生战斗。东北军、西北军广大爱国将士，已作好以死相拚的准备。
红军也准备必要时加入保卫西北抗日统一战线的斗争。大规模内战确已到了一触即发的程度。
12月17日，在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上，何应钦鼓动“讨伐”派再次围攻孔祥熙。
黄埔系和中央军中的一部分人，特别是黄埔系中的一批青年将官，更以“讨伐”来表示自己对黄埔系和领袖的忠诚，斥责孔祥熙的“无能”，要求“血洗西安”。
何应钦之所以力主“讨伐”，主要是为了武力救蒋。当然，后果则很可能置蒋于死地。从军事为政治的策略上说，应视为南京政府的当然之举，无可厚非。
论中央军与东北军、西北军的实力，优劣之势十分显然。
值此民族生死存亡的关头，张、杨和红军都反对自相残杀，势必为防止内战而释蒋；更何况张、杨的通电中已向全国乃至全世界昭示了武力诤谏，对蒋“保其安全”。
何应钦的“讨伐”之举，虽大张其势，但飞机也只轰炸了渭南等地，并未直炸西安，陆军也未大进。可见，他并非没有顾忌。
蒋介石是深知何应钦与自己之间这种难以解脱的依附关系，何虽有打算，未必就如宋美龄和端纳猜测的那般浅薄。
端纳到来之前，蒋也极希望何应钦能给张、杨一点厉害尝尝，但却又怕受池鱼之殃。
经不住宋美龄的要求，加以确实探得张、杨并不想整死他，于是，蒋介石在17日给何应钦下达手令。
“敬之吾兄：闻昨日空军在渭南轰炸，望即令停止。以近情观察，中（即蒋介石）于本星期六（十九日）前可以回京，故星期六以前，万不可冲突，并即停止轰炸为要。”
为确保这道手谕尽快送达何应钦之手，经张、杨同意，让随蒋介石一道被扣押的蒋鼎文携带乘专机前往南京。
18日上午，蒋鼎文到达南京，面见何应钦，出示了蒋介石的手谕。同时，蒋鼎文还让冯玉祥也看了这道手谕。
于是，国民党政府决定18日至22日期间，暂停轰炸；南京与西安均停止军事行动。
这一道手谕，增强了宋美龄等人救蒋脱险的信心。宋子文向何应钦提出飞往西安面蒋的要求。
何应钦正因为被迫中止“讨伐”而生气，愤怒地命令宋子文不要插手这件事。宋子文也不示弱，冷冷地顶撞何应钦道：“我是个不担任公职的平民前往，不是军人！”
言下之意，你何应钦管不了我。在宋美龄的劝说下，何应钦才勉强同意让宋子文去西安。
但会议的决议上却必须注明，派宋子文以私人名义赴西安了解情况。虽然进攻西安的中央军的军事行动并未完全停止，但“讨伐”不得不迟滞下来。
这一天，何应钦收到张学良的来电，提出“放蒋问题，尚待商榷。”“在此期间，最好避免军事行动。弟部初未前进，而贵部已西入潼关，肆行轰炸，果谁动干戈耶？谁起内战耶？兄部如尽撤潼关以东，弟部自可停止移动。否则，彼此军人，谁有不明此中关键也哉？！”
阅毕电文，何应钦并不以为然。因为蒋介石的停战手谕，只允3天为期，目的在迫使张、杨尽快放他。
南京国民党政府已明令至22日暂停轰炸。期限一到，无论蒋介石回来与否，他的大规模“讨伐”仍将继续。
何应钦并非利令智昏，他一生中默默奉行的一条既是养生也是处世的信条此时促他冷静。
他认为“人的毛病，就在不知足”，“能知足便长乐，也就不会贪求无厌”。他不是只懂军事，不懂政略的人。
此刻的形势变化，使他必须往孔祥熙的政略上插上一只脚，以求万全。他也要借阎锡山以牵制张、杨，孤立西安。
如阎锡山果然从中斡旋，能将蒋介石移至太原，也少不了自己的一份功劳。
于是何应钦便与孔祥熙商量，起草了一封致阎的信，派时任贵州省政府委员而尚未赴任的四弟何辑五，请冯玉祥等要人签名。
他的提议和做法，确实得很多人的响应。先后在此信上签名的有孙科、何应钦、叶楚伧、王宠惠、孔祥熙、居正、冯玉祥等人。
这封致阎的信中说：“环顾国中能深识此事之症结，熟权公私中之两宜者，无如先生。务乞即日向汉卿慨切劝导，即日送介公到太原。”
并委阎以“全权处理”的重任。同时派黄绍竑（时任湖北省政府主席）赴晋面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