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7月上旬，高敬亭率部转战在鄂东北地区时，偶然发现国民党报刊中刊登有关于国共合作、联合抗战的消息，对此将信将疑。
为了证实这一消息，高敬亭率部从鄂东前往皖西，寻找中共皖鄂特委书记何耀榜。
7月13日，高敬亭在岳西县南田村，见到了何耀榜，并看到了姜术堂①带回来的中共中央《中国人民对日作战的基本纲领》、《中央关于抗日救国运动的新形势与民主共和国的决议》等文件。
高敬亭当即反复阅读中央文件，认真研究，仔细分析。
他经过反复推敲，确信不疑后，立即召开干部会议，向干部传达和研究分析了中共中央的文件精神，并且根据中央精神，商讨了与国民党地方当局谈判的具体方案。
在会议上做出决定，事不宜迟、争取主动，立即以红28军的名义，向国民党“鄂豫皖边区督办公署“提出停战谈判的倡议。
还决定派何耀榜为红28军正式代表，与国民党当局谈判。
同时，指示各地党组织、游击队，便衣队立即行动起来，散发有关谈判的传单标语，提供有关的情报，配合谈判。
15日，高敬亭便派便衣交通队队员金孝广将关于停战谈判问题致卫立煌的信件，送至岳西县第三区蛇形冈炮楼。
当天下午收到“鄂豫皖边区督办公署办事处““愿意谈判“的回复。何耀榜代表红28军与该办事处进行了第一次接触。
16日，安徽省政府奉国民党南京政府之命，派皖西保安司令部办事处郭副官作为地方代表参加停战谈判，当日到达岳西县城。
卫立煌表面同意举行停战谈判，实际想利用谈判之机达到三年“清剿“未能消灭红军游击队的目的，遂令第32师等部将高敬亭、何耀榜所率部队包围于岳西县鹞落坪、大岭岗、南田村一带，妄图以武力胁迫红28军就范。
同时，卫立煌还玩弄政治阴谋，用高官厚禄拉拢红军官兵，说什么：“只要归顺国军，官晋一级，给优厚薪俸“。
“交一挺重机枪，奖励500元，轻机枪150元……“
对此，高敬亭、何耀榜等与之进行了坚决的斗争。
在对国民党重兵包围、没有谈判诚意的情况进行揭露的同时，高敬亭指示部队做好应付敌军突然袭击的军事准备。并在谈判中提出要求国民党军队后退十公里方可谈判的立场。
高敬亭更是自始至终没有暴露身份，卫立煌“活捉高敬亭者可得5000元赏银“的阴谋落了空。
在全国抗日形势的压力下，在鄂豫皖边区和红28军领导人及谈判代表的坚决斗争下，卫立煌见没有空子可钻，不得不于18日派出全权代表，高级参议刘刚夫到岳西县城，并下令第32师后撤10公里。
20日，红28军谈判代表何耀榜前往岳西县政府大厅会见了卫立煌的全权代表刘刚夫，安徽省谈判代表郭副官，就停战谈判、部队集合地点、时间等进行了初步磋商。
谈判商定了双方谈判代表人选和停战谈判委员会、协议起草委员会人员名单。
决定由何、刘、郭三人组成，从22日起，在红28军控制区--岳西县青天畈上青小学举行谈判。
21日，何耀邦返回南田村，将谈判磋商结果向高敬亭作了详细汇报，高敬亭和何耀榜共同对谈判中应坚持的原则和条件进行了认真地分析和研究，并拟定了具体的方案。
7月22日，谈判正式开始。在四个问题上，争论比较激烈。
一是红军游击队的领导权问题，国民党方面认为，既然红军游击队同意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就应该由国民党来领导。
红军游击队认为：红军是共产党领导的部队，不能改变共产党的领导，这一条不能谈判。
二是红军游击队的作战行动，国民党认为，红军游击队的作战地域必须由国民政府规定，红军不得擅自越过规定区域。
红军游击队认为：抗战不分地区界限，哪里有日本人就在那里作战，哪里对红军游击队作战有利就在那里作战。
三是红军兵员的补充问题，国民党方面认为：红军不得自行补充兵员，随便扩充兵力，政府给予员额后再行补充。
红军游击队认为：人民群众自愿参加红军，红军必须吸收，群众愿意在共产党领导下，在红军游击队中进行抗日活动，红军必须给予支持并积极领导。
四是红军游击队的收容问题，国民党方面认为，红军游击队可以收容各地的便衣队、游击队，但是不能把他们还留在地方继续活动。
红军表示：只要国民党方面接受红军的条件，签订并遵守协议，红军会按照协议执行，不再留人在地方活动。但国民党方面必须保证红军在收容部队时，国民党军和民团不得进行阻击和追击。
经过反复商讨，国民党方面同意何耀榜提出的四项条款为谈判的基础，即：一、应以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作为共同遵循的方针;二、红军在中共中央的领导下，保持人民军队的性质;三、同意番号暂定为“鄂豫皖工农抗日联军“，但正式番号由两党中央决定;四、红军集中，在三个月内完成。
经过七天的谈判，双方于27日达成协议，协议的主要内容是：
·1、红军的集中地点以黄安县七里坪为中心;其它有礼山县的宣化店、黄陂站、罗山县的张家湾;
·2、红军游击队在鄂豫皖三省设三个办事处，分别住湖北省黄安县、河南省确山县、安徽省立煌县;
·3、允许言论、出版、集会、结社自由;
·4、释放政治犯;
·5、红军武器弹药和给养由国民政府补充;
·6、驻地如有土匪扰乱治安或社会秩序，红军有权给予镇压;
·7、红军开赴抗日前线的交通工具由国民政府负责;
·8、若有老弱病残者或探亲者返乡，所在地政府不得歧视，应当保证他们的人身安全;如发生争议，交由红军办事处处理;
·9、过去没收红军指战员的土地、房屋一律归还原主，被罚之款，如数退赔;
·10、红军指战员家属一律享受抗日军人家属待遇;
·11、红军游击队集合途中，国民党军队不得堵截和追击，如发生冲突，由国民政府负责;
·12、上述条款限于鄂豫皖地区，凡属全国性的问题和红军番号的最后确定，应由两党中央决定。
作为对应，国民党“鄂豫皖边区督办公署“提出八项条款：
一、不经许可不许扩兵;
·二、不打土豪;
·三、不破坏交通;
·四、军事行动要事先呈报;
·五、彼此不得报复以前的仇恨，停止一切敌对行动，以利抗日;
·六、友军集中后不得在各地保留便衣队;
·七、不得在国军中发展中共党员;
·八、鄂豫皖红军所有人员包括便衣队一律于三个月内到黄安七里坪集中;
28日，国共双方代表在岳西县九河朱家大屋举行停战协定签字仪式。
高敬亭以红28军“军政治部李主任“身份和李守义的化名，与何耀榜代表鄂豫皖红军游击队出席签字仪式。
高敬亭和刘刚夫分别代表双方在协议书上签字。至此，实现了鄂豫皖边游击区的国共合作。
鄂豫皖边区党和红军游击队与国民党地方当局和平谈判的过程，也是鄂豫皖边区党和红军游击队从反对国民党“清剿“的游击战争向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战争的转变过程。
在这个历史性转变当中，红28军领导人自觉学习、深入领会党的政策、方针、路线起到了关键的作用。
由于采取了较为妥当的方式，使鄂豫皖边党组织和红军游击队及时跟上了全国形势发展和全党斗争方针的转变，较好地把握了党所领导的军队在新形势下的新任务。
在与党中央长期隔绝联系，斗争形势极为艰险复杂的情况下，能够自觉完成这个转变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在红军指战员当中，有相当一部分人转不过这个弯子，这是因为他们对国民党长期的残酷的“清剿“，屠杀共产党员，红军伤病员、人民群众的罪恶恨之入骨，根本不相信国民党能和共产党坐下来谈判，别说还要“共同抗日“，有个别人甚至产生“革命到底“的想法。
为了使广大党员、红军游击队和人民群众的思想真正适应新的形势发展，迅速统一到党的联合抗日的斗争旗帜下来，肩负起新的历史使命，1937年7月底，高敬亭在岳西县鹞落坪召开了干部会议。
会议着重阐明了在民族存亡的危急关头，举国一致抗敌御辱的必要性，统一了与会人员的认识。同时，会议提出要提高警惕性，防止国民党背信弃义，搞突然袭击。
会后，高敬亭分别派出人员到鄂豫皖游击区各地所属部队、地方武装和便衣队进行传达，宣传党的联合抗日救国的方针和国共合作等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
通过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和耐心的说服教育，使边区人民和部队指战员们能以大局为重，把个人和家庭的牺牲暂且放在一边，以党的利益和民族的利益为重，坚决按照党中央的指示开创抗日救国的新局面。
与此同时，传达了各部队向七里坪集中的指示，为了确保部队集中的安全和顺利，重新规定了各部队的集中时间和行动路线。
8月底，高敬亭派胡继亭、林维先率特务营和手枪团第2分队去平汉路西，向鄂豫边红军游击队传达了国共合作的精神和进展。
9月中旬，红28军所属各部队以及各地党组织领导的地方武装陆续向以黄安七里坪为中心的地区集中。
部队在开进途中，以中国工农红军第28军的名义沿途张贴布告，既是政治宣传，也是集合队伍的口号，让广大人民群众和国民党军官兵都知道，红军游击队为了进行抗日，与国民党军进行合作，绝对不是投降国民党。
并且可以使愿意参加红军游击队的志士仁人和失散的原红军指战员迅速集中起来参加抗日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