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济棠听了白崇禧对视察情况的分析，非常信服。
他采纳了白崇禧的良策，加强粤北的部署，将陈汉光的警卫旅、李汉魂的独立第三师、张达的第二军一部，先后布于粤汉线两侧，以备不测。
1934年仲夏，红军出动了一支部队，由赣南进入蓝山、嘉禾一带，对地形进行侦察。
这时，陈济棠的直属部队——驻广州近郊江村、高塘的警卫旅第二团，奉命紧急移防连县，作防堵红军入粤的部署。
谈团第一营开往东陂布防，监视蓝山方向；第二营开往星子布防，监视临武、嘉禾方向；团部直属队和第三营则驻连县城，作固守城防的部署。
在连县驻防了两个多月，警卫旅第二团于9月初奉命移至翁源，全团驻在通往江西全南的坝仔，其任务是防堵红军入粤。
具体要求是，由坝仔到江西全南边境的二三十公里的公路，沿路纵深构筑散兵壕，并择要加筑机枪掩体。
那时，警卫旅第二团的指挥是少将副旅长兼第二团团长黄国梁。
据第二团少校政训员黄若天回忆，有一天，黄国梁团长感慨地对他说：“我与叶剑英在云南讲武堂同学几年，千万不要碰头打仗，兵戎相见。”
黄国梁与叶剑英昔日在云南讲武堂同窗，毕业后在孙中山领导的粤军服务。
叶剑英先后任海军陆战队营长、第八旅参谋长。北伐后期，叶剑英任新编第二师师长，黄国梁任顾祝同部第三师师长。
蒋介石怀疑黄与白崇禧暗通，黄被撤职远走南洋。回国后，黄投效陈济棠，常常流露出对蒋介石的不满以及不愿与红军作战的情绪。
部下厌战、消极的情绪，陈济棠也早有耳闻，只是碍于敷衍蒋介石和保境，陈济棠也象征性地对红军发起一些微不足道的攻击。
但此时，陈济棠对士兵情绪低落再也不能熟视无睹了。
陈济棠在加强粤北布防的同时，为了保存实力，避免和红军作战，通过部下找到了红九军团军团长罗炳辉在广州做生意的内弟，要他担任同红军秘密联系的媒介，企望同红军和谈。
秘密联系沟通后，陈济棠向瑞金派出了一个信使。
1934年9月下旬，陈济棠给周恩来写了一封亲笔密函，派了一位信使前往瑞金。
何长工称这位信使为徐参谋，朱德称这位信使为李君。究竟姓徐还是姓李，是同一个人一次到苏区，还是两个人二度到苏区，至今仍是个谜。
9月下旬的一天，苏区中央军委周恩来、朱德驻地——瑞金梅坑田心乡岩背村来了一个陌生人。
他从头到脚一副商人模样：质地考究的长衫，别致的礼帽，锃亮的皮鞋。来人不与任何参谋、干事打招呼，便在红军保卫局局长李克农的陪同下，径直进了周恩来的房子。
不一会儿，李克农从屋里出来，传达周恩来的命令：没有紧急情况，任何人不得入内。
军委总部，原本就是个森严神秘之地，今天，这位神秘客人的到来更增添了这个“禁区”的神秘色彩。
“周主任。”来人—声称呼，打断了周恩来的沉思。
“周主任”是黄埔军校学生对周恩来的尊称。周恩来曾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而来使是当年黄埔的学生。
“辛苦了，请坐!”周恩来握着使者的手，非常客气。
使者撩起长衫，从内衣里掏出陈济棠一封密函，双手呈给周恩来。
陈济棠密函的主要内容是：“我对贵党共同抗日的主张，表示赞同。为了协调双方关系，我决定派参谋长杨幼敏，师长黄旭初、黄质文3人为谈判代表团，建议你方最好派粤赣省军区司令员何长工为总代表，进行秘密谈判。现派信使前来商定谈判地点及其他有关事项。”
信使动身前，陈济棠单独召见了他并当面交待任务。陈反复叮嘱：“途中要小心，人在信在，千万不要误事。信一定要面交周恩来，速去速回。”
看完信，周恩来吩咐警卫员：“小范，快请朱总司令!”
不一会儿，朱德来到周恩来屋里。
使者望着这位朴实且闻名已久的红军总司令，赶紧上前，双手握住朱德的手连声说：“久仰!久仰!”
朱德亦热情地握着使者的手说：“欢迎!欢迎!”
一番客套之后，周恩来便嘱咐李克农安顿使者好好休息，等候信息。周恩来、朱德带着陈济棠的密函，先来到洋顾问李德的住处。
李德的住处，是一栋相当宽敞的民宅。这里住着李德，李德的中国妻子肖月华，翻译伍修权、王智涛及两个警卫员等。
周恩来、朱德进屋刚落座，便说：“陈济棠派来一信使，愿与红军讲和，不知顾问意下如何?”
对陈济棠这位红军南方战线头号敌人，李德并不陌生。是年6月，李德曾上粤赣前线视察，“南天王”陈济棠给李德留下了深刻记忆。
李德《中国纪事》这样叙述此次前线之行：
国民党中央部队和湘军占领了永丰和兴国，准备从那里出发集中向宁都进展，同时粤军也开始积极活动了。
省主席陈济棠显然很担心，因为蒋介石成功地通过苏区一直推进到广东边界，那他们的地盘也要受到威胁。
我们在南线只有一些独立部队，因此军事委员会委托我和总参谋部作战部长到会昌作短期视察。
我们得出的结论是，那里按老方法自发建造的半圆形工事根本不适用于防御的目的，最多只能成为敌人炮火目标。
在那里作战的部队出于兵力不足特别是由于缺乏武器和训练，我们认为他们没有能力进行富有希望的正规战争。
而以我们的主力来加强这些部队，从当时的形势来看也不可能。
此外，敌人即使在很小的战斗中也表现极为谨慎，近乎胆怯。
由于这些原因，我们指示军区指挥员，他们的任务是骚扰敌人，不断地破坏敌人进军，但不要使自己卷入真正的战斗。
我们回去后，我也要这样向军事委员会汇报的。
不料，李德听完伍修权的翻译后，竟哈哈大笑起来：“和陈济棠谈判?和军阀合作?”
在李德眼里，这简直像天方夜谭，太不可思议了。军阀就是军阀，是凶恶的敌人，只能用枪、炮、刺刀和他们说话，怎么能跟他们携手御敌呢?
李德耸耸肩，摊开双手，作了个带有嘲讽意味的姿式。
一个连中国话都不懂的外国人，是很难了解中国复杂的政治心理和独特的文化观念的，更何况高深莫测的中国兵法战略!
周恩来、朱德见顾问不大理解，也不多言，遂起身告辞，去总书记博古住处。
博古心情相当不好。虽然5月书记处会议已决定红军撤出中央苏区，但共产国际迟迟未能批复这一战略计划。
不得已，中央红军又跟蒋介石精锐嫡系顶起了牛：堡垒对堡垒，“短促突击”以御敌于国门之外，中央红军的主力军团及独立师团又一次被拖住了，在9个战役方向进行着毫无意义的突击与消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