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得知谈判成功，非常高兴地拍着他们的肩膀称赞说：“这次谈判谈得很好，对于红军和中央机关的突围转移起到重大作用。也就是说，这将使中央可以正式确定长征开始的时间和突围的方向。”
1934年10月上旬，中央主力红军第一、三、五、八、九军团秘密集结在于都城，作突围准备。
于都河是红军突围转移必须渡过的第一条大河。
为了确保红军顺利渡河，中央军委副主席、红军总政委周恩来亲自在于都河畔指挥架设浮桥。
于都人民全力以赴，将沿街店铺和祠堂大屋的门板都卸下来铺垫在浮桥上，有些群众甚至主动拆下房子里的木料，送给红军架桥。
一到傍晚，于都河畔灯火通明，军民同心，仅4天时间，就架起了5座浮桥。
这时，蒋介石获得了红军主力有突围迹象的紧急情报。
为了阻止红军西进，蒋介石调集了几十万军队，在红军通往湘西的征途上，设置了4道军事封锁线，企图阻击和消灭中央红军。
第一道封锁线设置在江西安远至信丰之间，主要由广东的陈济棠部扼守。
第二道封锁线设置在湖南攸县至广东韶关之间，主要由湖南军阀何键部扼守。
第三道封锁线设置在粤汉铁路的衡阳至东昌之间，由何键、陈济棠部共同防守。
第四道封锁线设置在广西的兴安至全州之间，并以湘江为天然屏障，主要由湘桂军共同驻守。
1934年10月下旬，蒋介石多次命令陈济棠阻截红军突围转移，说红军不是战术机动，而是战略转移，不是南侵广东，而是突围西进。
为了应付蒋介石的命令，陈济棠把自己的军队分成两部分：一部分是主力，以集结为主，如果发生战斗，便于调动以应付突然情况。
另一部分则是派出的部分部队，分驻各地，虚张声势，万一遭到红军袭击，损失也不大。
这样，既可以表示对蒋介石的服从和拥护，又可以避免同红军打硬仗，相机转移，以免遭到严重损失。
根据这一指导思想，陈济棠派兵构筑了第一道封锁线，以其第二纵队李扬敬部驻守会昌一带，派其第五军第七师师长黄延桢坐镇筠门岭。
以其第一纵队余汉谋部驻信丰和安远、赣州到南康之间，其第一师在安西，第二师在信丰，第四师驻赣州、南康，独立旅在安远。
从10月14日傍晚到18日傍晚，集结在于都境内的中央主力红军和中央野战纵队8．6万余人，渡过长征第一河——于都河，突围转移。
红一军团、红三军团、红五军团、红八军团、红九军团分头渡河集结。
中央“红星”纵队(第一野战纵队和第二野战纵队)是中央领导机关部属编组而成的，于18日傍晚从于都县城东门渡过于都河，经利村、上坪，到达安远合头一带集结。
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及中央政府领导，如博古、周恩来、李德、毛泽东、洛甫、王稼祥等都编入此纵队。
根据同陈济棠的代表秘密谈判所达成的“互相借道”的协议，红军总部派人通知陈济棠，有部分红军要借道。
陈济棠执行了秘密协议，在红军行动方向上，让出了一条40华里的神秘通道，同时，严令各部“敌不向我袭击不准出击，敌不向我出击不准开枪”。
10月20日，中革军委在于都祁禄山下达了突围命令，命令部队在安远信丰间的新陂、小溪和赣县的马岭等地突出重围。
具体部署是：红一、三军团为左右前锋，八、九军团两翼掩护，五军团殿后压阵，中间是军委总部和中央纵队。
由于部队携带了大批辎重，把电台的发电机、蓄电池和野战医院的X光机、印刷机和制造机械的笨重机器，甚至十余人才能抬得动的小山炮，都统统带上，以致人马负担沉重，行动迟缓，几万人在崇山峻岭的羊肠小道上行进，拥挤不堪。
10月21日，红军主力在江西的安远、信丰之间发起突围战斗。粤军基本上采取让道的方针，朝天放枪，边打边撤，使红军较为顺利突破了蒋介石的第一道封锁线，进入粤北南雄境内。
蒋介石得知红军突破第一道封锁线的情报后，大为惘然，原以为红军的行动方向定会从赣南入湘南或入湘南后出鄂皖苏区再北进，不会以“不利之路”的粤北作为转移的突破口。
红军的行动完全打乱了他的阵脚。蒋介石即令粤军陈济棠、湘军何键两部火速出兵，予以阻截。
下令江西、湖南境内所有航空队全体出动，协同作战，妄图把红军堵截在第二、三道封锁线内，予以全歼。
蒋介石的南昌行营还颁布了赏格：“生擒朱德、毛泽东者，赏洋10万元；献其首级者，赏洋5万元。生擒或杀死彭德怀等以献者，各赏洋1万元。”
红军突破第一道封锁线，即向湖南、广东边境前进。
10月27日，中革军委下达突破第二道封锁线的命令。
这时，陈济棠令北区绥靖主任、韶关战区司令李汉魂率独三师、独立警卫旅等部到仁化、乐昌、汝城附近设防。
在设防中，李对其下属军官说明：“粤军已同红军达成互不侵犯协议，让出红军西进道路。你们要加倍小心，认真执行协议。敌不向我射击，我不开枪；敌不向我袭击，我不出击，要作为战场纪律执行。”
独立第三师、警卫旅各部抵达乐昌、仁化一线后，主力布于百顺、二塘一线之南。叶剑英的同窗、警卫旅少将副旅长黄国梁还把一些平日憎恨共产党的军官留在韶关，不让他们上前线。
同样，没有经过激烈的战斗，红军于11月4日又突破了敌人的第二道封锁线。
连当时的《国闻周报》在“一周简评”中也深有感慨地写道：“我们最担心的是粤军与中央军不统一的弱点被匪利用，现在匪部果然突破此线，由赣粤边境西窜。这真是一个绝大的遗憾。”
中央红军突破敌人第二道封锁线后，11月6日，蒋介石的南昌行营颁布紧急“堵剿”电令。
该电判断红军将“继续向宜章方向逃窜”，据此对“堵剿”红军作了具体部署，在第三道封锁线上修筑了数百座碉堡，加强防堵。
红军在敌军兵力尚未完全调集之际，立即一面攻郴县，钳制湘敌，一面进占宜章，阻拒粤敌，主力则从中突破，向嘉禾、临武进军。
13日，红军一举占领宜章县；15日，攻克临武县城。
而且，红军也认真执行谈判协议，不入广东腹地，只沿粤、湘、赣边西进。
于是，红军一路未遇粤方顽强阻截，又突破了敌人的第三道封锁线。
不到一个月，红军迅速突破了蒋介石精心构织的三道封锁线，蒋介石的计划一次次落空，部署一次次被打乱，终于觉察到陈济棠拥兵自保的企图。
蒋急令手下发去一封责电，措辞甚是严厉：“此次按兵不动，任由共匪西窜。不予截击，贻我国民革命军以千秋万世之污点。着即集中27个团，位于蓝山、嘉禾、临武之间堵截，以赎前衍。否则，本委员长执法以绳。”
陈济棠唯恐日后难以向老蒋“交帐”，于是迅速销毁了与红军谈判的所有文件，令叶肇、李汉魂、李振球等师，分头沿乐昌唐村、坪石尾追红军人湘。
对蒋介石的严斥电文，陈济棠也批了一句：“此件发至团长。至要!”
据陈济棠的一位高级幕僚李洁之后来称：“当时，陈济棠在广东梅县、五华、韶关及江西赣州、大余等地，均建有机场，共有70多架飞机，而他仅派了侦察机对中央苏区进行侦察，并未出动战斗机。如果陈济棠出动大量飞机的话，红军是吃不消的，伤亡一定会大得多。”
蒋介石行营第一厅副厅长晏道刚则抱怨说：“自从红军突围后，追堵部队谁也不愿猛追强堵，怕接近红军，被红军反击，采取的是送客式的追击，敲梆式的防堵。”
长期以来，粤赣谈判并不为世人所知，非但谈判的最高主持人周恩来、朱德、陈济棠滴水不漏，就是粤军师长黄任寰、杨幼敏也守口如瓶。
直至1982年，何长工回忆录《难忘的岁月》问世，展示了朱德总司令手令的真迹，这段历史才大白于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