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此期间，中共临时中央负责人博古和李德、周恩来最高三人团已经最终决定中央红军除少数人留下外，其余全部向西进行战略大转移。
转移的突破口，选择在南线。
周恩来、朱德所期待的红军与“南天王”陈济棠的借道谈判，在炮火硝烟中悄无声息地拉开了帷幕。
潘汉年、何长工再度出使。
1934年10月5日，周恩来、叶剑英在军委办公室里等候潘汉年、何长工两位同志，他们将要承担一项特殊使命。
潘汉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前任“特命全权大使”。然而，这位“大使”已失业近一年。
一年前，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潘汉年奉命代表中华苏维埃政府和工农红军，与国民党十九路军代表徐名鸿就抗日反蒋问题举行秘密谈判，并签订了协定。
十九路军蒋光鼐、蔡廷锴希望共产党支持他们的“福建事变”。
遗憾的是，王明“左”倾路线的领导者既不懂利用敌人内部矛盾，争取一切可能争取的同盟者，又完全仰仗共产国际顾问的鼻息，结果失信违约，坐失良机。
“福建政府”垮台，潘汉年不得已无功而返。
另一名谈判代表，即是曾任红五军团第十三军政治委员的何长工。
离开红五军团后，何长工首任红军大学校长兼政治委员等职，培养了大批红军干部并获得苏区中央军委颁发的二等红星奖章。
此时，何长工任粤赣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和粤赣省委常委、宣传部长。
粤赣军区，即离粤军最近的一个军区，何调粤赣军区半年多，对粤军情况很熟，无疑也是与粤军谈判的最佳人选之一。
潘汉年、何长工同时喊着“报告”进了周恩来的办公室。周恩来很高兴地拍着他们的肩膀，让他们就座，并亲手给他们端上开水。
周恩来开门见山地说：“‘南天王’陈济棠已电约我们，在陈管区寻乌举行秘密军事谈判。这很好，我们可以利用蒋、陈之间的矛盾。朱德同志已给他复信。根据目前的时局及党的统战政策，我们准备派你们两人去跟陈济棠的代表谈判。潘汉年同志任政治代表，何长工同志任军事代表，对方代表是第一集团军总部少将参谋杨幼敏及两个师长，一个是独立第七师师长黄质文，另一个是独一师师长黄任寰。”
接着，周恩来将“南天王”陈济棠的历史及现实处境、心态作了一番透彻的分析。
介绍完情况，周恩来微笑着问潘、何两人：“情况大致如此，你们此行还有没有什么困难?”
潘、何表示再大的困难也要克服。
周恩来又郑重地说：“这是中央交给你们的重大任务，望你们根据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历次宣言和朱总司令《关于抗日反蒋问题给陈济棠的信》的精神，既要坚持原则，又要灵活。”
在场的军委副总参谋长叶剑英嘱咐道：“去白区谈判，任务重大，谈成了很有益处；当然，也要作好另一手准备，万一谈不成，你们要沉着灵活，应对局面。”
潘、何频频点头。
周恩来交给他们一封朱德亲笔署名的介绍信，上面写着：
黄师长大鉴：
兹应贵总司令电约，特派潘健行(汉年)、何长工两君为代表前来寻乌与贵方代表幼敏、宗盛两先生协商一切。望予接洽为感!专此。
顺致戎祺!
朱德手启
10月5日
周恩来最后向何长工交待说：“如果用电报通知你，说你喂的鸽子飞了，你们就赶快回来，我会派一名干部在会昌等你们。”
潘、何郑重地接受了任务，与周恩来、叶剑英握手告别。
10月6日，潘汉年、何长工脱下军装，换上西服，戴上墨镜和草帽。
斯文儒雅的潘汉年看看自己，又看看身材魁梧的何长工，禁不住笑道：“你看我们这副打扮是大学教授还是做生意的大老板?”
何长工笑着说：“当然是做生意的大老板呀。我们是去做一笔大生意嘛。”
随同潘、何参加谈判保卫工作的就是封天宇和特遣队。
在暮霭沉沉的黄昏，潘汉年、何长工赶到了约定地点——会昌白埠。
这时，陈济棠派出的一个特务连早已迎候在那里。
五大三粗的连长严直是个爽快人，一见面就悄声说：“何先生，咱不打了，两家和好算了。打败了你们，我们也捞不到什么；打败了我们，你们最多也只能到广东吃几根甘蔗。”
何长工爽朗大笑，说：“要吃甘蔗，我们瑞金、会昌有的是，何必跑到广东去?”
潘汉年则说：“广东甘蔗我吃过，好像并不比瑞金的更甜。欢迎严连长去我们那里作客，甘蔗还是有得吃。”
一番话，说得严连长哈哈大笑，连忙吩咐安排两乘四人抬的轿子，亲自为潘、何掀开帘子，拱手说：“二位请上轿。”
潘汉年朝何长工灿然一笑：“咱们这是‘大姑娘’坐轿——头一回。”
何长工接着：“确切一点说，应该是男子汉坐轿——头一回。”
何、潘二人坐上轿子，由特务连护送前行。每遇岗哨盘问，严连长便高声喊道：“这是陈总司令请来的贵客。”轿夫一路跋涉，通行无阻。
10月8日，潘汉年、何长工抵达谈判地点——寻乌青塘镇。
陈济棠深知此次和共产党谈判事关重大，因此对谈判地点和内容极端保密。
当双方代表到达后，陈济棠立即命令其心腹严应鱼旅长严密封锁消息，加强警戒，必须确保红军代表的安全。
为此，严旅长专门指派参谋长兼军法处长韩宗盛负责接待和保卫工作。
双方代表同住在一幢老式的二层红房子里，红军代表住在楼上，粤方代表住在楼下。
严应鱼将站岗的士兵一律换成最亲近的客家子弟，他本人及其他贴身人员在谈判期间都避免进入这座小楼。
翌日上午，双方代表来到楼上一间不大的会议室。
陈部代表杨幼敏握着潘汉年的手说：“久仰!久仰!”
韩宗盛也握住何长工的手说：“幸会!幸会!”
潘汉年笑着说：“看来我们缘分不浅啊。”
杨幼敏马上接口说：“能认识潘先生、何先生，实乃三生有幸。”
何长工反客为主：“我们是行伍出身的粗人，不会说客套话，我看还是坦诚相见好。来，诸位请上座。”
潘汉年配合默契：“对对对，我们带来了九龙茶。想必杨、韩二位先生是品茶行家，来尝尝这茶的味道。”
四人终于坐在一起，一边喝茶，一边大聊茶道。
潘汉年侃侃而谈，何长工借机引入正题。
潘、何遵照周恩来的指示，把原则的坚定性和策略的灵活性结合起来，同陈济棠的代表就停止作战、解除封锁、恢复贸易、恢复通讯联络、互通情报及抗日反蒋等事项进行了反复商谈。
双方各自提出了建议和条件。
经过三天三夜的谈判，终于达成了五项协议：
1．就地停战，取消敌对局面。
2．互通情报，用有线电通报。
3．解除封锁。
4．互相通商，必要时红军可在陈的防区设后方，建立医院。
5．必要时可以互相借道，红军有行动事先告诉陈，陈部撤离40华里，让红军通过。红军只借道而行，保证不入广东腹地。红军人员进入陈的防区用陈部护送。
当谈判进入到逐条确定时，周恩来发来了事先商定的密语电报：“长工，你喂的鸽子飞了。”
刁滑世故的杨幼敏非常敏感，立即询问：“何先生，你们是不是要远走高飞了。”
何长工机灵地答道：“不是，这是说我们和谈成功了。和平鸽子飞上了天，表示祝贺之意。”
听起来，合情合理，对方代表见何长工镇定如常，从容平缓，也就不再说什么了。
何长工、潘汉年待五项条款一确定，马上结束谈判，匆匆离开青塘镇，返回会昌。
陈济棠部派了一个骑兵连，一直护送何、潘到筠门岭以北的一座小木桥边。
潘汉年、何长工两人赶到会昌时，周恩来派来的干部已在此等候，并留下周恩来写的条子：长工，我在于都等你们。
潘汉年、何长工没有在会昌停留，连夜赶到于都，向周恩来详细地汇报了谈判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