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李绪龙设在鸭子咀的交通总站遭到国民党蓝衣社的彻底破坏，中央分局与各地游击区、游击队的联络彻底中断。
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各地游击区和游击队都在失去上级领导、各自封闭的环境中与国民党军和地方民团进行艰苦卓绝的游击战争。
1937年7月底8月初，在赣粤边区油山一带领导游击战争的项英、陈毅等从香港出版的报刊上和通过其它途径，先后得知西安事变及和平解决的消息，看到了毛泽东于当年5月7日写的《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的文章。
政治上有着十分敏锐洞察力的项英以个人名义写了一篇题为《中国新的革命阶段与党的路线》的文章，解释党的路线的转变。
文章指出：中国革命已发展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与国民党重新合作的新阶段，各级党组织和红军游击队必须遵照中央路线来进行合作抗日，要彻底转变我们的工作。
当时还在万达山中活动的赣粤边游击支队政委叶媚媚和支队司令丰金娥，接到交通站送来的信，中央分局将于八月八日召开各游击队会议，传达中央新精神。
叶媚媚和丰金娥辗转到了油山。
8月8日，项英、陈毅在大余县池江西北部的一座大山上召开赣粤边区党的干部会议，宣传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政策。
经过反复讨论，大家对由“反蒋”转变为“联蒋”，由“内战”转变为抗日，在思想上取得了比较一致的认识。
会后以中共赣粤边特委和赣南人民抗日义勇军的名义发表了《停止内战，联合抗日宣言》。
《宣言》要求国民党当局立即停止对游击区“进剿”，准许抗日自由，实现国共合作、一致抗日。
与此同时，项英把《宣言》寄给了国民党江西省政府及有关上层人士。
8月20日，中共赣粤边特委分别向国民党江西省政府主席、赣州专员和大余、信丰、南康、南雄等县政府以及国民党驻军和当地知名人士致函，敦促洽谈合作抗日事宜。
为了表示抗日诚意，中共赣粤边特委向所辖党组织和红军游击队发出指令，停止游击活动。
为了斗争形势的需要，叶媚媚来到寻乌县城，以太和堂为据点，领导交通站的工作。
在此期间，为贯彻八月八日分局会议精神，叶媚媚与粤军宋波旅达成共同抗日意愿。赣粤边的游击斗争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形势的发展，促进南方八省游击区和游击队重新行动起来了。
8月20日，中共湘鄂赣省委发表了《为和平合作宣言》，提出了和平合作，一致抗日的政纲，表示凡同意抗日救国者，都愿与之合作，共赴国难。
在浙南，粟裕、刘英等从邹韬奋主办的《大众生活》中得知新的时局和党的方针、政策后马上组织学习和宣传。
他们对内给指战员上形势课，进行思想教育，对外发表宣言和公开信，说明斗争形势，宣传我党关于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鲜明而又及时地表明立场和态度。
在闽西南游击区，张鼎丞、邓子恢、谭震林等从香港、汕头的报纸中得知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消息后，立即决定在闽西积极活动，以推动国民党抗战，推动全国的抗日高潮。
并印刷了大批标语、口号以及《告粤军书》、《告群众书》等文件，广为散发。
黄道是实行战略转变较早的。
1937年初，担任中共闽赣省委书记的他在崇安偶然看到一张从广丰包盐回来的旧报纸上刊有西安事变的消息，接着又在截获的福建省银行的汽车上发现一本生活书店出版的《生活日记》，上面记有“一二·九”运动。
黄道察觉到国内政治形势正在发生急剧的变化，经过开会研究讨论，中共闽赣省委作出《关于开展抗日反帝斗争的决议》，开始实行战略转变。
同年春，汀瑞边游击队从报刊上获悉中共中央实行联蒋抗日的方针后，提出了“停止内战，团结抗日”，“中国人不打中国人”的口号。
同年10月，中共皖赣特委获悉项英、陈毅发表的《告南方游击队的公开信》后，发出《告皖赣同胞书》，重申“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
1937年10月，叶媚媚接到秘密赴广州与项英、陈毅汇合的通知，于10月中旬到达广州。
但是叶媚媚并不知道，项英同志到南昌己经与正在南京的中共中央代表取得联系了。
南方游击队虽然先后行动起来，但都以8月1日中共中央《关于南方各游击区域工作的指示》与国民党谈判。
中央指示：在保存与巩固革命武装、保障党的绝对领导的原则之下，可以与国民党的附近驻军或地方政权进行谈判。
未确实谈判好以前，部队可以自动改变番号，用抗日义勇军或抗日游击队名义进行独立的活动，开展统一战线工作。
谈判好以后，即“改变番号与编制以取得合法地位”。
这为南方各游击区的谈判指明了方向。
1937年9月8日，中共赣粤边特委和红军游击队代表陈毅，同国民党大余县政府代表鲁炯雯，在大余县池江圩举行谈判。
双方就停止武力进剿、释放在押共产党人和政治犯、游击队改编成抗日义勇军、听候调遣抗日等问题，达成七项协议，并呈报国民党地方当局核准。
11日，陈毅由大余县县长彭育英陪同到达赣州，同国民党江西省政府保安处参谋长熊滨，第四行政区专员公署专员兼保安副司令马葆珩，第四十六师政治部主任及赣南七、八个县的县长，在赣州举行谈判。
在谈判过程中，国民党报纸却诬蔑谈判为“油山共匪投诚”，陈毅义正词严提出抗议，迫使当局转变态度。
赣州谈判终见成果，双方就停止进剿，集中点编、经费给养、干部委用、部队整训等问题，达成九项协议。
为了解决南方其他游击区的国共合作、共同抗日问题，9月24日，南方8省游击区最高领导人项英，应国民党江西当局之邀，从油山经大余、赣州同地方当局头面人物会晤后到达南昌，下榻月宫饭店。
项英到南昌后，经过力争，给中共中央驻南京的代表发去电报，汇报并请示有关问题。
博古接电后，一方面转报延安，一方面回电项英。
坚持南方三年游击战的中央分局由此恢复了与中共中央的联系。
在南昌，项英同国民党江西省政府秘书长刘体乾、保安处长廖士翘、参谋处长熊滨等人举行会谈。
双方就南方红军游击队的改编问题共同商定：
一、在南昌期间，项、陈以中共苏区中央分局的名义发表致南方各游击队的公开信，信由各该地驻军转递，俾得迅速集中；
二、项英返余后，即派员前往各游击区转达意旨；
三、当局政府必须采取措施，防止不良分子对游击区域的报复行为，以免阻碍游击队集中改编等。
9月29日，项、陈以中共苏区中央分局的名义发表《告南方游击队的公开信》，要求各地红军游击队迅速集中，听候点编。
这时，国民党当局下令撤走了部署在游击区周围的军队，释放了包括方志敏妻子缪敏在内的一批政治犯。
随后，项英宣布在南昌月宫饭店设立中共苏区中央分局联络各地红军游击队的总接洽处，由陈毅负责联络、洽谈南方各地红军游击队谈判改编等事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