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初，项英从南昌返回大余池江，即派出干部到各游击区传达中共中央关于国共合作抗日的指示精神，通知红军游击队准备改编。
这时，驻南京的中央代表博古、八路军代表叶剑英根据中央的电文指示，给项英、陈毅写信，提出了红军游击队集中改编时保持独立性原则的三点“最低限度”要求，并委派机要交通顾玉良即赴赣南寻找项、陈。
顾玉良历尽艰辛，于10月8日在吉安一家旅馆里找到陈毅。10月11日又在大余池江找到项英，递交了中央有关重要文件和博古信函等。
10月12日，项英即由顾玉良等陪同，从池江经吉安、南昌、九江，乘船顺流而下，于10月22日到达南京，会见了博古、叶剑英。
10月23日，项英即赴延安，向党中央汇报工作。
叶媚媚到达广州后，即与项英陈毅等汇合，项英把她带在身边，投入到了组建新四军的艰苦工作中去。
在南昌谈判的前后，南方其他游击区领导人也陆续同国民党地方当局和驻军举行了和平谈判。
谈判过程中自始至终充满了尖锐、复杂的斗争。
7月中旬开始，中共湘鄂赣省委派出代表同国民党地方当局在平江、浏阳先后举行了三次谈判，初步达成了一些协议。
8月20日中共湘鄂赣省委派黄耀南、刘玉堂、张藩等赴武汉就谈判中遇到的问题，请示中央驻武汉代表董必武，最后由董必武代表中共与国民党武汉行营代表谈判。
同月29日，湘鄂赣边游击区谈判成功，国民党武汉行营下令停止对湘鄂赣边的军事围剿，承认湘鄂赣红军游击队改为抗日军第一游击支队，出现了停战抗日新局面。
9月下旬，中共闽赣省委派曾镜冰、黄知真等下山，与国民党江西省南城保安司令部副司令周中诚、光泽县政府县长高楚衡谈判。
在谈判中，他们提出成立闽赣边人民政府，国民党撤走驻军以便红军游击队集中，闽北红军游击队改称人民抗日军独立旅，实行人民言论、结社和武装抗日自由等条件，并允诺停止进攻国民党军队和打土豪、实行减租减息。
谈判成功后，双方停止了军事行动。
10月，陈丕显同汀瑞边游击队负责人彭胜标，一起到瑞金县城与国民党独立三十三旅旅长黄镇中举行正式谈判。
在谈判过程中，陈丕显等首先阐述了共产党顾全大局，愿和国民党合作抗日的态度，同时驳斥了顽固派对汀瑞游击队的种种污蔑，一开始就掌握了主动权。
国民党对游击队提出的集结点编、筹划给养等问题不得不给予解决，谈判最终达成了合作抗日的书面协议。
11月，中共皖赣特委委派江天辉为代表与国民党地方政府谈判，达成以下协议：
准许游击队派人联络各地红军人员；撤退驻军，停止向根据地的进攻；解除移民并村的封锁线，恢复群众的生产自由；释放全部政治犯；游击队停止打土豪，部队的供给由国民党负责解决。
谈判后，特委又派李步新、江天辉赴南昌，向项英、陈毅汇报请示工作。不巧项英已去南京转赴延安、陈毅去了湘赣边。
国民党江西省保安司令部要皖浙赣边红军游击队到浮梁县集中改编，被李步新、江天辉当场严词拒绝。
此后，陈毅抵达中共皖赣特委所在地，并在特委会议上，详尽地阐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会议决定将皖浙赣红军游击队改编为江西抗日义勇军第二支队。
闽西红军游击队代表邓子恢、谢育才等，同地方当局举行过多次谈判，几经尖锐斗争，于1937年7月29日达成协议，双方在龙岩签订了协议书。
闽中游击区代表杨彩衡与莆田当局多次谈判，于同年9月上旬达成了协议。
闽浙赣游击区首席代表刘英同地方当局谈判于同年9月16日取得成功，双方就一些重大问题签署了协议。
浙西游击区领导人粟裕，给国民党地方当局递送了《国共合作抗日建议书》，双方经过谈判达成协议。
豫南游击区领导人周骏鸣等同地方当局谈判，于9月达成将红军游击队改编为豫南抗日独立团的协议。
但是，不是所有游击区和游击队都能主动与国民党谈判，进行战略转变。
由于久居深山，加上国民党的欺骗宣传，有些游击区负责人对统战工作将信将疑或根本不信。
杨文翰就是其中之一。
杨文翰是皖浙赣游击区的游击大队长。1938年4月他错杀前来联系下山改编的省委书记关英①。
1935年2月，方志敏被俘。11月，国民党四省剿总颁布第二期清剿计划，又一次叫嚣三个月内要把苏区党组织和红军游击队一举肃清。
当时牺牲甚大，省委决定将闽浙赣省委改称为皖浙赣省委。省委机关与独立团跳出包围圈到婺源的鄣公山一带安营扎寨再图发展，留下杨文翰游击大队继续在原地坚持游击战争，拖住进剿的敌人。
在此，关英和杨文翰分开了。独立团在缴获的报纸里得到了“西安事变”的消息。随后打下了一个县城，从俘虏的国民党县长那里得到了确认。大家认为形势将会有变化，放松了警惕。
1937年1月“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蒋介石却玩起“北和南剿”的花招来。
他一方面接受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另一方面却加快“清剿”南方红军游击队的步伐。
1937年2月中旬，当独立团行进在浙江开化地区，就遭到国民党正规军14个团的包围。
经过激烈战斗，因敌众我寡，独立团主力被敌打散，政委刘毓标在战斗中负伤被俘，团长熊刚仅带领一支50余人的队伍冲出包围。
当时，省委书记关英正在犯病，战斗打响以后，警卫员发现已被敌重重包围，只好连拖带拉架着携带大量经费的关英冲出包围圈。
此时回游击区的路全被敌人封锁，关英等人只好改名换姓，流落在玉山一带，省委工作也因此而停止。
关英的上海口音很浓，身上又带了一些省委活动经费，为避免敌人的怀疑和纠缠，他干脆以上海客商的名义在乡下开了一个榨油坊，两个警卫员扮成伙计。
关英一方面做榨油生意，一方面打听中央的消息。
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国共两党再次携手。
直到1938年4月下旬，关英从国民党的大量报纸中证实，国共两党已开始第二次合作，南方红军游击队已陆续改编为新四军并开赴抗日前线。
于是他变卖了油坊，到南昌寻找党组织。
在南昌，关英遇到了黄道。从他那里得知，已经有两批前去向杨文翰传达统一战线政策和改编命令的人员被他错杀。
作为杨文翰的老顶头上司，关英接受了前去传达命令的任务。
作为盘缠，黄道给了关英一些钱。
去的路上，国民党的县长区长得知来的是共产党的高官，宣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请他吃了饭，送了马，又给找了向导。
到了一个山村，关英宣传统一战线政策，游击队的内线把情况报告了杨文翰。
杨文瀚认为关英已经叛变，但不能确定，遂设计把关英骗上山来。
关英不疑，便上了山，去见他的老部下。还没见到，警卫员的枪就被杨文瀚派人给下了。
见面之后，杨文瀚宴请关英。关英告诉他应接受安排，包括下山改编，和饶守坤的部队会师，让杨文瀚自己和他一起去南昌。
杨文瀚便怀疑关英是叛徒，不相信国共合作，要把200多人的队伍拉过来一起讨论。
这时候又出了一个意外。关英身体不好，这次到南昌来之后，没有停留就到杨文瀚这里来了。
他也许认为，作为老上级传达一次命令，不会太长时间，可以赶回南昌再治病。
可是，杨文瀚非要关英在山上多住几天。可关英是非要走。
一下子拖了三天。杨文瀚自认关英是叛徒，要骗他下山投降国民党，还把关英捆了起来，上了大刑。
关英真急了，自己死了事小，完不成任务麻烦大了，不仅是一支200多人的队伍的生死存亡，还给国民党留下了新四军破坏抗战的把柄。
关英疼的满头大汗还在斥责杨文瀚，说他违背党的指示，与党闹独立，已经不配称为党员了。
杨文瀚勃然大怒，即将关英杀害，时间为1938年4月。
后杨文瀚仍拒不接受改编，不承认国共合作。杨文瀚继续孤军奋战，打击国民党的部队，打土豪，攻炮楼。1943年因叛徒出卖被国民党军俘虏，半年后被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注①关英(1910-1938），中共早期党员。革命烈士。曾任中共闽浙赣省委书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