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是中华民族近代史上极其黑暗、极其沉重的一页。
这一年，日本军国主义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中国人民流离失所，大好河山惨遭践踏，中华民族亡国灭种危在旦夕。
1937年，也是中华民族开始全面觉醒、全面抗战的一年。
这一年，在中国共产党倡导建立的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一切不愿做亡国奴的中华儿女迸发出像火山一样的爱国热情，义无反顾投身到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洪流之中。
“诚既勇兮又以武，终刚强兮不可凌。身既死兮神以灵，魂魄毅兮为鬼雄。”
在民族危亡的严重关头，中国共产党坚持以民族大义为重，制定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正确战略、策略，实施动员人民、依靠人民的正确路线、政策，成为团结全民族抗战的中流砥柱。
延安，原名肤施，是古县治。它地处黄河中游、陕北高原南部，以黄河天险为屏障，地形险要。
中共中央领导机关迁驻延安，是中国革命形势发展的需要。
红军长征途中，中共中央确定陕北为红军长征的落脚点。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以后，中国共产党面临的主要任务，是动员全党和全国人民巩固和平，争取民主，早日实现全民族共同抗战。
为了更好地领导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1937年1月，在张学良东北军撤离延安后，中共中央领导机关由保安迁驻延安。
1月13日这一天，延安城贴满了欢迎中共中央领导的标语口号，欢迎的人们一早就排列在道路两旁。
在这些兴高采烈的人群中，有城镇居民，有机关干部，有红军战士，有学生，有从十里八乡来的赤卫军和农民，还有从甘泉、延长、子长、安塞专程赶来的群众代表。
当毛主席等中共中央领导一行出现时，口号声、欢呼声、锣鼓声响彻延安山城。
次日上午，在延安大操场举行了盛大的欢迎中共中央进驻延安大会。
毛主席发表重要讲话，他号召军民要团结一致，抗日救国；加紧生产，支援前线；加强统一战线，一致对外，中国人不打中国人。
他还风趣地说：今后要事事讲抗日，处处为抗日作贡献，即便是老婆和老汉两口子拉话，也要谈抗日。
1937年9月，根据国共谈判口头达成的协议，中国共产党苏维埃中央政府驻西北办事处改为陕甘宁边区政府，辖陕西、甘肃、宁夏三省各一部地区，共20余县，200万人。
边区及其首府延安，是中共中央和中共中央军委所在地。
“滚滚延河水，巍巍宝塔山”。从此，延安成为全国人民革命斗争的指导中心和战略大后方，成为指引中国革命方向、照耀中华民族前程的红星。
在这里，中国共产党运筹帷幄，作出了关系中国革命前途命运的一系列重大决策。
在这里，无数革命青年和爱国志士经受锻炼和洗礼，跟着共产党走上了抗日救国的道路。
在这里，许多爱国民主人士和外国记者亲眼目睹蒸蒸日上的气象，发出“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的希望所在”“中国的希望在延安”的感慨。
延安，不仅让长征的红军有了落脚点，更是共产党领导广大军民抵抗日本侵略、进而夺取全国胜利的出发地。
中共中央领导机关迁驻延安后，为了尽快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同国民党就国共合作抗日进行了多次谈判。
1937年2月10日，中共中央致电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提出“五项要求”：
一、停止内战，一致对外；二、保障言论、集会、结社的自由，释放一切政治犯；三、召开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代表会议，集中全国人才，共同救国；四、迅速完成对日作战的一切准备工作；五、改善人民生活。
如果国民党将这“五项要求”定为国策，中国共产党愿实行如下“四项保证”：
一、实行停止武力推翻国民党政府的方针；二、工农政府改名为中华民国特区政府，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三、特区实行彻底民主制度；四、停止没收地主土地的政策，坚决执行抗日统一战线的共同纲领。
“四项保证”是对国民党作出的重大让步，毛主席就此指出：
让步是必要的，“因为这种让步是建立在一个更大更重要的原则上面，这就是抗日救亡的必要性与紧急性”，是为了团结一致抗日。
“五项要求”和“四项保证”在国内引起巨大反响，并得到国民党内部抗日派的赞同。
在国民党的五届三中全会上，宋庆龄、何香凝、冯玉祥等为响应中国共产党关于国共合作，联合抗日的建议，提出关于恢复孙中山所制定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紧急议案。
此后，2月至7月间，中国共产党代表周恩来、叶剑英、林伯渠、博古等同国民党代表顾祝同、贺衷寒、张冲以及蒋介石、宋子文等人，先后在西安、杭州、庐山多次进行国共合作抗日的谈判。
在谈判中，周恩来多次重申“五项要求”和“四项保证”，并提出中国共产党草拟的国共两党合作抗日的共同纲领。
蒋介石等虽然多方延宕刁难，企图限制中国共产党和红军、革命根据地的发展，以达到其“溶共”的目的，但也不能不在原则上承认国共合作抗日，并同意红军编为三个师45000余人。
在中国革命进程和国共关系即将发生重大变化的转折关头，中共中央大力加强自身建设。
按照瓦窑堡会议精神，着力克服关门主义，注意发展党员，建立健全党的各级组织，使党的组织和党员队伍得以发展壮大。
1937年3月23日至3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延安召开扩大会议，讨论目前国内政治形势和党的任务，并着重批评张国焘的错误，作出了《关于张国焘同志错误的决定》。
张国焘的严重错误造成的一个恶果就是西路军的失败。红军三大主力会师后，红四方面军一部2万多人根据中革军委的命令，西渡黄河执行宁夏战役计划。
11月11日奉中央决定称西路军。西路军指战员在没有根据地、没有兵员物资补充、敌众我寡的条件下，深入河西走廊英勇作战，创造了可歌可泣的不朽功绩。
1937年3月，西路军在甘肃北部地区遭到最后失败，董振堂、孙玉清、陈海松等绝大部分红军将士先后壮烈牺牲。
余部分三个支队分路继续艰苦转战。
李先念率领的左支队历尽艰险，于次年４月到达甘肃、新疆交界的星星峡，尚有400余人。在中共中央代表陈云、滕代远的接应下进入新疆迪化（今乌鲁木齐），为西路军保存了血脉。
西路军不畏艰险、浴血奋战的英雄主义气概，为党和人民英勇献身的精神，同长征精神一脉相承，永远激励着中国共产党人砥砺向前。
1937年5月，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有苏区、白区和红军代表参加的党的全国代表会议，时称苏区代表会议。
毛主席在会上作了《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的报告和《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的结论，强调在统一战线中坚持无产阶级领导权的重要性。
接着，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了白区代表会议，刘少奇作了《关于白区的党和群众工作》的报告，总结了党在白区工作中的经验教训，阐述了党在白区工作的基本方针和斗争策略。
与此同时，毛主席用很大精力来做党的理论建设工作。1937年夏，他在延安抗日军事政治大学讲授马克思主义哲学，从马克思主义认识论、辩证法的高度，着重揭露和批判了长期存在于党内的主观主义错误。
其中的两个部分后经修改，以《实践论》《矛盾论》为题编入《毛泽东选集》。
《实践论》以社会实践为基础，深刻阐述了认识与实践、主观与客观、知与行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揭露了党内“左”右倾错误路线的认识论根源，为人们正确地认识世界和正确地改造世界，为党制定正确理论路线和战略决策指明了方向和道路，提供了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基础。
《矛盾论》继承中国传统的矛盾辩证法优秀思想，深刻阐释了对立统一规律，对中国革命实践的独创性经验作出了具有经典意义的哲学概括、总结和创新，形成了逻辑严密完整的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理论体系，为抗日战争和争取未来中国革命的最后胜利提供了锐利思想武器。
以上工作，从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为共产党建设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也为迎接即将到来的全民族抗战做好了准备。
1937年，距离北平30里的宛平，是一座掩映在茂密庄稼地里的小城。
作为京南门户，“局制虽小，而崇墉百雉，俨若雄关”。
1937年入夏以来，日军在宛平城附近频繁进行军事演习，同中国守军第29军进行了多次紧张对峙。
7月7日深夜零时许，日军以“仿佛”听到宛平城发出枪声、一名士兵失踪为由，要求进入宛平城内搜查。
中国守军理所当然地拒绝了日军的无理要求。天刚破晓，日军就气势汹汹向卢沟桥一带扑来，并用大炮轰击宛平城，中国守军奋起反抗。
“卢沟晓月”胜景刹那间被打碎，卢沟桥畔一时间硝烟弥漫，日本由此开始了全面侵华战争。
日本经过明治维新之后，很不甘心局囿于小岛。他们觊觎中国由来己久，实行大陆政策，多次发动侵华战争。
特别是通过甲午战争并吞中国台湾和澎湖列岛，通过八国联军侵华战争和日俄战争攫取了在中国东北南部和京津一带等地区驻军的侵略权益，通过发动九一八事变占领了中国东北全境，一些军国主义者狂妄叫嚣：“大日本皇军不可战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