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经过补充之后，66军又在1938年参加武汉会战的南寻线作战。在德安、星子一带的阻击作战中，66军给予日军101师团重大打击。
在不少文章中都提到，日军有一个所谓的“军神”联队长饭冢国五郎被中国军队神枪手击毙。
其实这个饭冢国五郎只是101师团101联队的联队长，离“军神”还差得远，只不过是宣传用语而已。
不过此人在前线耀武扬威时，确实被中国军队一枪毙命，而这个神枪手所在的部队就是66军的160师。
确切些说，就是160师四一八团的参谋长封天宇。
而66军在此次作战的表现还不仅于此，在随后的万家岭大捷中更发挥了很大作用。
以往谈起万家岭大捷，有些文章刻意拔高74军的作用，而忽视了其他参战部队。
其实万家岭大捷是很多军队协力下的战果，并不仅仅是某一支军队的功劳，每一支参战军队的贡献都应得到重视。
而66军原本的任务本不在万家岭方向，其主力部队是特意调来的。
在围歼日军106师团的作战中，66军猛攻石堡山、老虎尖，并以一部支援第4军攻克狮子崖西北高地，与其他各部完成了对日军的合围。
而在随后围攻战中，各部守备队严守阵地，挑选奋勇队专事冲锋，攻击队随后跟进。66军在10月10日攻克万家岭，此后日军残兵一部又被66军截击，损失巨大。
当然，日军106师团虽然有弱兵之称，而且还是孤军冒进，但平均战力仍不容小觑，故而实际上该师团残部还是被援军接应而去。
所以严格意义上来说，此战为重创日军106师团，而非全歼，但在当时能取得如此战果，已实属不易。
66军此前在阻击作战中已经损失不小，参加万家岭围攻时也非全军出动，但在短短6天时间内，参战官兵8815人就战损了3613人，平均每天就要损失一个多营，可以说不俗的战果也都是鲜血所换来的。
而在粤军出省作战的主力部队在武汉会战中奋力拼杀之际，广东留守的粤军部队却仅剩7个师、2个旅，且精锐老兵大部被抽走补充前线。
日军则打起了广州的注意，于1938年10月在海空力量的支援下投入了第5、第18、第104师团发起了广州之战。
广东留守粤军兵力分散，在日军登陆后难以形成合力，故而难以阻挡日军进攻的步伐（当然，内部原因有很多），10月12日日军登陆，10月底日军即攻陷广州。
广州失陷后，粤军主力集中在粤北地区，同时余汉谋请求调回外地粤军以加强防御，故而66军也调回广东，且增编了151师，作战师调整为三团制师，该军一部在牛背脊、罗浮山一线与日军接触。
当时广东、广西被划为是第四战区，以张发奎为战区司令长官；同时在桂林设有军事委员会委员长桂林行营，以桂系的白崇禧为主任，理论上桂林行营对长江以南的第三、第四、第九战区有指挥的权限。
但实际上广东是余汉谋的地盘，基本部队为粤系的第12集团军，而广西为桂系地盘，当时留守部队为桂系第16集团军。
张发奎此时并没有实权，他既不能有效指挥广东部队，也不能有效指挥广西部队，所谓第四战区实则是两广表面联合，实则各行其是的两个战场。
如果日军不来进攻则罢，战事一起便要出事。
1938年的广州战役，使得日军势力控制了广东中枢，同时为封锁海外对中国的支援，日军还占领了广东的沿海城市和海南岛。
而粤军主力回师广东后，则与日军长期在粤北地区交战，基本是相持态势。
日军占领广东核心区域后，对广西也是虎视眈眈，当时广西军队主力皆北上参战，并以大别山区为根据地经营，留在本土的部队为第16集团军所辖的31军和46军共计6个师的兵力，以及一些地方民团。
日军攻入广东后，桂系还想着在广东分一杯羹，将部分兵力外调，使得桂南防御空虚。
而在研究日军进攻方向时，白崇禧也判断失误，认为日军登陆兵威胁南宁的可能性不大，故而在1939年11月还派出了2个师到广东高明、鹤山布防，以期“摆下新桂系的几颗棋子”。
因此当日军在1939年11月中旬在桂南登陆时，桂军兵力极度分散，难以抵御。于是遂引中央军、粤军入桂助战。
而在援军到来前，日军已兵临南宁城下，守军135师接战不利，南宁失守。
日军一路向昆仑关前进，第5军200师当时抵达的600团也遭到严重损失，蒋介石极为气愤，称道：桂军之脆弱，殊出意外，令人神魂不安”。
此后第5军主力反攻昆仑关，重创日军第21旅团，是为昆仑关大捷。而在当时的部署中，目标不是昆仑关，而是反攻南宁。
但昆仑关之一战，日军被重创的同时，第5军也几乎丧失了战斗力。而当时的桂军因非主力，其他到位的中央军也没有很强的攻坚能力，故而根本就打不进南宁，而是形成了相持。
在夺占昆仑关的作战中，粤军66军一部已经参战，而该军当时已经扩编为第37集团军，由叶肇任司令。
不过该集团军基本部队却还是只有一个66军，此时的军长为陈骥，部队则只来了159师和160师。
鉴于在桂南战区的援军越来越多，1940年初国军决定仍实施反攻，围歼南宁日军。
而日军也从广东运兵，不仅补齐了此前的消耗，还运来了第18师团、近卫混成旅团等生力军。
日军以第5师团等部在昆仑关一线攻击，而18师团、近卫旅团等却向宾阳侧后攻击，如日军得手，则前线中国军队将面临崩盘风险。
1940年1月底，甘棠守军76师不敌日军而败，于是乃令粤军66军向甘棠出击，以从容部署其他各部。
但出人意料的情况发生了：叶肇不执行命令。第四战区司令长官张发奎亲自跟叶肇沟通，得到的答复仍是：我还是不服从。
结果66军不仅未能向甘棠出击，反倒跟当地民团发生了冲突，据说还向反方向做规避，始终逡巡不进。
日军18师团则继续猛攻，至2月1日攻入宾阳，配属当地守军49师作战的一连坦克，除3辆被击毁外，7辆全被俘获。
宾阳失守使得中国军队后路被掐断，附近各路军队根本无心围攻此路日军，而昆仑关的第36军、第9师等部也擅自弃守，桂军175师也避走不战。
故而中国军队反攻不成，还被日军重创，蒋介石称“此为抗战以来最无意义之失败”。
桂南会战，除中央军第5军、粤军64军、桂军46军等部队表现得到肯定外，其余中央军、桂军、粤军66军则表现不佳。
因66军不执行命令的举动直接导致了最后的溃败（当然也不仅仅是66军），故而粤军37集团军和66军的番号被撤销，集团军司令叶肇被撤职移交军法处，判刑三年。
后得薛岳保释，才转任第九战区长官部总参议；66军军长陈骥也撤职查办，后转任第七战区长官部高级参谋。
大家可能奇怪，为什么在之前抗战中猛如虎的66军在桂南战场上却成了“逃兵”呢？
其实这可能跟当时国军各路势力的勾心斗角有关。
全面抗战之初，各路军队大都是齐心抗日，但地方实力派逐步发现，地方军出现战损后往往得不到补充，番号还往往被取消，而中央军损失虽然很大，补充却很及时，而且不断扩充新部队。
因此到抗战相持阶段后，地方军便都有了小心思，不愿与日军在大战中过度消耗。
以桂南会战来说，日军进攻的是桂系的地盘，桂军本应该奋力抵抗。但事实上，桂军各部避战的情况却很普遍，白崇禧更有引入中央军和其他军系顶在一线之意，中央军第5军的惨重损失就与白崇禧极力促进反攻有关。
而桂系的心思，对于20多年来便与其争斗不断的粤军来说，自然是心知肚明的。
因此粤军入桂，其实本就不想拼光。故而但张发奎直接下令，叶肇也不买账，毕竟现在的粤军是听命于广东余汉谋的。
但是叶肇不听命令也不代表其胆子真有那么大，他战场抗命是一方面，更可能的是他对战场形势的判断与上级发生了冲突，不想徒劳消耗66军。
不过这次叶肇的判断是错的，由于结果66军不坚决行动，成为了酿成了桂南大败的一个重要因素。虽然会战失利不仅仅是66军的错，但该军的番号还是被撤消了，所余部队则划入其他粤军中。
当然了，抗战中还有第二个66军和第三个66军的番号，不过却都已经不是粤系军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