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我们再来回顾一下武汉保卫战的全过程。
为保卫武汉，国民政府重新划分战区，制定战略防御部署，将重点放在武汉外围。
这就是著名的“守武汉而不战于武汉”的构想。
国军从6月到10月底同日军展开了一系列英勇的防御作战，使敌在推进途中付出重大代价。
在长江北岸，日军在田家镇要塞攻防战中“战死287人（内军官7人），负伤866人I（内军官15人），合计1150人，预料还要增加”。
在长江南岸，在江西马头镇要塞，中国守军与敌恶战8昼夜，予敌大量杀伤。
在富池口（今阳新富池镇）要塞同日军血战近10天，多次击退日军进攻，最后，无耻的日寇竟向国军施放毒气才占领。
在庐山南北，国军与敌展开激战，取得万家岭大捷，毙敌3000人，伤敌更多，俘虏30多人，缴获轻重机枪50多挺、步枪1000多枝，军马100余匹。
在大别山地区，国军在富金山高地顽强阻击日军，予敌重创，歼敌1000余人，使日军每个连平均减员到40人，营长一级的军官也多有伤亡。
同时，国军利用大别山的险峻地形，巧妙阻击日军，激战1个多月，致使日军付出了战死1000人，伤约3400人的代价才得以突破。
在河南信阳，国军持续阻击日军，歼敌2600余人。
武汉会战期间，中国空军和海军也积极参与了作战。
在苏联航空志愿大队的配合下，中国空军鏖战长空①，与日军航空兵空中大战7次，击毁日机78架，炸沉日舰23艘，有力地支援了地面部队的作战。
中国海军在长江上也进行了激烈战斗，在沿江要塞布置水雷，设置海岸炮，并击沉日舰多艘，有力迟滞了日舰沿江进攻，取得了战略上的成功。
由于国军各处顽强、持续的阻击，各路日军在付出惨重代价后，迟至10月底才完成由东、南、北对武汉的三面包围。
然而，国军从持久抗战的战略角度出发，未与敌决战，而是从武汉地区撤退，保存了有生力量。
武汉会战历时4个半月，以国军主动撤出武汉而告结束。
就战役而言，日军占领了武汉三镇，并控制了中国的腹心地区，取得了胜利。
但就战略而言，则日本并未能实现其战略企图。日本大本营认为“只要攻占汉口、广州，就能支配中国”。
于是日本御前会议决定发动武汉会战，迅速攻占武汉，以迫使中国政府屈服。
为此还规定“集中国家力量，以在本年内达到战争目的”、“结束对中国的战争”。
但是，中国政府既未因武汉、广州的失守而屈服，日本的侵华战争也未因日军占领武汉、广州而结束。
中国政府在武汉失守后发表声明说：“一时之进退变化，绝不能动摇我国抗战之决心”，“任何城市之得失，绝不能影响于抗战之全局”。
表示将“更哀戚、更坚忍、更踏实、更刻苦、更猛勇奋进”，戮力于全面、持久的抗战。
而在日军已经占领的后方，大批的抗日人民武装成长起来，大片的国土又被收复。
用日军自己的话说，日军占领的“所谓治安恢复地区，实际上仅限于主要交通线两侧数公里地区之内”。
因而可以这样说：武汉会战，不仅使日军又遭到一次战略性的失败，而且成为日本由战略进攻走向战略保守的转折点。
其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速战速决的战略方针被彻底粉碎。
由于国军的坚强抗击，日本动用了当时能够集结的最大兵力②，发挥了陆、海、空装备上的绝对优势，苦战4个半月，不但没有歼灭国军的主力部队，没有使国军的抗战意志和战斗力有所减退，反而使日军的有生力量遭到了严重的打击。
据日军发表的统计资料，第11军战死4506人，负伤17380人；第2军战死2300人，负伤7600人，还有900病死的人，连同海军及陆海航空兵的伤亡人数，总计约3.55万人。
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军令部根据各部队战斗详报统计的日军伤亡人数为25.6万人。
很显然，日本发表的数字偏低，而军令部发表的数字则偏高。
武汉会战以后，本来就感兵力不足的日军，随着战线的延长，兵力益发感到不足，无力再组织像淞沪、徐州和武汉会战这样大规模的、以攻城略地为目标的战略进攻，而被迫转为战略保守。
这就使中国的抗战由战略防御阶段发展为战略相持阶段，日本侵略军则陷入了它自身所最不愿意进行的持久战的泥淖之中，无法自拔。
由于这一严酷现实的出现，从而导致日本侵华政策发生了转变：由军事打击为主、政治诱降为辅，改为以政治诱降为主、军事打击为辅。
由以主要兵力进行正面战场的作战，改为转移兵力进行敌后战场的“治安”作战。
日本国力因损耗过巨而开始急剧表面化。
日本是一个岛国，战略物资缺乏，主要依赖输入，而当时日本的经济实力并不很强。
据日军战史记载，“七七”事变时日本“储备的黄金，包括发行纸币的准备金，全部只不过十三亿五千万日元”。
“而对日来说，对战争规模起着制约作用的，实际上还是它的黄金储备量。它意味着日本的正币储备量从最初就限定了这场战争。
日本发动了战争，却又千方百计地“谋求早期解决”。
为了维持侵华战争，“昭和十二年（1937年）从海外输入的军需物资总额达到九亿六千万日元”。
到翌年的6月，为了进行武汉会战，“连学校教练用的步枪都被收回”，用于装备扩建的军队。
更由于兵员的不断增加，国内劳力、粮食、能源均感不足。
武汉会战结束后的1939年，日本军费的支出已达61.56亿日元，已远远超出了日本国家的储备量，从而使“日本国力穷困急剧表面化”，已经失去了充分保障军队军事物资供应的能力，从而“加重了中央统帅部首脑的痛苦和压力”。
以致其参谋总长和陆相自称：“外强中干是我国今日的写照，时间一长就维持不住了”。
大致在武汉会战之后，日军的编制、装备和部队战斗力，总的来看比会战前有所下降。
这也是日本不得不改变其政治和军事战略，企图“以华制华”、“以战养战”的重要原因。
武汉会战中中国广大官兵总体上是英勇顽强的，他们曾大量杀伤日军，并给日军以重大打击。
但由于最高决策者及有些高级将领作战指导上欠妥，以致在消耗敌人的同时过多地消耗了自己③。主要原因是战役上单纯地进行阵地防御，与日军拼消耗。
中国幅员广大，日军可以回避我们的阵地设施，而日军的惯用战法就是迂回包围。
即使从阵地防御的角度来看，在作战指导上也有不足与失误：兵力分散，以连绵不断的一线式阵地进行防御战斗，而且逐次使用兵力，缺乏有力的战略预备兵团。
会战过程中，经常处于被动地位，处处追随在敌人行动之后，不少措施类似“挖肉补疮”。
在指挥体系上，受人事关系影响过大，许多兵力调配不是以作战需要为依据，而是按派系及资历任官，职务与所属兵力不适应，造成“屋下架屋，床上叠床”的弊病。
命令、报告的转达，自军事委员会至基本战略单位的师，要经过战区、兵团、集团军、军团、军5个层次才能到达，难免贻误战机。
当时任第九战区司令长官的陈诚，在其《私人回忆资料》中所写《武汉会战之教训》比较符合实际。他认为：
“1、指导计划固应按各时期情况适宜变更，但如变更频繁，有使作战军不能追随之苦。此次会战中之最高指导即有此弊。“
”2、指导计划须顾虑部队现状及实力，尤其在持久战之基本原则上，其始终目的何在，似应预先计及，否则处处追随敌人，对作战试探性之处置，必难贯彻始终。“
他举例说：”例如此次武汉撤退时机，原来决定在8月底，后改为9月18日，又改为9月底、双十节。直至10月20日，领袖尚在武汉。于是转战数月之残破部队不能不在金牛、保安线上竭力苦撑，以致以后转移未能按照计划实施，陷于溃退。“
”3、无训练部队绝对不能作战。如此次王陵基部见敌即溃，致影响全局战斗之处，实不胜举。“
”4、对装备优良之敌，以诱至山地决战有利。因一到山地，则敌之优点即难发挥，结果与我相等，而我再以旺盛的精神临之，必易成功。如万家岭之役是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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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①中国空军在武汉会战中抗击日机空袭的空战主要有4次，即：1938年2月18日，日军轰作机12架在26架歼击机掩护下进袭武汉，中国空军第四大队29架飞机升空迎战，击落日机16架。中方大队长李桂丹以下5人牺牲。4月29日，日军佐世保第十二航空大队飞机39架再袭武汉，中国空军2个大队67架飞机起飞迎击，击落日机21架。5月31日，中、日两国空军三度在武汉上空较量，中国空军击毁日机15架，自身仅损失2架。8月3日上午9时54分，日本轰炸机18架，驱逐机50余架，由安徽境内向武汉侵犯，中国空军与苏联志愿军起飞迎击，一番激战，一举击落敌机12架，并在嘉鱼俘获日本飞行员1名，在黄陵矶俘获日本飞行员2名，均押解来汉。当敌我飞机在武昌南湖上空激战时，一中国空军飞行员驾机向敌机猛撞，敌机顿时即起火坠地，人机均毁，我空军勇士则跳伞降落，仅受轻伤。
注②日军用于进攻的编制人员约25万人，会战期间曾补充四五次人员，投入的总兵力当在30万人左右。
注③中国阵亡将士人数，军事委员会统计为254628人，加上负伤的超过40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