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阴海战是1937年8月16日-12月2日国民党在江阴发动的一场海上保卫战。
1937年7月28日，蒋介石在南京最高国防会议中决定在日军尚未进攻长江流域之前制敌机先、封断长江航路，并防止日军再度溯江而上，拟定在1937年8月12日执行封江。
但因计划泄露，日舰先行渡江，计划没有取得应有的效果。
8月16日，中国军队主动出击偷袭日军旗舰，震惊日本，同时也拉开了江阴海战的序幕。
1937年9月下旬，日本海军增派舰只70多艘、飞机300多架和战斗人员10万人，力图打通江阴防线。
1937年9月23日，决战爆发，面对着日军海空的立体进攻，国民党海军虽全力抵抗，但终究因力量悬殊而失败。
国民党海军主力舰队全军覆没，海战失败。
江阴海战阻遏了日军沿长江西进的企图，粉碎了日军3个月灭亡中国的美梦，保护了长江下游军政机关、工矿企业向四川大后方的安全转移，为抗战的最后胜利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早在春秋年间，吴国就已在江阴的席帽峰修筑烽火台。
自南北朝起至宋、明历代均在此地驻屯水师、设置关隘。
韩世忠、辛弃疾等抗金英雄都曾在此驻防。满清更是早已重视起这一战略要地的营建。
民国后，江阴要塞在军阀混战中年久失修，装备陈旧过时。
1928年蒋介石定都南京后，国民政府为把这里建设为拱卫京畿的屏障，积极完善要塞防务，改土炮为洋炮，增筑堡垒，增设炮台、守军，可谓不遗余力。
至1937年抗战爆发前夕，要塞区已有黄山、东山、西山、鹅山、萧山六大炮台，配备最新的德制88毫米战防炮8门，德制150毫米加农炮4门，各型旧式榴弹炮19门（口径均在150毫米以上）。
军政部电雷学校的快艇部队也驻守于此。
随着抗战烽火的降临，在这里展开了二战中中国战场规模最大、也是最为惨烈的一次海空大战。
1935年7月，南京的夏天，溽暑如蒸。日后纵横北欧、横扫千军如卷席的德国陆军名将法尔肯豪森，鉴于日益紧张的中日形势，正在他的顾问府内挥汗如雨地起草《关于应付时局对策之建议书》：
“……东面有两事极关重要，一是封锁长江，一为警卫首都，两者有密切之连带关系。屡闻长江不能守之议，窃未敢赞同。……江面虽宽，然究为极狭隘之水道，航路异常困难，稍大战舰不易机动，下游已有许多窄隘可用，应用方法（游动炮兵、飞机）作有效之封锁。……长江封锁于中部防御最关重要，亦即为国防之最要点，防御务须向前推进。江防须封锁江阴，陆防须利用许多地险及天然便于防御之地形，推进至上海附近。……”
法尔肯豪森的这份建议书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文件。在这个报告中，他基本准确的判断了日军可能的进攻方向和特点，并结合中国的具体情况，提出了主要防御地区、兵员配备和可以采取的相应措施。
日后中国军队保卫上海、南京、决堤花园口、退入内地持久抗战等行动，大多都在这个文件指导下进行。
按照法尔肯豪森的设想，中国东南国防的第一线是以淞沪线、吴福线（吴江至福山）、锡澄线（无锡至江阴）构成的永久国防工事，其后是江阴封江，再次是保卫南京。
他预计，整个过程可以坚持1—2年，在此时段内国际形势必将发生有利于中国的变化。
1937年7月7日，北平城外卢沟桥上的枪声，打响了抗日卫国战争全面爆发的第一枪。
战争爆发后数月间，日军节节推进，华北战局岌岌可危。
南京国民政府预见到战火不久后必然烧到南方，几乎就在日军开始进攻上海的同一天，在德国顾问团指导下制订的《国军战争指导方案》颁发了。
这个方案明确指示：“淞沪方面实行战争之同时，以闭塞吴淞口，击灭在吴淞口内之敌舰，并绝对控制其通过江阴以西为主，以一部协力于各要塞及陆地部队之作战。”
从这一天起，中华民国海军走上了抗战前台。
海军，是一个国家，尤其当它还是拥有18000多公里长海岸线的大国的生命所系。近代中国每一页落后挨打的历史，几乎都带有海水的苦味。
阻绝日军入江的具体战术，在海军高层的决策下此时终于出台了。选取却是一种最为昂贵而又笨拙的方法：沉船封江。
1937年7月28日，蒋介石在南京最高国防会议中决定在日军尚未进攻长江流域之前制敌机先、封断长江航路，截断长江中上游九江、武汉、宜昌、重庆一带的日军第11战队13艘舰船和大批日侨的归路，作为与日交涉的筹码；并防止日军再度溯江而上。
海军代表陈季良提出立刻实施沉船封江行动并获批准。
会议决议在1937年8月12日执行封江。
谁料风云突变。担任会议记录的行政院主任秘书黄濬，早已被化名廖雅权、潜伏在南京汤山温泉当服务员的日本女间谍南造云子引诱下水。
当晚，他即将绝密情报传递给与之接头的日军谍报人员。
1937年8月11日及12日两天，长江中游的日本舰船匆忙下驶。汉口、九江、沙市等地码头，日侨蜂拥而上。
这一行动保密工作做的相当好，陆续通过江阴“锁航要塞”的日舰并没有卸下炮衣备战，人员则在舰桥上游晃，居然没有引起中国方面的警觉。
当时中华民国海军第1舰队的“逸仙”、“建康”、“中山”、“永绩”舰及第2舰队的部分舰艇正由第1舰队司令陈季良海军中将指挥在湖口集结，江宁和江阴要塞的火力也已作好准备。
但因事起匆忙没有协调好，当日本军舰陆续经过时，国军部分要塞单位因为警惕不足，未能及时作出回应。
而注意到异常的海军舰队则因没有接到截击指令，只能按兵不动。
等到中华民国海军部醒悟日军已经撤退时，截击的最佳时机已经丧失。
到13日中国方面开始封江时，总数13艘的日舰（包括旗舰“八重山”号）已经走脱一空。
我参谋本部紧急由南京与江阴两面派队沿江搜索江面，一直到团山边境两个搜索队相会，才证明日舰已全部逃脱。
最后仅在汉口附近捕获了日本商轮“大贞丸”，在江阴附近捕获了“大贞丸”。在卢沟桥事变发生时，中华民国海军部长陈绍宽正在英国参加英王加冕，顺便向英、德等国采购军火舰艇。
事变发生后，他急忙回国主持海军抗战机宜。
第一个工作就是封江。
封江的前期工作紧锣密鼓地展开，首先是破坏航标。
1937年8月11日，海军部派“甘露”测量舰、“皦日”、“青天”测量艇及“绥宁”、“威宁”炮艇破坏西周、浒浦口、铁黄沙、西港道、狼山、大姚港、通州沙、青天礁、刘海沙到长福沙、海北港沙、龙潭港、福姜沙等各处的灯标、灯桩、灯塔、灯船及测量标杆。
各舰在两日内完成了航标的破除作业，使敌舰失去了导航标志。
在此同时，海军第1舰队与第2舰队主力由湖口与下关向江阴的集结已经完成，49艘军舰进入了长江待命，“拱卫京畿”。
1937年8月12日，两个舰队主力在江阴江面集合完毕。
这是自甲午战争之后海军的第一次对外大型动员，全体海军官兵皆怀高亢斗志，誓与日寇决一死战！
首批自沉的军舰为舰龄最大的“通济”练习舰、“大同”、“自强”轻巡洋舰、“德胜”、“威胜”水机母舰、“武胜”测量艇（已停用）、“辰”字与“宿”字鱼雷艇（均已停用），这批军舰大多为清代遗留的旧舰。
此外，海军还向招商局与各民轮船公司征集20艘轮船同时自沉以构成江阴锁线。
当第1舰队抵达江阴时，等待自沉的28艘军民舰船已经停泊在君山江面。
12日上午8时，江阴江面各舰由“平海”号轻巡洋舰率领进行升旗典礼。
8时整，“平海”舰举行升旗仪式，各舰官兵在舰舷“站坡”，向军旗行礼致敬。陈绍宽的上将司令旗在军乐声中冉冉上升到主桅顶端。
在各舰抵达位置之后，坐镇“平海”的陈绍宽发出沉船命令，各舰同时打开水底门，缓缓下沉。
自沉作业一直进行的傍晚才初告结束，陈绍宽站在“平海”舰桥上，黯然无语。是日汽笛哀鸣，军旗低垂，令人欲哭无泪。
因为水流甚急，第一批各舰下沉时多半被水流冲离理想原位，导致封锁线并不完整。
当海军部发现封锁线并不完整而空隙甚多之后，又征用了三艘民轮沉入封锁线，在镇江、芜湖、九江、汉口、沙市等地缴获的8艘日籍趸船也先后被拖到封锁线凿沉。
海军部又请行政院训令江苏、浙江、安徽、湖北各省政府紧急征用民用小船、盐船185艘，满载石子沉入封锁线的空隙中。这些民船一共使用了30.94万立方英尺石子，合65020担。
如果加上1937年9月25日自沉（海战后）的“海容”、“海圻”、“海筹”、“海琛”舰四艘巡洋舰，在江阴的沉船封江作业之中一共自沉老旧军舰与商轮43艘，合计吨位63800吨。
日军在上海前线不断投入兵力，尤其在重武器方面具有压倒性优势，淞沪前线的战局岌岌可危（事实上，1937年11月12日日军即占领上海全市）。
自此时起，南京保卫战已经拉开序幕。按照亚历山大·冯·法肯豪森将军的建议，自1935年冬起，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就秘密调集4个师的兵力，在上海、南京之间秘密构筑起两道国防工事，作为南京外围的防御线：
吴福线北起长江南岸的福山，向南经常熟、苏州、吴江、嘉兴到杭州湾，系防御南京的第一线。
第二线为锡澄线，北起江阴要塞，南至太湖边的无锡。
而位于锡澄线与长江江防中坚位置的江阴要塞，无疑就成为了沪、宁国防工事的陆海军布防支点，长江江防作战中的总枢纽。
1937年7月19日，日军空袭江阴县，在江阴东南乡学社掷弹一枚，揭开了江阴保卫战的序幕。
上海开战之后，日军也高度重视江阴要塞的战略地位。
日方认为，集结在江阴要塞的中国海军舰队不仅阻碍南京方面的空中作战，其远程大炮的火力还威胁到沿长江下游行动的日军舰艇，因此无论是因为空中作战还是封锁中国东南海岸的需要，均须将中国舰队歼灭。
但忌惮于江阴要塞的强大火力和铺设水雷能力（实际并未实施），第三舰队司令长官长谷川清中将否决了直接进攻江阴的建议，转而出动第2联合航空队（辖陆基第2航空战队之第12、第13航空队）和海基的第一航空战队“加贺”号航母执行此次任务。
具体的作战安排是先以舰载机进行压制，并以一部分舰载攻击机牵制炮台，再以主力全力进攻“平海”舰与“宁海”舰。
遗憾的是，直至此时，中国海军还在根据一场水面舰队决战的模式安排迎战准备，对于日军以航空兵为主的交战手段缺乏心理准备。
陈绍宽部长曾明确指示说：“敌人要用舰队从扬子江上驶，必需破坏我封锁线。要坏我封锁线，又不能不先歼灭我守卫封锁线的海军。以长江的地势和海军的性能看来，要达到‘它’的战略目的，应该运用‘它’们的海军的。……”
1937年8月13日，淞沪会战打响。在旗舰“平海”的会议室中，每隔一小时就从无线电中传来前线战报。
几乎所有的军官都聚集在这里，时而忧心忡忡，时而为陆、空军的英勇战绩感奋，同时也预感到，在江阴江面将要爆发的战事绝不会逊色于淞沪战场。
10时，海军司令部命令各舰进入一级战备，舰炮脱去炮衣，随时准备对空射击。
11时05分，“宁海”舰防空瞭望哨报告：“飞机10架，由上游向江阴飞来！”
“宁海”舰立即拉响警报，这是自开战以来江阴的第一次空袭。各舰闻警而动，水兵们纷纷跑向炮位，转动炮口，瞄准飞机，只待一声令下便可开火射击！
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突然又收到“立即解除警报！万勿射击！”的命令，使已振奋到极点的官兵们大惑不解。
原来，海军刚刚得到报告，中国空军一个机群，自南京起飞，经江阴上空飞往上海轰炸敌舰。消息传出，令水兵们啼笑皆非；总算避免一场悲剧。
之后几天，又不断有中国空军飞机经封锁线上空飞往淞沪战场，而几乎每次“宁海”都发出空袭警报。虚惊几场，人心惶惶。
因飞机速度极快，飞得又高，待发出警报后飞机已飞临上空，而这时才能辨别出是中国飞机。
防空哨为此亦大伤脑筋。当时，中国海空军各自为战，彼此间并没有有效的通讯联络（注：当时世界上拥有军种间协同作战经验的国家并不在多数）。
为避免因误会而导致悲剧，海军司令部与航委会会商，提出今后中国飞机再也不从江阴上空经过；因为几乎所有的海军火力都集中在江阴，万一弄出事来不好向国人交待。
经数次会商，此事得以圆满解决：中国空军凡飞往淞沪战场参战的，都绕道向南或向北，不再出现在江阴上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