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第四支队都是高敬亭一人说的算，因此郑位三以及肖望东在工作中屡屡受到他的排挤和打压。就在这时，高敬亭致电上级，要求派戴季英来替代郑位三。
戴季英也是黄麻起义的领导人之一，也是高敬亭的老领导，同时更是一名“S反”专家。
虽然高敬亭与中央讨价还价，引起中央的不满，但为使第四支队能够顺利地改编，中央还是满足高敬亭的要求，将郑位三、肖望东调离，让戴季英担任副司令。
本以为戴季英是高敬亭自己要求来，会相处得融洽一点，但实际上并非如此，两人也很快出现了矛盾。
当时戴季英本是奉命担任副司令，来到司令部后，高敬亭组织召开“见面会”，却当众宣布戴季英是来担任政治部主任。
但刚刚犯过“错误”（在陕甘苏区大搞S反被撤职反省）的戴季英从大局出发也忍了，去担任了政治部主任。
与此同时，戴季英也一直以“中央派来”的自居，这让高敬亭认为是中央派来“监视”他的，后悔将他要来，最终发生了“新开岭事件”。
当时第四支队已开到舒城县附近，高敬亭因旧病复发，将部队交给参谋长林维先以及戴季英负责，自己则返回后方养病，一切看似都风平浪静。
但这一切，很快就被一个小道消息打破了。
一日，高敬亭突然得到“密报”，称戴季英与机要员江腾蛟“走得很近”，有可能是在向军部打“小报告”。
高敬亭本来就一直防着中央派来的这些干部，深怕削弱自己在第四支队的影响力，于是就骑着马来到司令部的驻地新开岭“兴师问罪”。
因为戴季英是中央派来的，高敬亭不敢公开把他怎么样，便将机要员江腾蛟叫来，严刑拷打，要其承认自己是“托派”。
高敬亭愤怒地问江腾蛟：“戴季英给了你多少钱？”
由于本来就是无中生有的事，江腾蛟委屈地说道：“没给钱，我的钱都是司令部每月发的津贴....”
最后，高敬亭带着伤痕累累的江腾蛟到司令部附近的队伍中走了一圈，向戴季英等中央来的同志“示威”。
戴季英也知道这是高敬亭“杀鸡给猴看”，当天晚上就带着中央派到第四支队的干部撤出，到八团“避难”，这就是“新开岭事件”。
这个事件影响很大，上级领导越来越觉得高敬亭身上的问题很严重。
不久后，高敬亭考虑到影响，派人将戴季英接了回来，但两人依旧矛盾不断。
根据中央的要求，第四支队要东进，但高敬亭在大别山经营多年，熟悉这里的一草一木，不愿意放弃这块根据地。
还因为他在鄂豫皖留守坚持游击时，吃尽了没有根据地的苦头，能指挥红28军坚持下去实属不易，如今要将这里让给国民党，他认为这是“投降主义”。
习惯靠“山”作战的高敬亭对东进到平原地区没有把握。
想当年高敬亭曾打算带红28军西进追赶红25军，但到达泌阳县的五道岭时，高敬亭拿着望远镜，看到前方一马平川，没有高山作为屏障。
他就想：以红28军的力量，如在这里与敌人遭遇，简直是活靶子。
最后他带着部队返回了大别山，长期坚持游击战争。
虽然高敬亭的担忧不无道理，但中央的格局更大，有更深远的考虑。
高敬亭迟迟不动，毛主席也很生气，命令新四军军部要让高敬亭东进；为此，张云逸来到江北，让高敬亭尽快行动，但遭到高的反对。
见劝不动高敬亭，张云逸带着第八团以及江北游击纵队东进，试图来推动第四支队的行动。
虽然前期取得一定的效果，7团和9团都动了动，但到达淮南铁路一带时，这两个团却停了下来，准备依靠大别山，在怀宁一带建立根据地。
高敬亭屡次抗命，引起上级领导的警觉；在1939年4月，中原局书记朱理治就给中央发了一封电报，提出了处理高敬亭问题的三条办法。
其上策是让他到延安学习一段时间，中策是将其提拔为江北指挥部副指挥（明升暗降），下策是直接撤职。
从朱理治的电报可以看出，他也认为高敬亭的确是一位难得的将才，只是三年的游击战争，面对数十万敌军的围剿，使其没有时间和精力静下心来给自己“充电”。但在经过学习后，仍可委以重任。
叶挺见高敬亭屡次抗命，带着邓子恢、罗炳辉一行人来到江北指挥部，召开连以上干部的工作会议，传达中央东进的命令，高敬亭这才“勉勉强强”的指挥7团和9团缓慢的东进。
就在这时，高敬亭后院起火，手下爱将杨克志与曹玉富叛逃到国军李品仙部，这也成为高敬亭案的直接导火索。
杨克志和曹玉富都是高敬亭老部下，分别担任过他的警卫员和秘书，跟随高敬亭在南方坚持了三年的游击斗争，深受信任。
高敬亭所部被改编成新四军第四支队后，下辖七团、八团、九团、手枪团以及一个直属队，其中七团由杨克志担任团长，曹玉富担任政委。
但下山之后的杨克志、曹玉富却迅速堕落；其中杨克志曾瞒着组织在六安县城内娶了一个富商的女儿，为和她住在一起，杨克志在县城的繁华地段买了一处房产。
杨克志经常有事没事的往县里跑，后来七团奉命到麻埠驻防时，杨克志与当地的土豪劣绅来往密切，将军务丢在一边，笙歌燕舞。
他还与曹玉富一起，将缴获上来的钱财私吞，用在吃喝玩乐上。
高敬亭发现问题后本要将两人法办，戴季英考虑到战事紧急，便暂缓执行。
但杨克志与曹玉富深知打完仗后肯定会受到处理，便趁机叛逃到李品仙部。
后因失去利用价值，被21集团军副总司令张义纯处决。
为稳定军心，江北指挥部开展批判针对杨克志、曹玉富错误的会议（当时高敬亭在养病，没有参加）
大会由戴季英主持，我们前文说过，戴季英与高敬亭有纠葛，在会上对高敬亭“居功自傲”等等问题也进行了批判。
在开了这个头之后，一些平日受到高敬亭粗狂作风伤害到的同志，利用这个机会纷纷向叶挺告状。
就这样，我们前文提到的问题都被“抖出”，还有一些同志说高敬亭任人唯贤，只重用杨克志、曹玉富等等。
短短半天，高敬亭身上就被加了十几条的罪名，一场批判杨、曹的大会变成批判高敬亭的大会。
在反映的问题中，有一些客观存在，但有一些则是捕风捉影。
为防止重演张国焘的覆辙，叶挺、张云逸在请示了军部之后，决定将高敬亭逮捕扣押。
6月4日，叶挺派人去给在舒城养病的高敬亭传达命令，让其率手枪团到下塘集。
高敬亭接到指令后，告别妻子和不满周岁的女儿，带着部队来到了指定地点；紧接着，高敬亭被叫到叶挺的住所，刚一进门，就被逮捕。
高敬亭被捕后，只承认自己过去在“S反”中存在的错误，拒不承认杨克志、曹玉富的叛逃与他有关，也否定对他的指控。
最终，在种种因素之下，高敬亭于1939年6月24日上午8时在青龙场被枪决，年仅32岁。
在新中国成立后，郑位三曾说：“当时如果把他送到延安就不会有危险，但交通不便不能送去，于是决定杀他。杀了他，就有把握挽救几百个干部；不杀他，几百干部如果跑到国民党那就危险。当时研究不够，实际上关起来教育几年更好些....”
1977年4月，在高敬亭女儿的不断努力下，总政终于给高敬亭平反，但明确指出：高敬亭在鄂豫皖地区的斗争中有功，但在第四支队工作期间犯有严重错误，只是属于可以教育的范畴……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注①红28军成立于1933年，后因形势发展需要，数次与其他部队合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