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3月中旬，叶挺来到了新四军的江北指挥部，严令第四支队开赴皖东。
第二天，支队司令员高敬亭指挥所部开始行动。
但两天后，行军途中的四支队却突然发生了一件大事：七团团长杨克志、政委曹玉富率几十个官兵突然投奔了国军李品仙部，并公开登报反共。
事件发生后，叶挺第一时间来到了事发地点。他立即召开有关会议。
在会上，叶挺才得知杨克志、曹玉富生活腐化堕落，经常将缴获的钱财私吞。
之前高敬亭就要将两人撤职，但戴季英考虑到战事吃紧才暂缓执行。
这个决定显然被杨、曹二人知晓，他们深知逃不脱严惩，遂狗急跳墙，叛逃到了李品仙部。
当时叶挺、项英虽然要求国民党将两人交出，但国共合作面和心不合，蒋介石唯恐共产党不乱。
所以，事情发展到最后，杨克志、曹玉富不仅没有要回，还引发了轰动一时的“高敬亭事件”：
新四军最有战斗力的第四支队的司令高敬亭，被“自己人”杀害，直到1977年才获得“平反”。
这真是悲剧！
不少读者可能有听说过新四军“高敬亭事件”的，但对具体的来龙去脉可能了解得不多，本章就来说说这件事.....
时间回到1930年，党组织在高敬亭的家乡河南光山建立了苏维埃政府，已从事革命多年的高敬亭当选为政府主席，开始走上了领导岗位，并逐渐展现出“领导才能”。
这时候的高敬亭一帆风顺，在四年后的1934年，高敬亭先后成为苏维埃共和国的中央执行委员以及皖西北道委书记，成为这里的军政一把手。
中央红军开始长征后不久，鄂豫皖地区的红25军主力也奉命北上（长征）。
和中央红军一样，红25军也留下一部分兵力坚持游击，而这个“重任”就落在高敬亭的肩上。
当时苏区被反动派分割成好几块，首尾不能相连，高敬亭在这种情况下，带着红25军留下的部队来到抱儿山与鄂东北独立团会合。
他根据鄂豫皖省委的指示，重建红28军。他担任军政委。
重建的红28军虽然人数不多，只1400余人。但就是这些人，留在鄂豫皖边与敌人坚持游击斗争，却牵制了反动派的众多有生力量。
起初蒋介石并没有将高敬亭的这支红军放在眼里，因为他得到情报：红28军虽然号称有一个“军”，但实际上只有千把人，且粮弹短缺，类似于“游击队”性质，并未调集太多的兵力进行围剿。
直到高敬亭指挥处决了余谊密后，才引起蒋介石的重视。
余谊密是安徽的财政厅长，当时正好是春节，他带着一二十个卫兵回老家潜山过年。
当地的交通站得到情报后，第一时间上报给高敬亭。
高敬亭认为这是给反动派一个“下马威”的机会，就从部队中抽调一批身手较好的指战员，星夜兼程，急行军数百里进入余谊密老家所在的官庄，在交通员的带领下，来到余谊密的家，将其逮捕处决。
这个事件迅速在鄂豫皖地区传开，蒋介石得知后大骂“无能”“饭桶”，并下令：必须在1935年6月之前将高敬亭为首的大别山红军剿灭，否则军法从事。
见老蒋大怒，“剿总”负责人梁冠英调集60余个正规团以及地方民团共25万的兵力围剿一千多兵力的红28军。
虽然敌人的兵力是红28军的数十倍，但高敬亭临危不惧，在与上级党组织失去联系的情况下，独自指挥部队展开反围剿作战？
在一次次战斗中，高敬亭意识到，“反围剿”不能光靠主力部队，地方游击队起到的作用不容小觑。
随后，高敬亭从部队中抽出军事干部到各地帮助地方发展游击队，牵制敌人的有生力量，而主力部队，则可以更加灵活地与敌作战。
此举很快就奏效，经过两个月的战斗，就扭转了被动局面，敌人深感红军“越剿越多”。
由于梁冠英剿匪不力被撤职，蒋介石调来自己的爱将卫立煌接替指挥鄂豫皖的剿匪行动。
高敬亭采取了新的策略，在建立游击队的基础上，又在各县镇建立了数十支的便衣队。
便衣队的规模很小，每支只有10余人左右，采取“昼伏夜出”的方式，白天潜伏，晚上组织革命群众“打土豪”，来无影去无踪。
三年的游击战争，高敬亭采取灵活多变的战略战术，军民同心将反动派耍得团团转。
国民党围剿了三年，红28军不仅没有被歼灭，还从最初的1400余人发展到3000余人。
红28军牵制了大量的国军有生力量，策应了红军主力的长征，蒋介石称高敬亭为“高神仙”。
在卢沟桥事变爆发后，高敬亭率先与国民党反动派进行谈判，最终达成了“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的决议，鄂豫皖地区的内战自此结束。
这是在统一战线建立之前的谈判，可见高敬亭的政治眼光。
不得不说，高敬亭的确是一员足智多谋的猛将，面对25万敌军的包围，不仅没有被消灭，还不断发展壮大。
但三年游击战争，高敬亭远离党中央，孤军作战，长期独揽军政大权，长此以往，逐渐养成“一言堂”的作风。
需要指出的是，高敬亭还被称为“S反专家”，早在担任75师政委时，就在部队内开展“S反”，超过千人遭到高敬亭的捕杀。
高敬亭也是用这个办法，导致上级领导作出错误判断，将原皖西北道委书记郭述申撤职，由其接任。
在重建红28军后，高敬亭依旧如此，红28军迟迟没有军长，也是这个原因。
因此在内部，官兵都对高敬亭十分地恐惧，加上部队远离中央，政治工作严重不到位，只要是他做出的决定，没人敢发表不同的意见，日积月累，就形成了“一言堂”的作风。
国共再次合作后，南方八省红军游击队改编成新四军，红28军改编成第四支队，高敬亭任司令。
第四支队，也是新四军改编初期人数最多，最有战斗力的部队。
为加强对新四军的领导，中央派出了一批军政人员到新四军工作，派到第四支队的主要领导干部是郑位三、肖望东等。
其中郑位三是黄麻起义领导人，在鄂豫皖地区有着较大的声望，中央专门派他到第四支队，也是考虑到高敬亭性格的原因。
根据中央的安排，郑位三任第四支队副司令（政委），因为国民党不让设政委，对外都是称副职，肖望东任政治部主任。
但两人到达第四支队司令部后，发现高敬亭已接受之前国民党颁发的委任状（我们前文说过，高敬亭率先与国民党谈判），便要求将这张委任状退回，服从中央统一的安排，高敬亭也接受了郑位三的建议。
但紧接着，郑位三指出了他在“S反”中犯下的错误，这引起了高敬亭的不满，两人发生了不愉快。
因第四支队都是高敬亭一人说的算，因此郑位三以及肖望东在工作中屡屡受到他的排挤和打压。就在这时，高敬亭致电上级，要求派戴季英来替代郑位三。
戴季英也是黄麻起义的领导人之一，也是高敬亭的老领导，同时更是一名“S反”专家。
虽然高敬亭与中央讨价还价，引起中央的不满，但为使第四支队能够顺利地改编，中央还是满足高敬亭的要求，将郑位三、肖望东调离，让戴季英担任副司令。
本以为戴季英是高敬亭自己要求来，会相处得融洽一点，但实际上并非如此，两人也很快出现了矛盾。
当时戴季英本是奉命担任副司令，来到司令部后，高敬亭组织召开“见面会”，却当众宣布戴季英是来担任政治部主任。
但刚刚犯过“错误”（在陕甘苏区大搞S反被撤职反省）的戴季英从大局出发也忍了，去担任了政治部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