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会战是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军队在武汉地区同日本侵略军展开的一场会战，发生于1938年6月，时间长达4个月。
武汉会战是抗日战争战略防御阶段中，规模最大、时间最长、歼敌最多的一次战役，此役大大消耗了日军的有生力量。
此后，中国抗日战争进入战略相持阶段。
武汉战役开始前，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爆发，日军侵华战争全面爆发。
由于两国实力悬殊，到1938年5月徐州失守，中日交手只有10个月的时间，中国方面兵败如山倒，丧师失地，已经失去了长江以北、平汉以东的16个重要城市。
国民政府首都南京也已经沦陷，不得不迁都重庆。
而当时中国最高的军事指挥部则还在武汉，日本当局想要彻底击败中国，武汉便首当其冲，成为他们的下一个进攻目标。
武汉的战略意义在于，它不仅是长江中游的最后防线，也是政府西迁途中许多重要物资的转运点，一旦武汉失守，这些物资就会拱手送给敌人。
蒋介石在开封会议上就一再强调保卫武汉的重要性：“我们要维持国家的命脉，就一定要死守武汉，巩固武汉。”
而且武汉会战是当时蒋介石战略上的无奈选择，日军1938年攻占河南省会开封。在此情况下，日军有西进攻打陕西的可能。
一旦日军占领陕西省会西安，重庆就会受到威胁。
在武汉摆开决战架势，日军就会集中力量沿长江自东向西攻打武汉。
这样一来，就能确保大西南的安全。
武汉会战之前，国民政府在1938年3月投入30万兵力，进行了台儿庄战役。
台儿庄会战日军伤亡1.1万人，是参战兵力的五分之一。
虽然中日投入的兵力比是6:1，伤亡率是5:1.但是对于日军来说，这无疑是一场惨败。
台儿庄战役之后，受到重创的日军气急败坏，不惜一切代价要攻陷武汉，以彻底瓦解中国人民的抗日斗志。
如果日军不是全力以赴攻打武汉，而是分兵进攻陕西，西南大后方就有可能被日军占领，国民政府就会两面受敌，危如累卵。
而武汉会战日军也有自己的如意算盘，那就是在武汉全歼国军主力，压缩国民政府的生存空间，让其成为一个地方政权，渐渐消亡。
而武汉会战，国军根据敌强我弱的现实，确定了“以时间换空间”战略的理论。
确切地说，明知道守不住也要守，拖住敌人就是胜利。
1938年6月，武汉会战正式打响。
为了打好这场保卫战，国民政府投入14个集团军、50个军，作战飞机约200架，舰艇30余艘，总兵力近110万人。
此战，国军共毙伤了25万日军，是淞沪战役的3倍，这大大出乎日军意料。它沉重地打击了日军的嚣张气焰，粉碎了日军灭亡中国的阴谋。
此次会战之后，日军再也不叫嚣快速灭亡中国的狂言了。
也正是这次战役之后，中日之间进入了战略相持阶段。
武汉保卫战，日军之所以付出重大伤亡，主要是因为失去地利。
淞沪战场是一马平川，国军无险可守，又没有装备优势，日军又掌握着制空权和制海权，所以非常猖獗。
武汉保卫战时日军没有地利之便，他们是进攻一方，要面对绵延600公里的鄱阳湖、洞庭湖等长江流域。
战区不仅湖泊密布，而且山峦起伏；以鄂、赣接壤的幕阜山脉和鄂、皖交界的大别山脉让日军的机械化部队不能发挥优势，每前进一步都要付出沉重代价。
淞沪会战中，中日伤亡比是3:1，武汉会战的伤亡比是2:1.
就连日军也承认，武汉会战是“遭受损失、付出代价最大的一役”。
正是从武汉保卫战之后，日军的兵力出现明显不足，因为有生力量被消灭很多，战线又拉得太长。
如果想在正面战场上游刃有余，后方就必须露出空挡。由于兵力集中在前线，日军的铁路和公共交通线，就完全暴露在共产党抗日游击队的打击之下。
而经过武汉会战后，日军才开始正视国军这个对手。
侵占南京的时候，日军还举行了盛大的入城式。
占领武汉后，华中派遣军司令官畑俊六下达命令：不许军队庆祝胜利和举行入城仪式。之所以如此，那就说明虽然胜利了，但胜得不光彩。
不过，国军尽管拥有地利之便，仗还是打得非常艰苦。首先是因为国军参战兵力太多，协调配合出现了较大问题。
武汉战役的指挥官陈诚就承认：“中间指挥单位过多，就是历次会战失败的一大原因。这一痛苦的经验，我们老早就知道得很清楚。但到武汉会战时，中间指挥单位不但没有减少，反倒更加多了。师上有军、军团、集团军、兵团，乃至战区长官部，真是极叠床架屋之能事，”
比如6月11日夜，波田支队趁雨夜突袭安庆，川军27集团军杨森部作战不力，一夜间就被逐出城外，蒋介石闻讯后勃然大怒，斥责杨森“轻弃名城，腾笑友邦“。
杨森则辩称，徐源泉的26集团军主动后撤，让自己腹背受敌，不得不撤军。
蒋介石问责徐源泉的时候，他说自己接到了后撤命令。
因此，这事也就不了了之。
再比如167师师长薛蔚英在6月25日就接到内容不同的两个命令：白崇禧命令他从公路火速驰援，李韫珩则叫他走小路。
虽然指挥不灵，敌强我弱，但是国军仍然在弱势的情况下消灭日军20多万，说明很多国军将士们尽力了，无愧于军人这个称号。
在战争史上，凡是保卫战，打得都非常惨烈。更何况武汉保卫战是一场敌强我弱的战斗，惨烈程度可想而知。
在所有参战部队中，打的最艰苦的就是国军王牌74军。
在武汉保卫战中，国军一般打的是防守战；而74军打的是攻坚战，战斗惨烈程度超乎想象。
10月5、6日两日，第1兵团主力第74军(即后来的号称国民党军五大主力之一的整编第74师的前身)等部在长岭、背溪街、张古山、狮子岩等处与日军第106师团展开了一场又一场激战，杀得天昏地暗、血流成河。
74军第51师在师长王耀武指挥下，向日军占据的长岭北端和张古山制高点发起了数度攻击，第305团团长张灵甫率一支精干的小部队，从日军疏于防范的后山绝壁上进攻。
日军发现的时候，国军已经到了跟前。
张灵甫大喝一声，带领官兵拉出刺刀。
日军士兵也狂叫着，退出子弹，关掉保险，端着步枪冲了过来。
一时间血肉飞溅，惨叫声不断，山头上横七竖八躺满尸体。
经过半小时的白刃格斗，国军终于占领张古山主阵地。
激战至10月9日，在中国军队轮番进攻下，日军第106师团损失惨重，很多小队长和中队长都倒在血泊中，日军像没头的苍蝇乱打乱撞。
华中派遣军司令官畑俊六得知消息气得哇哇直叫，亲自组织向万家岭地区空投了200多名联队长以下军官，前去救急。
这样的一幕，在整个中国抗日战争中，都是非常罕见的。
日军在五昼夜里，发起30多轮进攻，但阵地仍然控制在305团手中。
武汉会战中，国军主力36军表现也非常抢眼，用他们的鲜血和生命捍卫了军人的尊严。
6月28日日军第十师团攻克六安，这一消息让国军高层心急如焚。
战区司令长官白崇禧命令与日军距离最近的孙连仲部队阻击日军，至少要坚守十天，为后续建立新的防线争取时间。
孙连仲接到命令后傻了眼，因为他的部队刚从徐州战场撤下来，不但人困马乏还减员严重，正需要休整，战斗力太差。
这时候，71军军长宋希濂请战了。
该军由全德械精锐第87，第88师及第36师组建而来，特别是第87，88师前身为1931年3月合编的国民政府警卫军第1师和警卫第2师，是正统的首都御林军。
作为国军主力，71军参加了淞沪战役、南京保卫战、兰封会战、等重大战役，因屡挫日军精锐，赢得抗日铁军称号。
71军虽然装备精良，但是经过多次大战，早已不是全德械装备，只能勉强维持半德械半国械。
宋希濂阻击敌人的阵地在富金山，它位于固始和立煌（今金寨）两县的结合部，犹如扇形，巍峨险要，且海拔高地势险。
于是宋希濂就将部队部署在富金山可控制合信公路，在这里阻击日军北上。
因为第87师还没有抵达战场，宋希濂命令陈瑞河第36师和钟彬第88师先行抢筑富金山防御工事；军部位于富金山山顶，另命配属的第61师固守固始县城，策应富金山守军主力。
所有官兵都知道这是一场恶战，但是作为军人别无选择。
1938年8月30日，日军精锐第13师团先头部队向史河两岸前沿阵地的第36师108旅发起猛攻。
该旅官兵顽强抵抗，在坚持两天后奉命撤往富金山，有些连队的官兵没有一个人活下来，全部壮烈殉国。
9月2日，日军精锐第13师团又继续向第36师阵地发起攻击。
第36师面对日军的猛攻下顽强抗击，其固守丁大山、熨斗山的两个连全部阵亡。
军长宋希濂亲自前往第36师师部，命军特务营主力绕行攻击，从侧翼配合第36师夹击日军，马鞍山重新回到国军手中。
9月6日，师长陈瑞河指挥第36师向半山腰的日军发起主动攻击。
双方在马鞍山阵地反复争夺，并展开肉搏。
9月7日中午，损失惨重的日军丧心病狂，对国军释放了毒气弹。日军以为守军大多中毒失去战斗力，狂叫着冲上山峰。
但第71军官兵挣扎着从战壕中冲出，端着刺刀与日军展开肉搏。
两军直杀得太阳落山，月亮升起。
看到中国军人不可战胜，日军指挥官气急败坏，竟然不顾阵地上两军混战状态，调集重炮猛轰，并发射大量燃烧弹，将阵地变成一片火海。
眼看日军就要突破防线，主峰的军部就要在敌人的威胁之下，36师师长陈瑞河当即指挥第106旅抽调200人组成敢死队；向日军发起反击，终于夺回部分阵地。
随军记者报道：宋（希濂）将军在山顶军指挥部，发现日军脚蹬牛皮硬底鞋，行动迟缓，不利爬山作战，立即命令官兵从战壕中冲出，喊杀声，拼刺声，震撼山岳，惊破敌胆。
国军健儿有的连续刺死六个鬼子，后虽中弹气绝，但右手紧握刺刀不放；有的用尽全力将敌钢盔刺穿，脑浆崩裂而亡；有的将鬼子腹部刺通，敌亦将其刺中，两者刺刀皆未拔出，同卧血泊。
除了国民党中央军，武汉会战中杂牌军的表现也非常出色，孙渡率领的滇军58军几乎都是新兵，不仅没有经过严格的军事训练，有些还没有听到过炮声。
但是这支以新兵为主的部队，从9月23日开始，在阳新县排市、辛潭铺沿公路市、辛潭铺沿公路工事中阻击敌人，20天没有让日军前进半步。
战斗结束后，孙渡趴在公路上嚎啕大哭，他的7个团长、9个连长，以及1700多名士兵再也回不到家乡，大多血肉模糊，无法辨认。
武汉保卫战国军虽然失败了，但虽败犹荣。
正是有了这些热血男儿，让日军灭亡中国成为痴心妄想。
“我们一定会以全力保卫武汉，而且确信我们可以粉碎敌人攻取武汉的计划。”——蒋介石
武汉的战略地位决定了其必将成为徐州会战之后中日双方的争夺重点!
这座近代中国内地最大的工商业城市地处江汉平原东缘、居长江与汉水之交、当平汉、粤汉铁路枢纽就这样经受了一场回肠荡气的决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