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2月，林欣儿回到了老部队一一新四军一支队二团。
其时支队己经东进至江苏境内，在丹阳、武进一带进行游击战争。
林欣儿的到来，令林凯之、易云珍、林闯他们激动万分。
因为林欣儿任二团副团长兼三营营长，所以陈毅司令员特地来到二团，与二团团长一同送林欣儿去三营。
陈毅司令员对林欣儿的归队尤为高兴。林欣儿早在红军初期就是一位叱咤风云的战将。在中央根据地一至三次反围剿中，林欣儿率领红四团屡建奇功。
林欣儿后来奉命返回湘赣根据地，更是建立了卓越的功勋。她的部队后来发展到一个支队的规模，为红六军团输送了宝贵的血液。
难能可贵的是，林欣儿不计名利得失，以湘赣军区副司令的身份屈居一个副团长、营长的位子。相比之下，有些人为争名利地位，居然无视党纪，做出与共产党员称号格格不入的事情。
本章为读者讲述从八路军调到新四军的3个将领，因不服从分配引发的不良后果的事情。
1937年，项英利用到延安向党中央汇报工作的机会，正式向中央提出申请，要求中央派得力干部来新四军加强领导力量。
中央考虑到新四军的实际情况，批准了项英同志的请求。
1938年春，一支由袁国平同志带队，一行53人的八路军干部团由延安出发了，这里，就包括叶道志、陈康和徐长胜。
他们星夜兼程，穿越了日军的多道封锁线，终于胜利地来到了皖南岩寺新四军军部。受到了军长叶挺、副军长项英的热烈欢迎！
当时，除袁国平事先被党中央任命为新四军政治部主任，周子昆被任命为新四军副参谋长外，其余干部皆由新四军军委会另行分配工作。
这些干部的到来，对新四军建设来讲自然是雪中送炭，但是，要适当地安排好这些干部的职务却没有那么容易！
按照国民政府和国民党军委会的命令规定，新四军是国民革命军第三十二集团军下属的一个小军，一个游击兵团。
该军没有师的建制，军以下编四个支队，每支队下属编两个团。支队在当时是旅一级建制。
在干部的配备上僧多粥少，甚至连陈毅这样的革命元老也只能安排为第一支队长。
而各团团长都是各个游击区的主要负责人，如一团团长傅秋涛就是湘鄂赣游击区的政委。
安排延安来的这批干部合适的职务困难很大，新四军不可能把原来配好的干部撤下来再分配。
在这样的背景下，延安来的干部只有降职使用，别无办法。客观地讲这是正常的组织行为。
陈康被任命为新四军补充营营长，以后又调整为军部训练队队长。这些都是一个营级建制主官，对于陈康原来在红军时期的职务来讲已经降了两级。
同一时间，被降级使用的还有一同来的叶道志等许多干部。叶道志同志早在红军时期就担任了红四方面军的师长，被派到新四军后安排到二支队四团任副团长。
原红三十一军九十二师二七六团副团长徐长胜更惨了，竟然安排不上职务，被分配在军部特务营当参谋。
干部被降职使用，这在抗战初期是正常的事情。
当时，中央红军从三个方面军被整编为一支只辖三个师的集团军（八路军），许多方面军的领导干部都被降职为八路军的师长，如刘伯承、贺龙、林彪分别是129、120、115师长。徐向前还是129师副师长。
红军时期的一些师长在当时个别的能安排为旅长，如陈赓就是386旅旅长，大部分则安排为团长。
这样的事情，放在八路军谁也没有意见。可在新四军情况就不同了，从中央红军抽到这里来支援新四军建设，大老远的不升级就罢了，竟然还要降级，实在是想不通！
偏偏这些被降职干部又遇上对环境不适应的困难。首先是语言不通，如叶道志所在二支队四团是由三支地方游击队合编而成的：
一支是粟裕、刘英领导的以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为基础的红军闽浙军区挺进师为骨干力量的游击队。
另一支是邓子恢、张鼎丞领导的福建龙岩、永定、上杭等地农民起义武装发展起来的闽西南抗日讨蒋军组成的游击队。
还有一支是福建漳州农民起义后建立的闽南独立三团。
这些干部战士大多来自闽浙一带，说的都是地方方言，各团的语言也不相通，叶道志对战士们的话几乎一句也听不懂。
陈康的语言工作环境稍微好一点，但与叶道志大同小异。
另外与正规部队相比，游击队纪律散漫，装备也很差。
在这样不熟悉、不理解的环境里，有的干部不同程度地滋生了消极情绪，他们思念自己的老部队，思念八路军。
俗话说，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几位对分配工作有意见的同志经常在一起发个牢骚，甚至密谋一起离开新四军回八路军原部队去工作。
1938年７月３１日，叶道志、陈康、徐长胜三人在一起经过周密地计划，决定每人带一支短枪离开新四军部队，计划取道黄山经祁门穿江西上饶过九江到武汉找八路军办事处去。
为了遮人耳目，他们以看地形为名，让军部特务营营部通信班副班长杨绍良同志带路，各自带短枪离开部队。
当4人走到了皖南祁门县大山里头时，叶道志感到目的已达到，再让杨绍良跟着可能会影响自己的行动计划，就对杨绍良同志说：“我们不回去了！”
杨问：“你们到哪里去？”
叶说：“我们回八路军那里去，你愿意去的话就跟我们一块走，不愿意去你就回去。”
杨绍良是新四军土生土长的战士，对新四军有深厚的感情，况且，对他们所说的到八路军那里去也表示怀疑。
杨绍良当即表示不愿意跟他们一起走，转身回到新四军司令部，并向军部报告了这个情况。
叶道志、陈康、徐长胜三位干部携枪离队出逃的事情震惊了新四军领导。当时副军长项英不在家。副参谋长周子昆、政治部主任袁国平立即报告了军长叶挺。
由于此事事关重大，牵扯到两军（八路军、新四军），也牵扯到东南局和中央等方方面面的关系，军长叶挺会怎样对待呢？
叶军长知道了这件事后火冒三丈。严令副参谋长周子昆立即派人限期把逃跑的三人抓回来。
事已至此，周子昆即刻命令军部侦察科长李志高立即带人去追捕。
李志高等人在杨绍良的带领下，沿他们三人出逃的路线追到江西景德镇山区，终于发现了叶道志等人。
经劝说无效后，双方动武，徐长胜拒捕在当场被击毙，陈康因为平时善跑，看看形势不对，掉头跑掉了，李志高只抓到叶道志一人，押回军部。
叶挺军长认为这三人是战场逃跑，为严肃军纪，报请国民党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批准枪决。
临刑前召开公审大会，批判叶道志、陈康、徐长胜逃跑是要去投降张国焘。
叶道志承认：不经组织允许擅自带枪离队是错误的，愿意接受组织上的任何处罚。
但辩称不是叛变革命，更不是去投靠张国焘，而是对分配工作有意见，认为新四军看不起他们，排斥延安来的干部，特别是排斥原红四方面军的干部，所以想回八路军工作。
当时多数人认为叶道志应该枪毙，也有几个人主张不要枪毙，张道庸（陶勇）等人还写了保状，要求不要枪杀叶道志。
但结果叶道志还是于８月３０日被枪决了。军直属党总支扩大会议，还批评了张道庸等几个联名写信保叶道志的同志。
这就是新四军历史上，第一起经国民党三战区批准错杀我党自己干部的事件。
此后，1939年6月24日，又发生了新四军江北指挥部根据国民党政府军委会所谓“奉委座电令，所请将高敬亭处以枪刑照准“的电报，将新四军四支队司令员高敬亭处死，由叶挺带到江北的警卫班执行。
这两个事件的发生，反映了当时新四军错综复杂的政治历史背景和水火不容的人事关系。
也反映了新四军和八路军在统战问题上对国民党政府的不同态度。在八路军对国民党军委会只是应付，根本不存在向他请示如何处理自己干部的事情！
话分两头，陈康死里逃生，他一口气跑到了武汉，找到了八路军办事处，被叶剑英同志狠狠地痛骂了一顿。
陈康低着头不吭声，默默地承认自己错了。考虑到事情已经发生，将陈康送到新四军肯定是死路一条，叶道志就是榜样。
事实上，叶道志、陈康、徐长胜的出走首先是思想认识问题，其所犯的错误是违反组织纪律的性质，跟临阵脱逃是两回事，更不是叛变。
有鉴于此，为了教育和保护干部，叶剑英将陈康送回了八路军。
鉴于陈康所犯的错误，组织上分配他担任八路军第129师随营学校副营长兼主任教员。
一年后1940年10月，由于前线缺少有经验的军事干部，陈康被调任八路军386旅17团副团长，1941年10月任17团团长。
1942年5月又任386旅772团团长。在抗日战争中后期，陈康担任了太岳军区第四军分区副司令员，指挥千军万马浴血奋战，屡建奇功，受到我军高级将领陈赓的赏识和器重。
解放战争时期，他成为刘邓大军晋冀鲁豫军区第四纵队13旅旅长，紧随第四纵队司令员陈赓之后，纵横10余省、驰骋数万里，先后参与上党、晋西南、洛阳、淮海战役、渡黄河，越长江，挺进大西南，保卫边防，把胜利的旗帜插到祖国的西南边陲。
陈康将军于昆明军区任职二十五年，悉心研究亚热带丛林作战，其“大炮上山，小炮上树”等战法威镇南疆。
建国后，北越战斗骨干大多为陈康之十三军训练。据说，1979年南疆之役，凡越军闻十三军部队上来，不战自退，并曰：“哪有徒弟打师傅之理！
赘言不多说，还是回到原话：陈毅送林欣儿到三营。
陈毅在三营亲自向林欣儿介绍了目前新四军的情况，以及军部对抗战的部署安排。
这样的介绍，让林欣儿心中为之一亮。她觉得自己应该尽快投身于工作之中。
原来，1938年初，新四军完成组建，共辖4个支队10个团和1个特务营，全军1万多人。同年开赴敌后战场，进行广泛的游击战，扰乱日军后方，牵制和分散其兵力，配合主力部队正面作战。
5月中旬，新四军第一支队在司令员陈毅的率领下，挺进苏南地区，在江南抗日自卫总团和群众的积极配合下，向京沪铁路（南京至上海）及各公路沿线守备薄弱的日军据点展开袭击和破击作战。
中旬，第一支队获悉镇江至丹阳间的新丰车站有日军1个小队守备。该火车站虽然是个小站，但因处于大运河与京沪铁路的交叉点，既可运军火又可运兵，因此日军十分重视，在车站旁边的营房顶上修筑了瞭望塔，三面均有射击孔。
新丰车站南距丹阳县城仅约8公里，北距镇江也只有20余公里，一旦受到进攻，丹阳和镇江的敌人都可能随时增援。
第一支队二团多次派出侦察员潜伏在车站，查明守备日军的常规部署，画了草图，由二团政治处主任萧国生和一营营长段焕竞向第一支队司令员陈毅作了汇报。
经过认真考虑，陈毅决定由二团一营负责对新丰车站发起夜袭，歼灭该站守敌。
同时决定由二团侦察参谋张铚秀负责指挥部分战士，在自卫总团和群众的配合下佯攻丹阳，乘势对新丰车站附近铁路及沿线通讯设施展开破袭，并阻击敌人援兵。
按照既定部署，6月30日下午，萧国生和段焕竞率领第一营从丹阳县延陵镇进至新丰以南的东岗附近隐蔽待机。
7月1日23时许，一营一部乘夜暗迫近新丰车站，20余名战士悄悄摸进守敌营房。在前进中，有战士触碰到日军秘密设置的警铃，惊醒的日军立即组织抵抗。
激战中，日军10余人窜出房屋，企图突围。新四军突击队员当即挥舞大刀与日军展开白刃战，仅用10分钟便将这伙敌人尽数歼灭，部分战士乘胜冲进营房。
残余的日军立刻退据楼上，利用坚固工事做掩护，向围攻的新四军突击队疯狂射击，妄图死守待援。
由于残敌对楼口实施火力封锁，突击队员一时无法冲上去，战斗呈现相持状态。
不久，前方突击队员报告说，发现敌人的火力之强超出了原先的估计——原来当晚有一伙日军从南京去上海，临时停留在新丰车站候车，使敌人的防守力量几乎增加了一倍。
由于没有攻坚武器，日军火力又猛，硬冲一定会造成很大伤亡。为了速战速决，一营长段焕竞一面命令集中火力压制日军的机枪扫射，一面立即指挥改用火攻。
战士们迅速找来煤油、稻草，在车站大楼的门窗旁、楼梯口，倒上煤油，点火后迅速撤离。火借风势很快烧上了墙头、窗户、屋顶，没几分钟整个兵营成了一片火海。
顿时，烈火浓烟吞噬了整个车站大楼，楼上的敌人乱作一团，不久便纷纷毙命，有几个企图跳窗逃命，也被埋伏在外的新四军战士尽数击毙。
与此同时，二团侦察参谋张铚秀指挥一营部分战士一面佯攻丹阳县城的4个门，一面在抗日自卫总团和当地群众1000余人的配合下展开破路基、拆铁轨、拔电杆、割电线等破袭战，彻底切断了日军的交通和电话联系。
丹阳等地的日军因情况不明，虽见新丰车站方向火光冲天，也不敢贸然在夜间出兵增援，只是龟缩在城中，向外胡乱射击。
此次夜袭战，新四军一支队二团一营歼灭守敌58人，烧毁新丰火车站，烧毁大部枪械，缴获步枪十余支和一批军需物资，扒毁丹阳至新丰、新丰至镇江铁路各1公里多，挖断了镇澄公路，砍断电线杆几十根，收割电线几百斤，京沪铁路和公路交通也因此中断。
7月2日拂晓，日军援兵1000余人从各地赶到新丰车站时，新四军早已胜利转移。
这次战斗虽然规模不大，但在当时敌强我弱的情况下，有力地打击了侵华日军不可一世的嚣张气焰，极大地振奋了苏南人民的抗日信心和决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