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天宇和胡杏儿在郝梅的帮助下，用了半个月的时间，将分散在武汉周边保和堂的黄金与物资统统聚拢来，装载完毕。
组织上有规定，除了个别主要领导，任何人不得接触豹子突击队。所以，鄂东南特委和抗日游击纵队只有郝梅一人与封天宇发生了联系。
在鄂豫交界的一座大山里，马队组成了。由于增加了数量，豹子突击队每个人至少要负责三匹马。
郝梅告诉封天宇，豹子突击队只负责突发情况下的自卫，如果外在情况复杂，组织上会提前告知。请突击队作好准备。接头暗号照旧。
这是什么意思呢？这意思就是，在这条黄金通道上，鄂东南抗日游击纵队在大环境下能保证突击队的安全，但如果出现特殊情况，则需要突击队自已应对。
那么，鄂东南抗日游击纵队是支怎样的抗日武装？它的战力如何呢？
1937年底至1938年初，华北各地和南京相继沦陷，日军对中原地区形成南北夹击之势。
党中央根据时局变化，认为河南竹沟在中原地区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
1938年2月，党中央派八路军总部参谋处长彭雪枫到竹沟开展工作，并任命彭雪枫为河南省委军事部长。
同时，周恩来、叶剑英也从武汉派出一批干部前往竹沟加强竹沟地区的领导力量。
来到竹沟以后，彭雪枫看到当时的独立团力量薄弱，经常受到当地土匪和反动武装的骚扰。
为了壮大这支抗日队伍，彭雪枫和张震经过周密部署，顺利收编了当地势力比较强大的两股土匪，将其中由于生活所迫当上土匪的贫苦农民经过政治教育后组成两个营，补充到抗日独立团。
1938年3月，独立团改编为新四军四支队第八团队，开赴皖中抗日前线，后发展为新四军第二师的骨干力量。
八团队开赴皖中后，在竹沟设立了留守处，王国华任留守处主任，彭雪枫则以八路军少将参谋处长的身份全面主持竹沟地区的军事工作①。
1938年五六月间，徐州、开封等中心城市相继沦陷，竹沟的地位变得更加重要。
周恩来对竹沟的工作十分关心，他指示河南省委一定要重视后方工作，重视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巩固与发展，指出凡是主张共同抗日的友军，国民党省、县、区机关，地方实力派，都要广泛联系，组成统一战线。
据此，河南省委成立了统战委员会，彭雪枫担任主任委员。
通过彭雪枫的努力，我党先后和汝南、南阳、周口三个专署、宛西的别廷芳以及泌阳、信阳、镇平、扶沟、确山等地的实力派，还有国民党第12军、第68军、第77军等都建立了统战关系，对推动中原抗战与敌后抗日武装力量的发展壮大起了重要作用。
随着中原地区抗战形势的发展，中共河南省委由开封迁往竹沟，之后，大批知名人士和学者、各地的青年爱国学生也都来到竹沟。
为了适应形势发展，培养抗日骨干力量，河南省委决定在竹沟举办军政教导大队，由彭雪枫全面负责。
竹沟教导大队是抗大式的军政干部学校，在组织机构、学习科目、训练方式和生活管理等方面均采用抗大的办学方法。
彭雪枫结合自己的实战经验，亲自讲授《游击战术的几个基本问题》课程，王国华、张震等人也都在教导大队讲授过军事课程。
教导大队还开设马列主义理论、历史、政治经济学等文化课程。
教导大队每期三个月，约400人，自1938年初至1939年10月，教导大队为党培养了近2000名抗日军政人才。
这些学员后来被派往新四军和豫南各地，在抗日战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1939年1月，中共豫鄂边区党委抽调新四军第4支队竹沟留守处的两个中队，组成新四军独立游击大队（对外称新四军独立游击支队）。同年五月与湖北省抗日游击大队一部合编为新四军挺进团。同年六月随豫南、鄂中抗日武装整编为新四军豫鄂独立游击支队。
1940年1月随鄂东、鄂中、豫南三个地区中共领导的抗日武装组编为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
皖南事变后，1941年1月，中共中央发布命令，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组编为新四军第五师。
第五师孤悬敌后，浴血奋战，开创敌后抗日根据地。
1939年1月，中共豫鄂边区党委抽调新四军第4支队竹沟留守处的两个中队，组成新四军独立游击大队(对外称新四军独立游击支队)，司令员李先念(化名李威)，参谋长周志坚。
1939年1月17日，李先念率新四军独立游击大队160余人从河南竹沟南下鄂中，汇聚武汉外围的抗日武装，执行中共中央赋予的挺进豫鄂边区，开创武汉外围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战略任务。
5月中旬，根据中原局的指示，独立大队与湖北省抗日游击大队许金彪部、应城县抗日游击队第3、第4支队统一合编为新四军挺进团，许金彪任团长，周志坚任政治委员。
6月，豫鄂边区党委组织部长陈少敏率干部及武装人员200余人，从四望山南下，编入新四军挺进团。
挺进团是武汉沦陷后，出现在豫鄂边区的第一个新四军主力团队。
6月中旬，鄂中区党委遵照中原局指示在养马畈召开党委扩大会议，组成新的鄂中区党委，陈少敏任书记，李先念任军事部长。
会议将党领导的豫南、鄂中抗日武装统一整编为新四军豫鄂独立游击支队(后改称“新四军豫鄂挺进支队”)，司令员李先念，政治委员陈少敏，参谋长杜公石，政治部主任郑绍文。
下辖4个团队，至8月发展到7个团队。
养马畈会议不仅使鄂中区党委的领导力量得到加强，而且鲜明地在鄂中敌后树起新四军的旗帜，使共产党在鄂中、豫南两地的抗日武装有了统一的指挥和领导，开始形成党在中原地区的游击主力部队，标志着敌后抗日游击战争进入到以创建根据地为中心的发展阶段。
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成立：
1939年秋，国民党由原来的政治反共转向军事“剿共”，在豫南制造“竹沟惨案”。
11月中旬，朱理治、李先念、陈少敏、任质斌等在应山与信阳、随县、桐柏交界的四望山，召集鄂中、鄂豫皖、豫南三个区党委负责人会议，组建新的豫鄂边区党委，统一领导豫南、鄂中、鄂东党的工作和抗日武装。
12月初，豫鄂边区党委成立，陈少敏代理书记。
翌年1月3日，鄂东、鄂中、豫南三个地区中共领导的抗日武装组编为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李先念任司令员，朱理治任政治委员。
下辖5个团队、3个总队，全军9500余人。
豫鄂边区党委的成立和豫鄂挺进纵队的组建，标志着豫南、鄂中、鄂东党的武装力量已实现了全面统一。豫鄂边敌后抗战的中心由豫南转移到鄂中。
豫鄂挺进纵队成立后，即主动向鄂中地区日伪军发起攻击，粉碎日伪军的“扫荡”，自卫还击国民党顽固派对豫鄂边区的“清剿”，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重大胜利，开创了鄂豫边区敌后抗战的新局面。
据1940年7月的统计，从1939年春以来的一年半时间内，除反顽自卫战斗以外，挺进队主力对日伪军的战斗280余次，击毙日军610余人，伪军1250多人，至8月止，争取了5000余名伪军反正。
到同年10月，纵队陆续开辟了豫南四望山、鄂中的京山(山)、天(门)汉(川)湖区和襄西以及鄂东大小悟山等抗日游击根据地。
新四军第五师成立：
1941年1月6日，国民党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并宣布取消新四军的番号。
1月20日，中共中央坚持又联合又斗争的原则，发布重建新四军军部的命令，任命陈毅为代军长，刘少奇为政治委员，并统一组编华中部队为7个师和1个独立旅。
任命粟裕为第一师师长，张云逸为第二师师长，黄克诚为第三师师长，彭雪枫为第四师师长，谭震林为第六师师长，张鼎丞为第七师师长，梁兴初为独立旅旅长，全军9万余人。
其中转战在武汉外围敌后战场的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组编为新四军第五师。当年的2月18日，中共中央军委任命李先念任新四军第五师师长兼政治委员，刘少卿任师参谋长，任质斌任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
李先念当时并不知道这一任命，当天他正率领部队与顽军程妆怀部在大悟山展开激战，一举歼灭了2000多名顽军。
在打退国民党顽固派的进攻后，李先念才得知中央这一任命，他没有立即就职，而是再三向中央提议，极力推荐任质斌担任新五师政委，全面主持鄂豫边区领导工作。
新五师正式组建后，李先念又在4月18日致中央军委的电报中，再一次提议由任质斌任新五师军政委员会书记。
任质斌则从抗战大局和边区工作的实际出发，反复强调要以李先念为主，极力推荐李先念，两人互相谦让，体现了共产党员的无私胸怀。
中央军委根据这一情况，接受了李先念的建议，于1941年7月任命任质斌代理新五师政委，仍兼政治部主任。
直到1942年6月，各抗日根据地都实行“一元化”领导，中央再度任命李先念为鄂豫边区党委书记、新五师师长兼政委。
1941年4月5日，新四军第五师全部组编完毕，李先念等五师全体将领于安陆白兆山彭家祠堂通电就职。李先念在《率新四军第五师全体将领就职通电》中宣告：“职统帅万众，誓在陈代军长、刘政治委员领导下，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为讨伐日寇、汉奸、亲日派而奋战到底，并亟望全国抗战党派、抗战将士、各界同胞与本师团结一起，为解放中华民族而共同奋斗到底。”
到4月10日，部队一律使用新番号，并设立了相应的组织机构。五师师部机关由司令部(内设参谋处、情报处、军需处、军医处和副官处)、政治部(内设组织部、宣传部、锄奸部、敌工部、民运部、联络部)、后勤部和卫生部组成。
下辖第13、14、15旅3个正规旅及第1、2两个地方游击纵队和区党委警卫团。
第13旅旅长周志坚、政治委员方正平；第14旅旅长罗厚福、政治委员张体学，；第15旅旅长王海山、政治委员周志刚。
第1纵队司令员杨经曲、政治委员张执一；第2纵队司令员黄林、政治委员刘子厚；原区党委警卫部队扩大为区党委警卫团。
9月，鄂东南地方武装组编为新四军第五师第三纵队②，何耀榜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至此，新五师全师官兵增加到15300余人。
新四军五师的建成，标志着鄂豫边区抗战和部队建设走上新的阶段。第五师这支鄂豫边区人民的子弟兵，在党和人民的培育与支持下，已逐步成长为日益正规化的游击兵团，军事政治素质日益提高。
它不仅善于进行灵活的游击战，而且能进行较大规模的运动战。
它坚持、转战鄂豫皖湘赣，粉碎了日伪军一次又一次扫荡，抗击国民党顽军一次又一次的清剿，发展、壮大成坚持敌后抗战的坚强的人民武装力量。
它创建并巩固了鄂豫边区抗日根据地，将武汉外围的日伪军分割为数块，造成威胁平汉铁路南段、粤汉铁路北段，控制长江中游的战略态势。
它在武汉郊县开辟的陂安南、陂孝礼、涨渡湖、汉孝陂、汉沔、咸武鄂、武鄂等抗日游击根据地，形成了对武汉的内层包围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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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①：新四军第四支队建军时，根据谈判协议编制人数限定为3100人，所以以留守处和教导队的名义保存实力。
注②鄂东南抗日游击纵队是五师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