饶漱石等人的突围是在1月14日傍晚开始的。
他们等不到叶挺回来，知道情况不好，就决定分组分散突围。
饶漱石与5名同志埋藏了武器，更换了便衣，然后往坑口外走去，可没走多远就遇到一群国民党军，为首的是个连长。
他一番盘问，饶漱石赶紧掏出身上所有银圆，连同怀表和金笔塞到那个连长手中，说自己是个商人，正遇上打仗，进山迷路了。
连长望了望嘴上留有一撮小胡须、身穿皮衣的饶漱石，说：下山往东走吧。
饶漱石等赶紧走，才走了几十米，未及庆幸脱险，那个连长突然叫他们站住，饶漱石以为这下暴露了。
不料，连长给他们写了一张路条，又告诉他们：没有路条，你们就这样下去还是走不了的。我只能帮到这里，以后的路，就看你们自己了。
饶漱石一行拿着路条，专走小路，从茂林经太平县城转车到皖南屯溪，经地下交通员王嗣安排，在阳源地下党员汪茫家里隐蔽，并与中共中央南方局取得联系。
2月中旬，在春节前夕，饶漱石由皖南地下党掩护从屯溪乘汽车到浙江兰溪，再经浙江地下党安排护送到永康，最后由地下交通员护送到上海。
袁国平也是1月14日傍晚，率教导总队几百人转向西坑坑尾突围的。
19日拂晓，袁国平等十几个人脱险到巧峰镇附近，又遇上国民党军“搜剿”。由于山路不好走，下午突围时，眼睛近视的袁国平落在队伍后面，被敌人的机枪子弹击中，身受重伤。
军部特务连的几个战士当即轮流背着或抬着他跑。
到了青弋江边，在章家渡河畔，隐蔽于一所破房子中的袁国平因伤不能泅渡，不愿意连累其他战士，自戕而死。
而1月12日深夜，在皖南事变最后突围关头，负责电讯的李一氓待军部电台发出最后一份电报，目睹电台被砸毁、密码本被销毁，才在夜幕中突围。
几经周折，他与钱俊瑞、余立金等相遇，经一户当地农民援助，潜藏多日，后来分手。
钱俊瑞、余立金去宁波转苏北，教导总队3名福建籍青年自愿返回家乡。
李一氓则独自一人有惊无险地到了潜口镇，通过一位店主花高价搞到了一张去桂林的通行证。到达屯溪后经过金华，于2月6日辗转抵达桂林。
李一氓从桂林乘火车到衡阳，转乘汽车于2月17日到达广东韶关。
一个多星期后，他从韶关乘中美航空公司的航班抵达香港，联系到了老朋友夏衍，终于与中共驻港地下组织取得联系。
就这样，李一氓历时1个多月，辗转皖、浙、赣、湘、桂、粤6省赴港，奇迹般地突围脱险成功。
在香港，八路军驻港负责人廖承志和潘汉年详细听取了李一氓对皖南事变经过的口头报告。
接着，廖、潘嘱咐李一氓将事变详细经过写成文字材料，由驻港办电台发往延安。
新四军军部参谋处通信科副科长兼无线电总队总队长曹丹辉，于12日晚奉叶挺之命，向华中新四军八路军总指挥部发出了最后一封电报后才撤退。
深夜突围中，曹丹辉和李一氓很快被冲散。
第二天早晨，一些被冲散的战友又三三两两聚集起来。在一片杂树丛中，曹丹辉遇到了参谋周绍坤、秘书陈烙痕。他们一边往上山走，一边把隐蔽在密林里的同志喊出来。
这时，教导总队一个学员，把随身携带的一面红色的信号旗打了起来。许多被冲散隐蔽起来的同志，赶紧顺着红旗飘动的方向奔上山来。
很快，这个3人战斗小组，扩大成了一支50多人的队伍。
然而，由于敌众我寡，当晚在突围中，这支临时组成的队伍，又被敌人冲散了。
后来，曹丹辉一个人不停地向前走，躲过了国民党军的搜捕。
第二天黄昏，他来到了山下的一个小村庄，竟然碰上了军部机要秘书顾雪卿。
他们来到村里一户穷人家，主人老大爷知道他们是新四军后，热情地给他们做了些吃的。
接着，曹丹辉掏出足够买4套衣服的钱，把老大爷两个儿子身上穿的上衣、裤子全买了。
出了老大爷的家，曹丹辉、顾雪卿二人走到青弋江一条支流边。正要渡河，碰上一群国民党兵，二人又被冲散了。
没法通过警戒森严的青弋江，曹丹辉又一个人辗转到了泾县二十里铺。
在街上一个小商摊上，他遇到的青年女摊主竟是一名地下交通员。
仔细地打量后，她判断曹丹辉是一名新四军，就把他带进了附近的一间草房，让他快从这房子后面的稻田向北走，说那里有渡口。
曹丹辉十分感激她。快速地走向渡口时，曹丹辉又巧遇原来在云岭驻防时认识的小岭造宣纸的工人张大哥。
于是，他由挑稻草挑子的张大哥掩护，一块儿向渡口走去。在渡口，曹丹辉巧遇顾雪卿，俩人才一起渡过了河。
下了渡船，两个人到前面小岭街上的一个茶馆，要了点吃的。
曹丹辉刚吃了一个烧卖，小跑堂的就进来低声说：“你们快走，泾县县长带着20多人进街来了，我给开后门。”
于是，他们二人又脱险了。
他们翻山越岭，在一个夜晚终于来到了长江边上的一个小山村，在老两口家的小草房里住了两天。
原来，他们的儿子和女婿都是新四军。
第三天早晨，在老两口的帮助下，他们翻过一座山，终于到了长江边。
在山下小村里，他们又碰到了老3团的同志，见到了营长袁大鹏。接着，又在前面一个村里见到了突围出来的特务团政委张闯初。
当晚，几名团营干部在一块儿开了个会，决定暂停在长江南岸铜陵、繁昌地区开展游击斗争。
一个多月以后，他们继续收容从皖南突围出来的同志，达到2个营4个多连，终于在无为县胜利地渡过了长江，到皖中与挺进游击纵队会合。
1月12日夜，新四军军部参谋处作战科副科长叶超分散突围时被分配跟随项英一路。
叶超觉得人太多，目标大，不易突围出去，他向项英等提出来。可是他的话谁也不听。
于是他就拉开距离，让大家先走，自己殿后。结果，由于太累，他一坐下来就睡着了。
醒来之时，周围一片漆黑，一个人也没有了。过了一会儿，侦察科科长陈铁君赶了上来，他是因病掉队的。于是，他们结伴翻越火云尖。
天亮时，他们把所有的地图、文件撕碎埋掉，以防被俘时让敌人搜去。
再往前走，到了西坑，碰见了叶挺、饶漱石等首长，大家会合了。
叶挺坐在一片小树林里，身边还有副官、警卫员，大家默不作声。
叶超去见叶挺，把余立金组织部队的情况简单作了汇报。
后来，叶超跟陈铁君商量后向饶漱石提出了趁天黑之际突围出去的建议。
饶表示同意，并代表党组织请叶挺到山下与国民党军第108师谈判，后来叶挺被扣押。
14日黄昏，饶漱石组织突围。叶超往外冲时，跟陈铁君也失掉了联系，但碰上了作战科的两个见习参谋，一个叫王守智，一个叫刘述辉。
刘述辉对打游击有经验，他们一行三人后来突围出去了。
陈铁君在突围途中又遇到夏征农，他们与地方干部陈爱曦半夜三更躲在一个熟悉的村民家中，一躲就是近一个月。
后来，夏征农通过圣公会陆会长帮助，去茂林买来了两套便衣，化装成茶商。
夏征农当老板，陈铁君扮成伙计，由可靠的圣公会冯教友带着从柳村出发步行到泾县县城。
在城里住了一夜，第二天继续步行到芜湖。再从芜湖坐火车到南京，又从南京转车到上海。
不久，新四军驻上海办事处的同志派交通员把夏、陈送到苏北盐城新四军军部。
经过一个月的颠沛流离，叶超和途中遇到的胡立教、扬帆一起，在2月15日上午安全到达苏北东台新组建的新四军第1师师部，见到了陈毅代军长和粟裕师长。
当天下午，他们三人向陈、粟首长汇报了皖南事变经过的详细情况。
16日晚，叶超等到达盐城。赖传珠参谋长派人要叶超和胡立教到军部去向刘少奇政委作详细汇报。
这天晚上，刘少奇一边听汇报，一边提问题，问得很具体，插了很多话，分析很到位。
刘少奇谈了皖南事变的教训，主要是没有按中共中央的指示深入敌后，举起民族抗战的旗帜，求得发展壮大，而被统一战线束缚了自己的手脚。
最后他说：你们二人是皖南突围到达新军部的第一批同志，也是最清楚情况的同志，中央很需要这方面的材料。
很快，叶、胡二人遵照刘少奇的指示，代中原局起草了一个电报，把皖南事变的详细情况报告了中共中央。
按照时间估算，叶、胡的报告应该是最早向中央报告皖南事变详细情况的。
让我们再来看一看其他一些人在事变中的突围经历。
1941年1月6日，新四军军部及所属部队共9000余人，奉命由皖南北移抗日，于安徽泾县茂林地区突遭国民党顽固派8个师共8万余人的围攻堵截，激战八昼夜，终因寡不敌众，弹尽粮绝，最后突围出去2000余人，其余大部牺牲和被俘。这就是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
王培臣是突围出来的幸存者之一。
作为新四军第2支队作战科长，王培臣对当时之处境，早就有一种难言的预感，常向支队领导建议准备方案。
当时第2支队在突围中为中路纵队(军部随中路纵队之后跟进)，1月4日冒暴雨于午夜渡过章家渡的舒溪到达茂林东北的风村。
6日战斗即打响。王培臣按支队首长的指令，带领一个侦察班分别到新、老3团传达作战命令，协助指挥榧岭、星谭和山口(百户坑口)战斗。
8日和9日，第2支队在高潭地区组织防御，掩护军部行动，战斗激烈，部队伤亡较大，与敌打成胶着状态。
晚上才得知中共中央决定撤销项英、袁国平、周子昆等人职务，部队由叶挺、饶漱石指挥的决定。
10日至13日，第2支队占领石井坑阵地，抗敌围攻。当时部队英勇顽强，王培臣在新、老3团阵地之间飞奔。
同时还担负联系左路第1支队和右路第3支队的任务，协调战斗，收拢被打散的人员继续投入战斗。
整个石井坑周围的战斗极为惨烈。
据突围出来的王东平、阙中一、王荣光、张日清等人回忆，战斗中看到王培臣1.8米多高的身影带着侦察员，冒着敌人猛烈的炮火，在各团营之间飞跑，传达命令，协助指挥作战，其英勇与威猛，至今难忘。
13日下午4时左右，军部决定突围。第2支队分两路向西北方向突围，预定在铜(陵)、繁(昌)之间渡过长江到达无为县。
第2支队突围开始时只余近千人，陆续收拢其他部队后达2000人。
部队在首次攻击受挫后，退回狮形山与香炉东之间。
再战，王培臣和新3团团长熊梦辉在前头带队，与敌激战，并会合了突围出来的支队副司令员冯达飞等400余人，直奔章家渡。
14日晨5时许，天刚破晓，冲到了章家渡对面的舒溪南岸，不知敌人新7师早已布防。
于是决定百余人在南岸掩护，由王培臣和新3团团长熊梦辉、参谋长张日清、主任阙中一率百余人先行强渡。
冲到舒溪中间沙洲时，遭敌猛射，大批战友倒在水里，王培臣大怒，端着机枪冲在最前面，大喊着激励大伙儿冲锋。
新3团参谋长张日清赶紧拉王培臣卧倒，这时，一颗子弹射来，打断王培臣右手腕(后被评为二等甲级残废)，又穿过新3团2营政委黄步忠的头部(当场牺牲)，再穿过通讯班长叶石家的左腰部。
部队因伤亡过大，退回到南岸，王培臣等300多人被敌重兵三面追击围堵，决定分成几股突围。
王培臣与王荣光(解放后任江苏省军区副政委)、阙中一(解放后任东海舰队参谋长)等与敌背水一战，沿途两侧尽见牺牲的烈士和伤员，枪炮震耳，尸横遍野，血流成河，真是惊天地、泣鬼神，天地为悲。
王培臣回忆说，下半夜冲到一处，只见遍地都是新四军，以为大部队宿营，于是倒头便睡。
凌晨，唤醒大家起来，才发现全是新四军遇难的无头烈士(被敌人残忍地全部割下头颅)。
于是，他们在绝望中奋起，途中，几次遇敌，均利用过去在赣南打游击时跟陈毅学的四川话搭腔，冒充敌人部队番号巧妙通过。
一次被敌兵围住，关在一土屋中，晚上王培臣组织所有人员集中向土墙角撒尿，挖洞得以脱险。
就这样，历经艰险，终于突出重围，北渡长江到达无为县集结。
皖南事变中突围到无为县的新四军部队，后来与江北游击队、挺进团等部队组成了新四军第7师。
皖南事变后，王培臣调到新四军军部工作过一段时间，后谢绝了2师师长罗炳辉邀请他调到该师的要求，再次选择到第7师沿江支队兼沿江军分区担任参谋长。
是皖南事变不了的情结和死难烈士的英魂召唤着他，他重新回到战斗过的地方，坚持皖中抗日直到最后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