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四军一师，是在1941年1月，由新四军第1、第2支队合编后发展演变而组成的。
皖南事变后，应中央军委命令新四军重建。此时，苏北指挥部所属部队遂编为第1师，师长为粟裕，政委为刘炎，政治部主任为钟期光。
第一师下辖3个旅，第1旅由原第1纵队编成，旅长兼政委叶飞，下辖第1、2、3团；第2旅由第2纵队编成，旅长为王必成，政委为刘培善，下辖第4、5、6团；第3旅由原第3纵队编成，旅长为陶勇，政委为刘先胜，下辖第7、9团。
第一师活动于东濒黄海，西抵运河，南临长江，北至淮安、大冈、斗龙港一线的苏中抗日根据地，担负着开展苏中抗日游击战争和作为新四军主力部队机动作战的任务。
抗日战争时期，第一师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在苏中和苏浙皖边创建抗日根据地、坚持游击战争的新四军主力部队。
1941年1月皖南事变后，根据中共中央军委的命令，活动于苏中地区的苏北指挥部及所属部队改编为新四军第1师，所辖第1、第2、第3纵队依次改编为第1、第2、第3旅。粟裕任师长，刘炎任政治委员，钟期光任政治部主任。全师共1.1万余人。
2月，第1师讨伐投敌的原国民党鲁苏皖边区游击军副总指挥李长江部。
4月，成立苏中军区，由第1师师部兼军区机关，粟裕、刘炎分别兼任军区司令员、政治委员。所辖第2、第3、第4军分区，分别由第2、第1、第3旅兼。
7～8月，与新四军第3师配合，挫败了日伪军对苏北、苏中地区的大“扫荡”。
9月，第1、第2旅各一部进至江都、高邮、宝应地区，开辟新根据地；第3旅一部进至启东、海门、南通地区，打破日伪军的分割、封锁。
10月，新四军第6师第18旅从苏南进入江（都）高（邮）宝（应）地区，不久划归第1师建制并兼第1军分区。
11月，叶飞任第1师副师长。12月，第1师在冬季反“扫荡”作战中，集中10个团的兵力，采取截击、围攻、袭击等战术，歼灭日伪军500余人，取得如皋县丰利镇和东台县三仓镇等战斗的胜利。
1942年5月，第1师以抗大苏中大队为基础成立抗大第9分校（后改为苏中公学）。
6月起，第1师进行了为期半年的反日伪军“清剿”的斗争，相继取得南通县（今通州）石港、谢家渡等战斗的胜利，给日伪军以沉重打击。
同时，实行精兵简政和主力军地方化，各旅保留1个主力团，其余各团编入地方武装，提高了主力和地方武装的战斗力。
11月，第1、第6师领导机关合并，归粟裕统一指挥，对外仍保留原番号。
12月，苏中军区海防团扩建为海防纵队，开展海上抗日斗争，开辟了苏中与苏北、山东、浙江等地区的海上交通线。
年底，第2旅主力南渡长江，与第6师第16旅合编，仍称第16旅。第2旅留在苏中的人员重组第2军分区机关（1944年11月撤销）。
1943年4～12月，苏中各部队全力支援第4军分区军民在南通、如皋、海门、启东地区进行的反“清乡”斗争。
第1师开展整风运动，进行军政训练。8月，挫败日伪军8000余人对东台、泰兴地区的“扫荡”。
1944年，第1师开展攻势作战。1月，在高邮、泰兴等地攻克日伪军据点17处。
3月，取得车桥战役的胜利，打通了与淮北、淮南、苏北的战略联系。
9～10月，第4军分区军民接连发动攻势，历时45天，取得反“清乡”斗争的胜利。在此期间，刘先胜任第1师参谋长。
12月，成立第5、第6军分区，在苏南丹（阳）北、武（进）北和苏（州）常（熟）太（仓）澄（江阴）锡（无锡）地区恢复和加强武装建设，保障长江南北交通的顺畅。
12月下旬，粟裕率3个团南渡长江，执行中共中央赋予的发展东南的战略任务。叶飞继任苏中军区司令员。同时，成立苏中军区教导旅。
1945年1月，第1师南下部队与第16旅在浙江省长兴地区会师后，成立苏浙军区，粟裕任司令员，谭震林任政治委员（未到职），下辖2个军分区和4个纵队：
第16旅编为第1纵队，浙东游击纵队编为第2纵队，第1师南下部队编为第3纵队，4月由叶飞率教导旅3个团第2批南下，编为第4纵队。
苏浙军区主力在浙西天目山地区击退国民党顽军的进攻，取得三次自卫反击战的胜利，开辟了苏浙皖边敌后根据地。
4月下旬，苏中军区主力在高邮县三垛伏击战中获胜，歼灭日伪军1800余人。第1师主力相继南下后，管文蔚任苏中军区司令员，陈丕显任政治委员。
7月，苏中军区重新组建教导旅，8月，又迅速组成3个旅。
8月中旬，苏浙军区部队开展对日伪军大反攻作战，连续攻克高淳、溧阳、金坛、宜兴、溧水、句容、长兴、安吉、郎溪、广德、南汇等县城，威逼南京、上海、杭州等大城市。
苏中军区部队向日伪军发动猛烈进攻，连克扬中、靖江、启东、东台、兴化、宝应、泰兴、如皋、海门、盐城诸城，使苏中、苏北连成一片。
10月，苏浙军区部队撤至苏中、苏北，其第2、第4纵队及苏中军区教导旅编为新四军第1纵队；第1、第3纵队分别编为华中野战军第6、第8纵队；苏中军区部队编为第7纵队。
新四军第1师在抗日战争中，歼灭日伪军6.6万余人。到大反攻前，主力部队发展到3.1万余人，组建地方武装6000余人。
第1师与6师合并后，就在江南江北大展身手，多次粉碎日伪军的所谓“清乡”和“扫荡”。江南的反“清乡”尤以1943年为最盛。
江南地区日伪的“清乡”是从1941年开始的，所以考察1943年苏南的反“清乡”，需从1941年谈起。
1941年5月，汪伪政权在日军的指导下成立“清乡”委员会，在苏南地区部署“清乡”事宜。
1941年7月1日开始，日伪军以苏州为中心，在苏南的吴县、常熟、太仓、昆山四县（一般简称“苏常太地区”）率先发动“清乡”，矛头主要指向新四军。
日伪方面在第一期“清乡”中投入的兵力为日军3000余人，加上伪军、伪警察共约15000人。
当时在此区域活动的是新四军第六师第十八旅主力及地方武装，共4000余人，双方力量对比悬殊。
可见，第一期“清乡”时，日军与汪伪政府所下决心很大，投入兵力较多。新四军在未做充分准备的情况下，仓促投入反“清乡”的斗争中。
这时，在此处活动的重庆方面忠义救国军郭墨涛部又与新四军发生摩擦。新四军的处境十分被动，部队折损三分之二，陈毅等人的电报用“我地区之斗争全部失败”来形容，可见形势极端严酷。
新四军第六师师部和第十八旅被迫转移到丹阳北部地区，后又跨越长江，北移至苏中抗日根据地。
至此，苏南地区新四军主力部队只剩第六师第十六旅坚持战斗。
1941年11月，第十六旅在溧阳又受到日伪军的突袭，包括旅长罗忠毅、政委廖海涛在内的高级干部及士兵共270人在塘马村战斗中牺牲，损失惨重。
可见，1941年日伪军开展“清乡”运动后，苏南新四军处于十分不利的地位，遭受很大损失。
不过，正是如此惨痛的经历，给后来的反“清乡”斗争提供了珍贵的经验教训。
1941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在江南的军事活动有所减少。1942年春夏浙赣战役爆发，日军无暇顾及苏南“清乡”。
直至1943年初，日伪军又着手在苏南镇江地区和江苏长江以北地区“清乡”。
国民政府第三战区国民党军队在浙赣战役后，也有向苏浙皖边区集中的趋势。
受到日伪军和国民党军双重挤压的新四军面临1941年以来的又一个艰难时期，可以说，1943年是新四军坚持苏南敌后抗日斗争最艰苦、最重要的一年。
1943年初，苏南新四军力量发生了重大变化。
1942年底，鉴于苏中抗日根据地的兵力发展超过了2万人，新四军军长陈毅等人认为苏中“塘小鱼多”，在可能即将到来的反“清乡”斗争中易发生回旋困难等问题，遂决定将新四军第一师第二旅王必成部调往苏南。
1943年1月，新四军第一师第二旅渡过长江，到达溧水地区，与原在溧水、溧阳坚持的第十六旅顺利进行了合编。
两部合编后仍称第六师第十六旅，兵力达到5000余人，王必成任旅长，江渭清任政委。对新四军来说，这是一个重整旗鼓的大好时机。
但恰在这时，日伪军的“清乡”运动也开始了。
1943年3月1日，镇江地区日伪“清乡主任公署”成立，“清乡”地区包括镇江、丹阳、扬中三县和武进、无锡两县的一部分。
这一地区紧邻两溧地区，且包含了新四军开辟的茅山抗日根据地和太滆抗日根据地，是苏南抗日根据地的核心地区。
日伪此次“清乡”，伪军投入的兵力为第一方面军第二师2000人，保安队1400人，警察2700人，共6100人。
当时驻守南京的日军部队正发生变动，第十五师团被调走，第六十一师团（师团长为田中勤）于1943年4月到达南京，该师团第一四九联队（联队长为桥场常次）在镇江地区戒备，指挥“清乡”的伪军。
第六十一师团由日本国内调来，在原独立步兵第六十一旅团的基础上吸收新兵扩充而成，这在客观上反映了1943年江南日军军事实力的减弱。
汪伪政府同时要在江北地区“清乡”，兵力紧张，故而投入兵力较之第一期苏常太地区“清乡”也有所减少。
日伪在镇江的“清乡”步骤，还是像1941年苏常太地区“清乡”一样，先由日军带领伪军进行彻底的军事“扫荡”，然后由伪军强迫民众在“清乡”区边缘筑起竹篱笆，实行封锁，并在各水陆交通要道设置大小检问所，检查来往人员。
日伪军在“清乡”区内还增设据点，其小股部队在各个据点附近不断搜索“可疑”分子。
针对日伪的“清乡”，新四军吸取苏常太反“清乡”的教训，在日伪军强力“扫荡”之前及时将主力部队全部撤出“清乡”区，并对留在日伪“清乡”区的党政干部和人员进行精简。
不适合在日伪“清乡”区坚持的干部迅速撤离，留下来的干部建立秘密组织，以“合法”的社会职业做掩护。同时，成立精干的党政军一元化的武装工作队，坚持在“清乡”区内进行武装斗争。
撤出“清乡”区的部队及新四军主力主要转战于溧阳、溧水地区。当时的形势是，两溧地区往北往东是镇江“清乡”区，往西北是南京，往南是国民政府第三战区的苏浙皖边区。
新四军主力五六千人活动在这一地区，引起第三战区的警惕与不安。1943年4月初，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向蒋介石做了夸大其词的汇报。
他称，新四军“自元月中旬由江北南渡，迄现在止，计麇集丹阳西北之延陵镇及溧水西北之博望镇各千余，溧阳西北白马桥附近约万余。自3月下旬以来，迭与我保一纵队第一团及忠义救国军在上浦埠及上兴埠各附近激战。”
顾祝同估计新四军的人数超过12000人，这显然与实际不符。
他还认为新四军有进一步“南犯”国民党军驻地安徽郎溪和广德的可能性，所以决定先下手为强，令第三战区第二十五集团军副总司令陶广指挥江苏保安团第一、第四两纵队，挺进第二纵队，第五十二师，第一九二师主力及忠义救国军，开始“清剿”新四军的大规模行动。
4月12～15日，第三战区国民党军队与新四军第十六旅在两溧的云鹤山、里佳山、曹山、芝山等地发生激战。
15日傍晚，在日伪“清乡”区内的汪大铭部收到一封十万火急的电报，正是此次战斗的通报，部队等待电报译出后才进行后续安排。
第十六旅经过三天血战，主力得以保存，并被迫向敌后转移。
对于第三战区组织的“清剿”行动，新四军进行了公开的严正抗议，希望第三战区国民党军撤回原防地，并表示新四军只求在两溧境内寻找一个地区作为部队转移、休整之用，绝无任何南进意图。
但事实上，抗议并没有发生作用，从4月下旬到5月，两军之间的摩擦持续不断。
6月下旬，蒋介石还提醒顾祝同，新四军有兵分三路南下安徽郎广地区、占领皖南的意图。
事实上，新四军并无此意。不过，蒋介石的这一指示表明：多方力量聚集于苏浙皖边这一狭小地区，该地区正处在多事之秋。
不久之后，国民党军与日伪军之间又发生较大冲突。
第三战区国民党军为“围剿”新四军，从皖南挺进至苏南两溧地区，而两溧地区接近南京，故日军方面对国民党军的北进颇为不满。
9月底，板田旅团及伪军共2000人，向第三战区的苏浙皖边区“六区专署驻地”发动进攻，10月初攻下郎溪、泗安、广德等地。
国民党军方面的参战部队为忠义救国军第三纵队、挺进第二纵队和江苏保安团，但表现欠佳，失去原大块驻防地。
戴笠致电忠义救国军负责人马志超，认为该军缺乏战斗意志和团结精神，应设法鼓励士气，挽回颓势。
但挽回颓势极其困难，这场日军与国民党军之间的较量，以国民党军失去苏浙皖边区的防地和主动权为代价。
综上所述，1943年苏南地区的三种主要力量新四军、日伪军和第三战区国民党军之间屡次发生战斗，控制区域也不断变动。
新四军主力在1943年初有较大扩充，但很快面临日伪军的“清乡”和国民党军北上“围剿”，可活动回旋的余地大大变小。
无论是在日伪“清乡”区内坚持的武装，还是跳出“清乡”区的主力部队，都面临在艰苦环境中转战、坚持的严峻考验。
主力部队既不能回镇江日伪“清乡”区（当然，偶尔会突然回到“清乡”区内对日伪军进行出其不意的打击，然后撤离），也不能去国民党军驻防区，不得不在南京周围、两溧部分地区分散活动，坚持游击战。
在日伪“清乡”区内坚持的武工队，一般为便衣短枪队，他们白天隐蔽，晚上活动，根据情势选择潜伏或者打击日伪军、日伪“清乡”人员和汉奸，同时开展政治攻势，争取伪军和伪组织中的动摇分子。
可以想象，武工队在日伪“清乡”区内遭遇的重重危险和生活之不易。
时任镇丹县（镇江和丹阳一度合并成一县）太平区区长兼武工队长的范征夫回忆：日伪“清乡”最为紧张的时期，群众顾虑较多，对武工队员避而远之。
为了群众生命财产的安全，不让群众利益受到损失，武工队咬紧牙关，临时做出三项决定：
第一，不进村庄，露宿于坟山头、牛车棚、土地庙；第二，不住民房，以稻草作为铺盖，挡风抗冷；第三，不吃民食，以事先藏在地洞里的干粮充饥，以野菜度日。
在那段时间里，武工队真有饥寒交迫的危机感，但大家依然斗志旺盛，深信胜利总有一天会到来。
当时群众早起到田里干活，看到武工队员面目憔悴，骨瘦如柴，衣衫褴褛，心中非常不忍。
（不怕死的）群众就商议以祭祖敬神名义把一些糕点、馒头放在坟头上、土地庙里，把一些旧棉絮扔弃在野外，让武工队取用，使武工队熬过了最紧张、最艰苦的阶段。
范征夫的回忆因时隔多年，相对而言较为笼统、简要。时任茅山地委副书记的汪大铭，有写日记的习惯。
1943年2月底，汪大铭和王直（第十六旅第四十七团副政委、茅山地委副政委）奉命带领三连在丹阳、茅东、金坛日伪“清乡”区内坚持工作，领导当地潜伏力量展开反“清乡”斗争。
汪大铭是在战斗频繁、工作紧张的情况下写下这部日记的。十分难得的是，日记内容丰富，涉及行军作战、日常工作和生活等各方面。
王直晚年也写下回忆录《弯弓射日》，其中资料可与《汪大铭日
记（1939～1945）》互相印证。
通过日记和回忆录，后来者可以细致考察反“清乡”时期中共干部战时的作战生活实态，从而对反“清乡”的具体情形有更为细致深入的了解。
1943年3月31日开始，汪大铭和樊玉琳（茅山保安司令部司令员）被委以重任，带领一个便衣短枪队（7人）和两个步枪班（20人）在茅东、丹阳、致和日伪“清乡”中心区坚持工作，以短小、精悍、坚强的武装力量进行反“清乡”斗争。
汪大铭是上海宝山人，1939年11月从皖南新四军军部到达苏南，至日伪“清乡”开始时已在茅山地区工作了三年多，熟悉地方工作与风土人情。
根据汪大铭同事和家人的回忆，他性格内向，为人谦虚谨慎，做事周密细致，爱读书。
樊玉琳是句容本地人。1938年陈毅率部到达茅山时，便与地方翘楚、开明知识分子樊玉琳交朋友，后动员樊玉琳加入中国共产党。
樊玉琳在当地有广泛人脉，工作能力强，成为茅山抗日根据地的核心领导人物。
日伪开始“清乡”后，茅山“清乡”区内的据点从51个增加到105个，每两三里路便有一个。新四军需要在各个据点之间穿插活动。
4月1日是日伪正式宣布“清乡”的日子。从汪大铭4月的日记可知，他率领的小分队每天都在移动，有时敌情紧迫，一天之内要转移几个地方。
整个4月，除28日因大雨无法移动外，其他晚上的宿营地点都在变化。
宿营地的频繁变化，反映了日程的紧张与环境的险恶。此时，新四军与日伪军周旋、作战，随时应对情况的变化。
有时，晚上抵达一个地方，正准备宿营，突然又枪声大作，敌人已经打到村头，汪大铭等马上向安全地带转移，抵达目的地时已至凌晨。
江南多雨，行军转移又往往在夜里进行，无形中增加很多困难。
1943年5月26日晚，汪大铭一行移往胡家寨附近，正逢大风大雨，路程虽只有二三里，但大家浑身淋得透湿。
到达目的地后，发现只有几间小茅棚可住，十余人住一小块地方，整晚没有睡好。
茅山地区是丘陵地带，为安全起见，晚上有时要进山宿营，天黑得伸手不见五指，山路崎岖难行。
到了冬天，新四军遇到的困难更多。
1943年12月3日，汪大铭一行赶到后本湖宿营，严冬寒冷，骑着毛驴行军，双足犹如踩在水里，鼻涕流下来就结成了冰。
以上记述，可见雨中行军、夜间山路行军和严冬行军生活的艰苦。
由于“清乡”区内敌强我弱，危险无处不在，战斗随时可能打响。
1943年4月2日午夜，当时分开活动的樊玉琳找到汪大铭，说日伪军在黄昏时包围了他们的住处，他们突围而出。
汪大铭用“险极，险极”四字来形容当时的紧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