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媚媚的工作受到上级的肯定和表扬，但心里并不轻松。这种不轻松主要还是来自她所从事的工作。
她在军队里的时候，倘不认识红军所处的总的形势。其实红军要打破敌人的围剿，在一开始希望就很渺茫。
当国民党方面制订出持久消耗的作战方针时，其所依恃、针对的即为红军作战资源的短缺，应该说，这确实击中了红军反“围剿”作战的弱点。
作为被迫面对战略决战的一方，红军在作战资源上远远无法和国民党军抗衡。
应该承认：“照物质上的力量比较起来，白军真可以两三个月‘荡平赤匪’①。”
当红军未能打破国民党军的封锁，被迫退入苏区基本区域进行保卫战时，这一弱点更是暴露无遗。
长期从事后勤工作的红军将领总结道：“根据地人民竭尽全力，也不能保证及时供应，这也是导致第五次反‘围剿’越打越艰难的原因之一。”
在消耗作战中，中央苏区人力资源已捉襟见肘。中央苏区本身地域有限，且位于人口稀少的山地地区，数量上处于绝对劣势。
苏区总人口仅300万人左右，经过累年军队输送后，1933年初乐观的估计“尚有七十万壮丁”。
1933年5-7月，扩大红军约5万人。1933年8月至1934年7月中旬扩大红军数达到11.2万多人，总计约16万人，已占到可征召壮年男子的近1/4。
这其中还不包括各级政权工作人员、工厂工人、前后方夫役以及不能加入部队的地主、富农分子等。
如果总计起来，大部分可以参加红军的青壮男子实际都已被征发。
毛主席1933年底的调查，兴国长冈乡全部青壮年男子（16-45岁）407人，其中出外当红军、做工作的320人，占79%。
上杭才溪乡全部青壮年男子1319人，出外当红军、做工作的1018人，占77%。
大量青壮年男子投入前方后，农村劳动力严重缺乏，留在后方的基本都是老弱病残。
由于后方劳动力异常缺乏，苏区中央制订的优待红军家属规定难以正常执行，红军家属由于缺乏劳力，土地常被迫弃耕。
有资料称，万泰县的刘士进，“两个儿子都当红军，分到的六十二担田，前年已荒了十担，今年又荒了六担……现在有好久没有米吃。”
汀州红属由于田地荒芜，1934年夏收前缺粮者达到1575人。勉强能够执行优红条例的地区，也是不堪重负。
“瑞金隘前区，据区土地部的报告，那边每一劳动力每月要帮助红军家属做十六天工。”
如此紧张的劳力使帮工时间和质量都难以保证。
人力缺乏对扩红工作影响至巨。由于前线出现大量牺牲，大量补充红军在所必需，但后方人员补给可选择余地愈来愈小。
在此背景下，扩红动员工作开展艰难：“一般党团员对扩大红军工作是很消沉的，自己也怕当红军。”
从1933年下半年开始，每月的扩红指标都难以如期完成。
1934年5月，一贯勉力走在前面的江西省也出现了“惊人的落后”的现象，到5月20日只完成计划的百分之二十。
“上杭县才溪乡，共有二千余人口，在一次一次的扩军突击后，乡里只剩下壮丁七人，还要进行突击，这当然不现实。”
就是这种不现实，苏区中央却罔顾事实、动辄以政治帽子威胁完不成任务者。在此背景下，各地突击运动中强迫命令屡屡发生。
胜利县“硬要全体干部去当红军”，结果“干部都上山躲避逃跑甚至个别的自尽”。这样强迫征兵员，出现了很多负面情况。
据1933年11月的统计，“一军团补充区域到十一月十五日集中到区的是1663人，到补充师的只有728人，路上跑了935人。”
”这儿还没有计算在乡村报了名根本未集中以及从乡到区逃跑的人数。大概算起来我们只集中了报名人数中的十分之三、四”。
集中到部队中的人员情况也不乐观：“许多地方不注意新战士的质量，把许多老弱残废拉来凑数。”
当时，国民党方面在与红军交战时也感觉到，一些红军部队“素质不佳，老弱参半”。
由于战斗损失巨大，大量老兵以及指挥员战斗减员。许多新兵没有进行最基本的培训就不得不投入前线，对部队战斗力也有很大影响。
红五军团13师是常常承担阻击任务的打硬仗部队。但大量的新兵补充仍使其进行射击练习时，“成绩非常不好，十人就有九人脱靶”。
训练缺乏使“个别部队在作战中因伤亡（主要是因疾病和掉队）而损失的人数有时竟高达百分之五十”。
红军“缺乏训练，且多新兵，常畏缩不前”的状况为蒋介石所注意，并以此为部下打气加油：
“现在匪军的精神与从前完全不同，据投诚的土匪说：他们监视军队的政委，也不比从前那样认真了！从前匪内一般政委，的确自己能够上前督率，自己能够身先士卒，不怕死。但是这一般政委，到现在大半都打死了，而新来的一般政委，精神和能力都不够，稍微遇到一点危难的时候，他自己就恐慌的了不得。”
当然这种状况仅为个别，并不普遍，叶媚媚刚以军队转到机关，她是清楚的。
但这种状况确实存在，并不完全是敌人的反共宣传。而这种状况的存在客观上反映出红军与白军拼消耗的做法是完全错误的。
就叶媚媚挂点的瑞金县，有红军战士回家后看见家属困境，竟有出眼泪的；同时后方同志看见也就不想去当红军了。
红军家属的窘境，既影响到前方将士的士气，也使本来就十分困难的扩红工作更趋紧张。
但是这些实际情况大家虽说都有目共睹，却不敢正视。原因就是当前的工作都是带有强制性。如果你没有按照上级的意图做，那后果是不堪设想的。
有一天，叶媚媚参加了中革军委召开的一个军队与地方政府的联席会议，会议的中心议题便是如何更坚决地扩红和征收粮食。
在这次会议上，她见到了何莹和张丹。她们俩人都在政府机关，但早己抽出来做扩红等的工作了。
三个女性凑在一起，自然偷偷地议论起时局来。
因为她们都是亲身经历者，多多少少都知道现在的局面。不要看表面上各项工作有声有色，轰轰烈烈，但实际上远不是那么一回事。
叶媚媚说：“从现在的形势看，如果按照毛主席的战略决策去做，红军东出闽浙苏皖赣，在广大的无堡垒地区寻求作战，威胁敌之根本重地，迫使敌回援，这样早就打破围剿了。”
何莹说：“很多领导同志都有怨言，称现在的中央领导人和红军指挥者是瞎指挥。彭总骂他们是崽卖爷田不心疼！”
张丹说：“这样的话我们还只能背地里说说，公开场合就不要去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