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天宇的特遣队完成了营救任务后，本来要回广州去。但是敌人新的清剿又开始了。
敌人新的清剿开始后，分局就又将领导骨干转移开来，以加强各地领导。
如特委书记”李乐天带直属队到崇仙去加强该地领导，釆取进攻扩大新游击区”。
特遣队因此而暂时滞留在油山，跟着分局机关隐蔽在油山帽子峰。
从南雄界址村向西北走约三十里，就是与江西信丰相邻的油山镇。
这一天，封天宇带着特遣队跟随陈毅从北山去帽子峰。他们蹚过小溪，穿过田间，有数栋小楼映入他们的眼帘——封天宇知道，这就是去年留守苏区的红军油山会师的地方。
时间过得真快，转眼间一年就过去了。想想这一年，他们又是如何过来的，心中充满了无限的感慨。
1935年冬，赣粤边遭遇百年不遇的冰雪天气，广东军阀部队却趁着严寒，使出“移民并村”毒计，企图割断当地群众与游击队的联系，把游击队困死、饿死、冻死在山里。
油山大兰、坪田坳等几十个村的群众被迫搬到山外，留下的房子全部被烧光。
游击队积极想办法打破敌人的物资封锁。封天宇夜晚就跟着陈毅，一行几人去捉蛇和石鸡。
“电筒一亮，蛇就蜷作一团，很好捉。”陈毅介绍说。
做这些是封天宇的拿手好戏。他经常一人去掏鸟窝，掏鸟蛋。
但他掏鸟窝时有一样事不做，就是如果窝里有鸟雏，他绝不碰。
他还喜欢去捣蜂窝，捉马蜂的蛹，拿来炒着吃、烧着吃都很香。
当地群众知道游击队在忍饥挨饿，心急如焚。
他们利用每月“开禁”进山砍柴的机会，把大米藏在挑柴的竹杠中，把食盐化水溶进棉袄里，设法丢在山上，等游击队员自己去捡。
有的时候群众甚至设法往山里带咸鱼，这更让缺吃少盐的游击队员欣喜不已。
在群众的支持下，游击队以顽强的意志战胜了饥饿和严寒，熬过了寒冬。
这年的6月，陈毅腿伤复发无法行走。当时游击队的药品极为匮乏，万金油已算是最好的药品之一。
陈毅就在伤口上擦点万金油，用布包扎。不料到了9月，伤病再次复发，陈毅仍坚持拄着拐杖到南雄参加县委紧急会议。
趁着开会的人还没到齐，他就在县委棚子东南角的杉树林里处理伤口。
陈毅坐在两棵杉树中，让警卫员聋牯把自己伤口复发的腿横绑在树干上，自己把背脊靠在另一棵树上。
警卫员两手紧按伤口，血水沿着伤口一股股往外流，终于把脓血挤干，连负伤时碎在里面的一小块骨头也挤了出来。
接着警卫员把伤口洗净，将万金油抹在盐水煮过的布上，再用竹签一点点塞进伤口里去。陈毅谈笑自若，笑称“下次伤口就不会‘反攻’了”。
1935年10月，敌人利用叛徒龚楚（原中央军区参谋长）设下圈套，诱杀了北山游击队60多人，逮捕了30多人，是为“北山事件”。
当时，游击队受到严重损失，项英、陈毅也险遭不测。
在从北山转移到油山途中，要经过大梅关。
偷越大梅关后到了仙人岭，朝北望是江西大余县城，朝南则可以听见广东南雄方向的汪汪犬吠。
为了避免暴露目标，大家在背风的石坳里休息，头朝广东、脚向江西，躺了下来，不久就呼呼入睡。
醒来后，陈毅风趣地说：“我们真了不起呀，一身压着两个省呢！”
国民党军在不断的清剿中，深深知道，红军游击队的生存条件就是依靠群众，红军游击队和群众的关系是鱼水关系。
因此，他们用尽一切办法企图切断红军游击队同人民群众之间的联系，把红军游击队孤立起来，像捉鱼一样，把水抽干，使红军游击队得不到情报、粮食，借此困死红军游击队。
国民党军对红军游击队采取分区“清剿”的办法，红军游击队也采取分区活动的办法。
如以南雄、北山为一区，油山为一区，信丰、南康、坑口为一区，长安为一区，龙南、全南、定南为一区。
利用这些区的群众支持，坚持斗争。
这些地区的群众革命性很强，他们千方百计支持共产党和红军游击队。敌人把老百姓抓来吊打、压杠子，他们始终不讲红军游击队在什么地方，不叛变。
他们说：我们要死只死一个，顶多死一个，不害共产党。
虽然老百姓非常坚强，但红军游击队也要想办法保护老百姓。
陈毅认为：“游击队到群众家里，反动派就杀人、烧房子。搞久了，人民生活不下去，老百姓遭殃。”
而“游击战争是长期的，不是一天两天的事。要长期坚持下去，就要取得群众的支持，这就要有组织、有计划地搞黄色村庄、搞两面派。”
“我们搞黄色村庄、搞两面派，就可以争取群众的支援，巩固我们与广大老百姓的团结，游击队就有主动权。”
根据陈毅这个策略，红军游击队派了一些没有暴露身份的共产党员、革命群众和开明人士，去担任保甲长，使他们成为革命的“两面派”。
在赤白交界地区，主要是搞“黄色村庄”。
红军游击队先是依靠群众把联保主任、保甲长的底子摸清楚，利用他们互相之间的矛盾，争取多数，把掌握实权的联保主任或保长孤立起来。
然后，在漆黑的夜晚或阴雨天，游击队对这些保甲长突然进行访问，坐下来同他们谈判，宣传党的政策，给他们约法三章：
“不准危害红军游击队员及其家属，不准摧残群众；敌人命令带路搜山时，可以照办，但必须事先通知游击队，或打枪让游击队知道。“
”不准走漏红军游击队的消息，当游击隊员通过屋场时，不得阻止，等游击队走后，可以朝天开枪，好向敌人交代。“
”同时，他们代购粮食、药品，在限定的时间内送到指定的地点，照价付款。”
谈判告成时，游击队要他们签字画押。这些保甲长们满口答应，乖乖照办。
限定的时间到了，粮食、药品等一样不差地送到了指定地点。游击队也按价付款。
这样，这些保甲长名义上听国民党，实际上听共产党，为共产党办事，成为白皮红心的“两面派”。
为了使敌人确信“黄色村庄”是听命于他们的，游击队有时拍老百姓的门，故意让他们去报告敌人。游击队空打了两枪就走了，敌人就认为这个村庄很可靠。
“黄色村庄”的建立，扩大了红军游击队的生存空间，是三年游击战争期间一个重要的创造。
对于受到敌人摧残的老百姓，红军游击队尽量给予经济上的帮助。
陈毅说：“那时我们有很多钱，但我们自己却很节省，而对群众却很豪爽。敌人把老百姓的房子烧了，游击队给钱帮他修起来；坐了班房，共产党帮他保出来；老百姓被打死了，我们送钱去救济。”
红军游击队爱护老百姓，老百姓千方百计支持红军游击队。
当敌人封山封坑，把老百姓赶到山外，企图把老百姓分离开的时候，老百姓也想办法对付敌人。
他们找敌人理论：“我们没有饭吃，我们要进山打柴、进山种田。”
敌人不但不能养活老百姓，还得从他们身上抽税，只得答应老百姓的要求，派兵跟老百姓一起进山。
老百姓带着米、盐等生活用品进山，利用这样的机会到处丢东西。第二天，游击队能够捡到炒米、盐、干辣椒、纸烟、报纸等。
游击队派采办到村庄里买粮食，拿报纸。群众一看到敌人来了，就把游击队的采办藏到夹墙里。
敌人包围了村庄，群众就把放牛的鞭子插到草堆上，或者草帽挂在竹竿头上。游击队的采办一看就不进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