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广事变，又称“六一事变”，是1936年（民国二十五年）广东实力派陈济棠，广西实力派李宗仁、白崇禧等为反对蒋介石吞并地方势力而发动的一次事变。
两广事变是在民族危机日趋加剧，全国人民抗日救亡运动高涨的历史背景下发生的。
其导火线是蒋介石欲利用胡汉民之死来消除两广割据的局面。
两广地方实力派与蒋介石长期存在矛盾。
1931年（民国二十年）2月28日，发生汤山事件，再造派领袖胡汉民被蒋介石扣留，陈济棠乘机夺取广东大权，树起反蒋旗帜。
1932年（民国二十一年）蒋介石复出总揽军权，1935年（民国二十四年）11月汪精卫被刺事件后兼任行政院长，实际上重新掌握了国民党党政军大权。
原广州国民政府虽早已撤销，但继之成立的“国民党中央委员会西南执行部”、“国民政府西南政务委员会”和“军事委员会西南军事分会”，仍以“均权分治”的名义在两广继续存在，保持着半独立的状态。
1932年1月，陈济棠任西南军分会委员长兼执行部和政委会常委，其后把广东党政军的权力集于一身，登上了“南天王”的宝座。
陈济棠借助在国民党内享有很高威望的胡汉民及西南三机构招牌，与蒋介石分庭抗礼。
广西桂系李宗仁、白崇禧则利用上述情况，积极推动陈济棠等西南地方实力派组成反蒋联合阵线，以抗衡蒋介石的“削藩”。
当蒋介石以全力用兵“剿共”之时，对两广的半独立状态暂取容忍态度，蒋介石在能腾出手来时，就下决心翦除异己势力。
1936年（民国二十五年）1月，蒋介石借“剿共”成功染指川、黔、滇之后，蒋介石便将矛头转向西南的两广。
蒋介石要解决两广割据的首要步骤是拉拢胡汉民。
早在1934年（民国二十三年），蒋介石借国民政府之名诱胡北上，胡未为所动。
次年底，国民党中央召开五届一中全会，蒋介石再次以调整负责人名义，提名胡汉民为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企图以这样的高位，拉胡入京，但又为胡所拒。
当时，胡汉民一方面依靠陈济棠的军事实力与蒋对抗，另一方面又受制于陈济棠，深感在粤无可作为，遂以养病为由赴欧游历。
1936年1月5日，胡汉民准备回国。蒋介石特派司法院长居正及叶楚伧、陈策专程去香港，准备把胡汉民接到南京，就任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
1月7日，蒋又特派魏道明为其私人代表，持蒋亲笔信直赴新加坡迎候胡汉民，并电胡入京主持中央大计。
西南方面则先派了与胡关系密切的西南政务委员会刘芦隐、潘宜之、林翼中、李晓生到新加坡等候。
陈济棠为稳住胡汉民，与李宗仁、白崇禧商议，并接受白崇禧提出的三点办法：（一）政治上尊重；（二）经济上支持；（三）生活上照顾。
1月25日，胡汉民拒绝蒋介石之邀，从香港到广州。陈济棠为他安排了盛况空前的欢迎仪式和大会，表示西南愿意接受并需要胡汉民的领导。
1月30日，胡汉民电复蒋介石，以“须稍休养”为名，拒绝入京。
胡居住广州，时而同陈济棠、李宗仁等西南军政要人磋商政局，或约见各界，发表谈话，抨击蒋介石的内外政策，尤其是九一八事变以来的屈辱外交政策。
胡汉民痛斥当下进行的“中日关系调整会议”“尤属乖谬”，“政府直自置中国于朝鲜、台湾之列而为日本之保护国矣”。
蒋对胡之不来京，似乎早有心理准备。他在日记中写道：“闻汉民诋中央政治，表示不来南京，人以为忧，我无所谓，或以为慰乎？”
此时，蒋处理两广问题之方针发生转向，从偏重政治之“团结”转向侧重武力之“统制”。
他在2月中旬的日记中反复思考两广问题，忧虑“两广未统一，何以对外？”认定“两广终久必为祸患，非统制不可也”。
1936年5月12日，胡汉民在其妻兄、西南政务委员会秘书长陈融家中与象棋高手潘景夷下象棋，因棋局不利，构思过度，竟突发脑溢血而暴亡。
蒋介石认为胡汉民之死是解决两广问题的大好机会。
5月13日，蒋电陈济棠，请其兄陈维周赴京晤谈。
次日，陈维周乘飞机往南京见蒋。蒋介石对陈维周说：中央将对桂用兵，但维持广东现状，嘱其转达陈济棠。
陈维周在南京探悉“中央解决西南的三大原则：（一）彻底解决广西李、白，由中央协助广东出兵。（二）驱逐萧佛成等反蒋的元老离粤。（三）广东仍维持原来局面”。
陈济棠对此面有难色，认为粤桂唇齿相依，桂系若垮，广东将步其后尘，遂萌生联合广西一起反蒋之意。
蒋介石见陈济棠动作迟疑，于5月19日以吊唁胡汉民为名派孙科、王宠惠等到广州，要求两广当局加强与全国“精诚团结”。
次日，由王宠惠出面对陈济棠提出五项条件：
取消西南执行部和西南政务委员会；
改组广东省政府，省主席林云陔调京任职；
在西南执行部和政委会工作的负责人，愿意到京工作者，中央将妥为安排，愿意出国者，将给以路费；
陈济棠的第一集团军总司令改为第四路军总指挥，各军师长由军委重新任命；
统一币制。
这五条实际上是要求陈济棠把广东军权和政权交还南京。也就是说，陈济棠必须从“南天王”宝座上退下来。
五条同时表明了，蒋介石已把先收拾广西，稳住广东的战略方针，改为先解决广东，再吃掉广西，以实现各个击破，彻底解决两广问题的战略构想。
陈济棠当即与前来吊唁胡汉民的白崇禧密商，催促李宗仁迅速到广州共商大计。
时值华北日本侵华气焰嚣张，日本逼蒋签订了《塘沽协定》，《何梅协定》、《秦土协定》之后，又对华北大举增兵，威逼中国签订中日“共同防共协定”。
陈济棠看到当时抗日救亡运动的兴起，一个可供利用的借口是“掮起抗日大纛，要求中央领导抗日”。
他致电李宗仁，认为全国民众抗日救国呼声日高，两广联合反蒋，唯有打出“出兵抗日”大旗，才能争取全国民众的支持和响应。
白崇禧见陈济棠抗日反蒋意志坚决，势在必行，而两广原属一体，广东一旦发动，广西方面不论愿与不愿，也必被拖下水。
另一方面，白崇禧认为蒋介石军队的主力正集中在黄河流域，急于解决西北剿共问题，又要防范山东的韩复榘、山西的阎锡山、陕西的张学良和杨虎城发生异动。
加上华北日本侵华局势吃紧，蒋介石决无余力可以南犯；两广联合打出抗日旗帜，进可以争取全国舆论同情，扩大西南声势，退可以使蒋投鼠忌器，向西南让步。
陈济棠敢于起事反蒋，还受其兄迷信阴阳五行、星相之术的陈维周及身边术士翁半玄的怂恿。
陈维周入京谒蒋回粤后，对陈济棠说，蒋介石实在没有帝王之相，气运将尽，难过民国二十五年（1936）这一关。
术士们也进言，谓蒋气数已尽。伯公（陈济棠字伯南）运气正阳，不顺天应人取蒋而代之，还待何时？
翁半玄为陈济棠扶乩，得“机不可失”之语，加上白崇禧对形势的分析，认定举兵反蒋时机成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