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的武装斗争，是一幅群雄并起、“东方不亮西方亮”的画面。在陕甘地区最先树起红旗并创建根据地的代表就是刘志丹。
红军东征刘志丹牺牲后，毛主席的题词是“群众领袖，民族英雄”，这两句话概括了这位西北地区革命代表人物的光辉一生。
刘志丹，名景桂，字志丹，1903年出生于陕北保安县（今改名志丹县）一个秀才之家。
小时候，他就读于本县的高等小学堂，虽自身家境尚好，却目睹了黄土高原上饿殍遍野、民不聊生的惨景。他爱听当地李自成起义的故事，立志改变社会。
1922年，他考入陕北地区23县仅有的一所中学——榆林中学，阅读到《向导》、《新青年》等革命杂志，并在学生运动中当上了校学生自治会会长。
1924年，他成为陕北的社会主义青年团的第一批团员，1925年转为共产党员。
同年秋，他去广州入黄埔军校第四期，翌年秋毕业后又回西北，到冯玉祥部队任第四路军党代表兼政治处主任。刘志丹这时只有23岁，但在西北军中已成为知名人物。
1927年夏国民党反共后，刘志丹转入地下活动，秘密动员西北军一部于1928年5月在渭华发动起义，建立工农革命军，他担任了起义的军事委员会主席。
6月间，西北军主力向渭河一带反扑，起义军被打散。刘志丹潜回陕北家乡任特委军委书记，并打入当地驻军和民团进行兵运活动，于1931年秋在南梁一带建立了最初的根据地。
翌年初，他又将所部改编为红军陕甘游击队，年底正式建立红二十六军（兵力仅一个团）。
1933年5月，红二十六军南下三原时失败，刘志丹突围后又返回陕甘边区的照金根据地，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
至1935年春，陕甘红军发展到5000余人，占领了六座县城，并在二十多个县内建立了根据地政权。
此时，南方苏区已相继失败，各主力红军被迫长征，陕甘苏区虽然人口不多且十分贫瘠，却成为全国硕果仅存的革命根据地。
由于保存下这块革命的落脚点，红二十五军和红一、二、四方面军都长征到达这里，党中央也最终把大本营放在陕北。
1935年8月，徐海东等率红二十五军到达陕甘，与当地红二十六、红二十七军合编为红十五军团，刘志丹任副军团长兼参谋长。
在10月初错误的肃反中，刘志丹被捕。
随后，中央红军到达，11月初将刘志丹释放出来，并任命他为新成立的红二十八军的军长。
1936年春，红军东征山西攻打中阳县三交镇时，他亲临前沿观察。敌晋绥军阵地上有一挺机枪正猛烈扫射，刘志丹探出上身用手指着说，要把它缴下来向陕北苏区献礼。
不幸，那挺机枪射来的子弹打中了刘志丹左胸，他昏倒后被抬下，清醒过来只说了一句要宋政委（即宋任穷）指挥部队，便停止了呼吸，年仅33岁。
在西北根据地内，刘志丹享有很高的威信。他牺牲的噩耗传来，陕甘苏区中心瓦窑堡数千人集会追悼，许多人痛哭失声乃至倒地。
毛主席后来也表彰说：“他的英勇牺牲出于意外，但他的忠心耿耿为党为国的精神永远留在党与人民中间，不会磨灭的。”
“正月里来是新年，陕北出了个刘志丹”，当年企盼好光景的陕北民谣，几乎把刘志丹视为救世的圣人，这是因为他确实代表了当地穷苦民众的利益。
在渭华起义后，刘志丹等人用通俗诗的文体发出的布告，道出了当时人民要革命的原因——
“土豪劣绅加财东，剥削穷人真个凶。加以放账驴打滚，卖儿卖女还不清。”
“贪官污吏都打倒，我们要做主人翁。建立苏维埃政权，才能过成好光景。”
刘志丹能在陕北屡挫屡起，就是因为有一批批极度贫困的庄稼汉和放羊娃始终跟随着他，并把争取生存、温饱的希望寄托于他举起的红旗。
刘志丹的牺牲，确如毛主席所说是“出于意外”。不过看似偶然的这一现象，在某种意义上也反映了当时红军干部的指挥特点。
综观红军时期的各次战斗，指挥员和党员牺牲率非常高。那时部队中共产党员的比例不足三分之一，多数战斗的牺牲者中却有一半以上是党员。
正因为这些群众领袖在战斗中也是先锋，才能解释为什么群众能跟随他们一往无前！
刘志丹从1928年渭华起义失败后便苦心经营，为创建根据地奋斗了七年之久。
1929年，他到陕甘边界的桥山，见当地是“三不管”的地方，一些土匪搞几支枪就能在此割据一座山头，便动员陕西省委的党员说：
“连土匪都可以在这些地方称山大王，弄得军阀无可奈何，为什么我们共产党人不可以在这里闹革命呢？”
翌年夏天，他拉起一支200人的队伍上了永宁山。当地民谣传唱：“刘志丹练兵石峁湾，要把世事颠倒颠。”
不久，在敌军“围剿”中，队伍被打散，刘志丹也被关进监狱，党组织通过疏通杨虎城的关系，他才得以释放。
此后，他又三次拉起队伍，三次被打散。
1933年5月，红二十六军（只千余人）南下，在蓝田几乎全部覆没，刘志丹带着剩下的十余人在深山老峪中转了两个月。
突围时多数人牺牲，他一个人脱险后也从一个高崖摔下，负了重伤。在几天无食又无法行走的垂危关头，幸亏遇到一个失散的战士，才把他扶下山。
刘志丹在地下党的照顾下伤刚好，便要返回陕北。他化装成货郎，在挑子的上层放货，下层放驳壳枪。他不仅返回了陕北，还靠那几支驳壳枪再次打开了局面。
在陕北的斗争中，刘志丹长年奔走在四季只能披身老羊皮、连内衣都没有的穷苦百姓中间，自己穿的也是粗布衣和草鞋。
大家都用“咱们的老刘”称呼他。他牺牲时的遗物，只有几份党内文件和六支缴获来的香烟。
刘志丹长期在军阀部队中开展兵运，在民团和土匪的夹缝中创建根据地又需要利用矛盾，难免要经常同各色人物打交道。
某些极“左”的人便一再攻击他“右倾”，甚至听信诬告，认为他“同国民党部队有秘密勾结”。
1935年秋，红二十五军到陕北后，主管肃反的保卫局长下命令给十五军团部其他人，让他们把刘志丹逮捕后押送瓦窑堡。
送信的通讯员不认识刘志丹，恰好把命令送到他本人手里。
此时，陕北红军、地方游击队以及当地群众对刘志丹都非常爱戴，他本人却为避免引发红军内部冲突，毅然对那个通讯员讲：“你把信送到军团部，我自己去瓦窑堡了。”
刘志丹主动来到瓦窑堡后，极“左”的保卫局长竟称他“反而不跑，是狡猾地以使党对其信任”，仍把他和一批陕北干部关押起来。
半个月后，毛主席所率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得知当地正进行错误的“肃反”，马上下令“刀下留人”。
周恩来亲自审查并辨清这一冤案后，当面怒斥那个保卫局长：“像刘志丹这样的‘假革命’，是越多越好。像你这样的‘真革命’，一个没有才好。”
中央马上决定释放刘志丹等人，并把那个保卫局长撤职，给予“最后警告处分”。
刘志丹出狱后，告诫因刚挨过整而情绪激愤的陕北干部——“过去了的事情都不要放在心上”，以大局为重，还是团结对敌。
他自己以身作则，不计恩怨，照常工作，从而使中央红军、红二十五军和陕北红军这三个“山头”集合到一起的干部很快能打成一片，共同壮大了陕甘根据地并向宁夏方向扩展。
周恩来后来一再赞扬说，刘志丹同志对党忠贞不贰，很谦虚，最守纪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