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12月22日，随着端纳全力周旋，宋美龄、宋子文等到达西安。
在飞机上，宋美龄把手枪递给端纳，说：“如果叛军对我有任何不礼貌行动，你可用此枪立即将我枪杀”。
张学良、杨虎城去机场迎接，下机后，宋美龄与张学良说：“汉卿，这是我的东西，就不要再检查了吧？”
张学良马上说：“夫人，岂敢！岂敢！”
张学良、杨虎成与宋子文、宋美龄举行了会谈。后由张学良陪同宋美龄和端纳往见蒋介石。
1936年12月23日，双方在张学良公馆西楼二层开始正式谈判，由宋子文代表国民政府，由张学良、杨虎城、周恩来代表西安方面出席谈判会。
西安方面再次提出六条主张：1、停战，撤兵至潼关外；2、改组南京政府，排逐亲日派，加入抗日分子；3、释放政治犯，保障民主权利；4、停止剿共，联合红军抗日；5、召开各党派各界各军救国会议；6、与同情抗日国家合作。
但1936年12月23日晚，张学良得知中共不希望公开“三位一体”的表示后，情势急转直下，原本“要蒋接受并保证实施（六项条件）”改成只要宋美龄和宋子文担保即可。
把“先撤兵、先放人（七君子）”改成了只要蒋介石下令撤兵即可；而要蒋介石承认西北三位一体的军政组织一条则根本取消。
1936年12月24日深夜，中共中央致电周恩来，陈述了关于放蒋条件的指示。
指示中提出，必须坚持以下三个条件才能放蒋：1、全部中央军首先撤出潼关；2、南京及蒋通过公开的政治文件宣布国内和平，与民更始，不咎既往，并召集救国会议；3、开始部分地释放政治犯。
接到中共中央电报后，杨虎城转而积极赞同中共的主张，但张学良却不以为然。
1936年12月25日下午周恩来又企图劝说张学良接受中共中央的放蒋条件，但张学良已经亲自陪同蒋介石乘飞机离开西安前往洛阳。
临离开西安前，张学良留下手令，把东北军交给杨虎城指挥。
1936年12月26日，蒋介石抵达南京，西安事变和平解决。
西安事变中，各方代表人物纷纷登台表演。主要有：
亲日派：南京政府中，何应钦等人极力主张“讨伐”张学良、杨虎城；
亲美派：以宋子文、宋美龄为首的一派，为保全蒋介石，主张用和平方式解决西安事变。
地方实力派：西安事变发生后，山西阎锡山在15日发出致张杨的函电：“两兄震机电及汉兄元未电诵悉，环读再三，惊痛无似！弟有四个问题，质诸兄等：
第一，兄等将何以善其后？第二，兄等此举，增加抗战力量乎，减少抗战力量乎？第三，移内战为对外战争乎，抑移对外战争为内战乎？第四，兄等能保不演成国内之极端残杀乎？……请兄等谅察，善自图之。”
山东韩复榘在21日以密码形式致电张学良，称赞张氏之非常行动为“英明壮举”，并通知张、杨，他的部队将“奉命西开，盼两军接触时勿生误会”。
四川王刘湘在19日致张学良的电文中认为张对蒋的行为“无非欲促成抗敌救国之伟业，以求我国家民族之生存”，指出“内战必致亡国，无待赘言，必须避免军事接触，速求政治解决”。
云南王龙云在得到部下可靠消息后于14日通电中央，称拥护中央既定政策。又致电张学良，认为其发动事变“自属谋国俱有苦衷”表示同情，但指出此举影响国家前途“务盼再加思索，为国家保一线生机，为环境留相当余地。”
青海马步芳于15日决定发通电响应国民党中央，遂由姚钧草拟“删”电，即将拍发时，又接受了马绍武、陈显荣的建议，为表白自己对蒋的所谓竭诚拥护，竟将15日签发的电文日期提前两天，改为13日发出的“元亥”电。
电文中向南京行政院、军事委员会表明：“顷据广播电台电讯，惊悉西安发生事变，张杨劫持委座等语，消息传来，全青震惊，除严饬所部一面加紧剿灭河西赤匪，一面防制兰州叛军之扩大，保境安民，敬候佳音外，敬恳详示确情，以便遵循。青海虽处四面敌匪之艰苦环境，芳等只知为党国尽忠，为委座效力外他无所顾，合并呈明，敬请钧鉴”。
李宗仁等于16日通电全国，主张停止内战、建立抗日政府，举国一致对外，桂系军队北上抗日。
事变当晚，张学良电告中共中央。
中国共产党多次召开会议，独立自主地制定了和平解决事变的方针，并派周恩来到西安商讨大计。
南京方面在了解张学良、杨虎城和共产党并不想加害蒋介石，而希望和平解决事变的态度后，于12月22日正式派出谈判代表宋子文、宋美龄到西安，与西安方面谈判。
西安事变无疑对国际社会产生了深刻影响。
国际上，各主要国家对西安事变的态度也极为复杂。
日本政府极力挑动扩大中国内战，以便实现其灭亡中国的野心。
英国和美国力求维持蒋介石的统治，认为可以同共产党采取某种形式的合作，以便对付日本。
共产国际提出用和平方式解决西安事变，但电码错乱不能译出。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完全得力于中国共产党。
1936年12月24日，蒋介石签订六项协议，被迫接受停止内战，联合抗日的主张。12月26日，蒋介石最后获得释放回到南京。
西安事变后，张学良因送蒋介石回南京被蒋秘密软禁起来，以后由大陆到台湾，失去了自由。
杨虎城被蒋介石长期囚禁，1949年9月17日在重庆惨遭杀害。
东北军被分拆瓦解，十七路军被取消。
西安事变后蒋介石停止了”安内攘外“政策，迫使国民政府进行国共第二次合作，建立了苏联所期望的抗日统一战线。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成为时局转换的枢纽，它促进了中共中央逼蒋抗日方针的实现。从此，十年内战的局面基本停止，国内和平初步实现。
中国共产党在这次事变中力主和平解决，充分体现了对团结抗日的诚意。
西安事变在国共重新合作的客观形势渐次成熟的时候，起了促进这个合作的作用。
在抗日的前提下，国共两党实行第二次合作成为不可抗拒的大势。
西安事变及其和平解决在中国社会发展中占有重要的历史地位，为中国社会的发展起到了无可替代的作用。
它的发生及和平解决，基本结束了长达十年的内战，开始了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一致抗日的新阶段，促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极大地鼓舞了中国人民的抗日热情，奠定了全民族抗战的基础，成为由国内战争走向抗日民族战争的转折点，成为时局转换的枢纽。
它是中国社会矛盾变化的转折点，中日民族矛盾成为中国社会主要矛盾，中国提前与日本进入战争状态。
它是中国由内战到抗战的转折点，是中国由分裂到统一的转折点，是中国社会政治由专制到逐步民主的转折点。
而由这一系列转折，奠定了抗日战争胜利的基础。
同时，中国共产党获得了合法生存与喘息休整、壮大的机会，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人民的革命力量开辟了发展壮大的前景，确立了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社会发展中的领导地位和核心地位。
西安事变刚结束，毛主席就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说：“我们在西安事变中实际地取得了领导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