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5月东征结束后，为了保卫和扩大陕甘革命根据地，争取西北抗日力量大联合，迎接第二和第四方面军长征北上，中共中央提出“以发展求巩固”的方针，决定向西进入甘肃、宁夏边界地区作战。
5月18日，毛泽东、周恩来和彭德怀在太相寺联名发布西征战役计划，由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颁布西征命令。
西征部队由红一方面军的第1军团、第15军团、第28军、第29军、第81师和骑兵团等1.7万余人，组成中国工农红军西方野战军。
彭德怀任司令员兼政委，聂鹤亭任参谋长，刘晓为政治部主任。
1936年5月19日，西征红军从陕西延长、延川、永坪等地区西进。
先以红第1军团为左路，约8000人；红第15军团等部为右路，西方野战军总部及红第28军、第81师随右路军一起行动，约9000人。
后又以红第28军、第81师、骑兵团为中路（又称北路军），约2000人。中路军指挥聂鹤亭（兼）。
于占彪时任宋时轮为军长、宋任穷为政委的红第28军第251团团长，随右路军行动。
右路军从延川县贾家坪地区出发西征，经安塞、保安一线，西出甘宁，挺进三边（即安边、定边、靖边）。
红第28军部队从新城堡集结地出发后，直取靖边和宁条梁，守敌不堪一击，闻风而逃。
6月14日，红28军副参谋长华卓然率领红251团星夜驰骋抵达定边，接着又夜袭定边城，经过一夜激战，攻下定边。然后部队准备攻打盐池县。
盐池县位于宁夏东部，县城与陕西定边接壤，战略地位十分重要。
盐池是西北地区驰名的产盐地。盐是当时的一大财富，所以，西征前毛主席说过：“盐池是打不尽的土豪。”
攻下盐池，对筹措革命经费，改善红军的后勤供应有着重要意义。
盐池也是古长城的一个要塞，四周围绕着历经2000多年风雨沧桑的坚固城墙，周围的沙石草滩，地形平展开阔，少有可隐蔽之处，易守难攻。
盐池城里驻着敌1个骑兵营和1个保安团，具有一定的战斗力。
6月19日，华卓然率领部队从60多公里外的定边城赶到盐池，当天部队休整，准备第二天的攻击。
20日，华卓然协助军领导制定了攻城方案，部队进行了战斗动员。部队于夜间发起进攻，一举攻克盐池城。
此役消灭敌１个骑兵营和一个保安团共500余人，缴获战马400余匹和大批军需物资。
盐池的解放，既保证西北根据地的红军有了可靠的食盐供应，又成为后来陕甘宁边区政府财政收入的一个重要来源。
打下定边和盐池后，红第28军奉命在这两个县驻防。两个团在定边，一个团在盐池。军部设在定边。
在定边和盐池驻防期间，部队在搞好整训的同时，主要向这一地区的民众宣传我党的抗日主张，宣传和贯彻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和民族政策，组织领导群众建立革命政权和地方武装。
12月12日西安事变爆发。
西安事变爆发后，红第28军调至崇信一带布防。
红军西征，从1936年5月开始，到11月山城堡战役胜利结束，历时半年。
红军西征解放了陕甘宁三省的广大地区，它使边区扩展到北到长城，西到环江，南到临淳，东达黄河的广阔区域。
西征胜利结束，三大红军主力会师，陕甘宁边区得到扩大，为即将开始的全国抗日战争创造了一个牢固的后方。
1936年12月12日，发生了著名的西安事变，又称“双十二事变”。
为了劝谏蒋介石改变“攘外必先安内”的既定政策，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时任西北剿匪副总司令、东北军领袖张学良和时任国民革命军第17路军总指挥、西北军领袖杨虎城在西安华清池发动兵变，扣留了时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和西北剿匪总司令的蒋中正（即蒋介石），时称“西安兵谏”。
当天，张学良、杨虎城向全国发出了关于救国八项主张的通电，提出：改组南京政府，容纳各党各派，共同负责救国。停止一切内战。立即释放上海被捕的爱国领袖。释放全国一切政治犯。开展民众爱国运动。保障人民集会结社一切政治自由。确实遵行孙中山总理遗嘱。立即召开救国会议。
中共中央应张学良、杨虎城的邀请以及斯大林的有关指示，从整个民族利益出发，派周恩来、秦邦宪、叶剑英等赴西安参与西安事变的协商。
在中共中央和周恩来同志的主导下，最终以蒋介石接受“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而和平解决，促成了第二次国共合作，形成了全面抗战的局面，为中华民族的抗日战争胜利奠定了坚实基础。
西安事变爆发后，国民党内的亲日派，打着“讨逆”的幌子，先后调遣20多个师的兵力从东西两面向西安逼近，妄图挑起更大规模的内战。
蒋介石嫡系胡宗南部也朝西安方向进发。
中共中央派周恩来等赴西安参加谈判的同时，命令红一方面军、红二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一部，南下集中到西安附近，协助东北军和西北军准备迎战所谓的“讨逆”。
为了追击敌人，中央军委命令驻宁夏东部大水坑地区的红第28军和驻甘肃环县东北黑城岔一带的红第32军临时组成“追击军”，由罗炳辉任司令员，宋任穷任政治委员。
根据中共中央命令，“追击军”追而不击，主要防范胡宗南部对张学良、杨虎城两部的进攻。
华卓然所在的红第28军到甘肃平凉后停止追击，驻平凉、崇信县。
在此期间，部队向当地群众宣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发动群众参与抗日救亡运动，组织抗敌后援会等。
不久，蒋介石被迫接受停止内战、联合抗日等条件，西安事变和平解决，“追击军”的任务即告完成。
1936年10月，红军三大主力第一、第二、第四方面军在甘肃会宁胜利会师后，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决定占领宁夏、甘西，打通与苏联联络的战略，随即颁布《十月份作战纲领》，决定提前执行宁夏战役的计划。
1936年10月11日，中共中央电令已经渡过黄河的红军组成西路军，任命徐向前为总指挥，陈昌浩为政治委员，下辖红第5军、红第9军和红第30军等3个军，共计21800人。
10月24日，西路军在甘肃省靖远县河包口渡过黄河，进入河西走廊。
西路军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孤军奋战4个月，歼敌2万余人，终因敌众我寡，于1937年3月惨遭失败，7000多人阵亡，5600多人被残酷杀害，9000多人被俘，4000多人被营救回延安，2000多人辗转回乡，2000多人散落在西北地区。
在西路军弹绝粮尽，十分危急的关键时刻，中央军委即发出关于组织援西军问题的指示。
1937年2月27日，中央军委决定组成援西军，任命刘伯承为司令员，张浩为政治委员，下辖红第4军、红第31军、红第28军、红第32军、骑兵第1团等。
刘伯承、张浩受命后，即率援军从陕西淳化、三原地区出发，日夜兼程，3月10日到达甘肃省镇原县。
当时，于占彪为红第28军第251团团长，随红第28军从新城到平凉、固原一线，准备相机援助和接应西路军。
为了使在极其艰苦斗争中失散的西路军指战员能够很快找到红军，援西军在西安至兰州的公路上沿途书写和张贴通告，写明红军的驻地，欢迎他们归来。
对于历经千辛万苦陆续归队的同志们，援西军都去看望。回来一个看一个，回来一批看一批，对他们表示欢迎和慰问。
对于归来的西路军人员，援西军遵照中央指示，迅速进行审查甄别，除了个别确有叛变行为者外，一律予以信任，很快恢复了党的生活，重新分配了工作……
在弹绝粮尽，再也无法继续战斗下去的情况下，1937年3月12日西路军军政委员会决定：西路军总指挥徐向前和政治委员陈昌浩离队回陕北，向党中央汇报情况，现有部队就地分散游击，坚持斗争。
3月16日，徐向前和陈昌浩启程东返。
开始时，有1个警卫排护送他们。快要走出祁连山时，为减少目标，留下他们就地游击，只剩下徐向前和陈昌浩两人同行。
走到大马营一带后，陈昌浩留下，徐向前继续前行……翻过六盘山，走到平凉城，然后—路向东走。
一日，徐向前向在路边摆摊卖小吃的农民买了点吃的东西，然后问这位农民：你们北边山上住的什么部队呀？
这位农民回答说：是红军。徐向前吃完东西，赶紧往北走，到了小屯。当时，红28军第251团就驻扎在小屯。
战士看这位身穿棉袍，既像商人，又像教书先生的人，以为是坏人就把他扣了下来，关了一个晚上。
第二天连里报告团长于占彪。于占彪便前去看望这位先生，并客气地问这位先生是何人。
这位先生说他是徐向前，于占彪说不认识，这位先生又说，他是四方面军的，是西路军总指挥徐向前。于占彪就报告正在251团的军副参谋长华卓然。
华卓然是认识徐向前的。徐向前一见华卓然，悲喜交集，他高兴地对华卓然说，终于找到你们了。
于是，华卓然令于占彪立即派人与援西军总部联系。
当天，援西军司令员刘伯承就派人把徐向前接到在镇原的援西军总部。
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后，援西军司令部于7月底在镇原召开团以上干部紧急会议，刘伯承传达了中央军委的命令：
（一）、取消援西军编制；（二）、全部援西军部队立即开赴三原接受改编。
８月上旬，援西军从镇原县出发，途经宁县、陕西省旬邑、淳化等地，８月下旬到达三原西石桥镇。
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国内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
为培养和造就更多的军政指挥员，中共中央决定选派一部分有实战经验的干部到抗日军政大学学习，提高政治理论水平和军事指挥艺术。
红28军251团于占彪等被选上。
华卓然通知于占彪等到抗日军政大学学习。
于是，于占彪于8月初从援西军前线风尘仆仆赶赴延安，到抗日军政大学第三期学习，编入专门培训军事干部的军事队，任学员区队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