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1937年12月12日午后，南京保卫战进入到最后阶段。
1937年12月12日，侵华日军对中国首都南京的围攻进入第三天。对于十万中国守军来说，最危急时刻已经来临！
上午10时许，城南要点雨花台失守；中午时分，中华门被突入。
至此，中国军队的南京防线已呈动摇之势……
这天下午5时，中国守军最高指挥官、南京卫戍军司令长官唐生智召集师以上将领开会。
这个会开得很简短，唐先是向众人出示了一份电文，称蒋介石已同意，当守军在“情势不能久守时，可相机撤退”。
随后，一份油印的突围命令发到大家手中。
根据这个命令的精神，守军除卫戍司令部直属部队及三十六师外，其余大部应从日军正面突围而出。
那些应该从正面突围的部队中，有两支来自广东的队伍：叶肇的六十六军和邓龙光的八十三军。
接到突围命令后，两位广东将领交换了意见，一致决定：
两部统一由叶肇指挥，以六十六军打头阵、八十三军随后跟进，按一六零、一五九、一五七、一五六、一五四师（前三个师属于六十六军，后两个师为八十三军）的行进顺序，由太平门出城，经汤山、句容向宁国方向突围。
对于所有参与了这一突围行动的官兵来说，他们即将踏上的，是一条充满着血与火的生死之路。可谓九死一生！
当晚8时，除失去联系的一五六师外，两个军的人马均已集中到太平门。
排除掉沙包、地雷等障碍物之后，大部队涌出城门、沿紫金山北麓疾进。
午夜时分，当突围部队进至岔路口时，开始遭到日军阻击。
冲破敌人阵地之后，大队人马继续向东前进。
13日凌晨，突围部队经尧华门南下，在仙鹤门再度与日军遭遇。
在中国军队的奋勇攻击下，日军狼狈不堪，不仅第十六师团司令部发生“骚乱”，第三师团之第三骑兵联队还遭到了自上海登陆以来的最高伤亡。
凌晨5时，广东部队在汤山遭到四五千日军携飞机、大炮和坦克的联合围攻。
生死关头，各部依托山头顽强抵抗，并最终杀出一条血路。
当天下午4时，突围部队在方冲再遭日军拦截。由于伤亡过大，突围部队逐渐失去控制，被截成数段，各自为战。
尽管如此，当夜幕降临之后，还是有数以千计的突围官兵陆续抵达句容境内的九华山。
此地虽处日军后方，但敌情并不严重。至此，突围部队终于闯过了鬼门关！
广东部队突出重围实属不易！残酷的战斗中，包括一五九师副师长罗策群、一六零师参谋长司徒非和一五四师参谋长在内的无数将士长眠在突围路上。
活下来的人也是历经磨难，九死一生。他们，也是南京保卫战期间唯一由正面突围成功的部队。
与广东部队相比，友邻部队的处境极为悲惨！
在城北的挹江门，无数人在通过那被堵得只剩一个出口的城门洞时被挤倒后踩踏而死，曾在光华门血战的英雄谢承瑞团长也不幸罹难。
而那些成功挤出城到达江边的官兵还来得及松口气，就发现一个更大的难题摆在面前：没有渡江工具，过不了江！
原来，当初唐生智为坚定守军的抗战决心，将下关仅有的几条渡轮开走了。
情急之下，大家凭借从内河搜罗到的几条小船和临时捆扎而成的木筏、门板等简便器材过江，许多人葬身鱼腹，更多的人则困集在江边而被追上了的日军集体屠杀。
一边是九死一生的浴血突围，一边是数以万计人因无法过江而被集体屠杀，正反两个战例说明同一个问题：南京保卫战最后阶段，突围组织显得混乱不堪。
苏军将领科涅夫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撤退，是一种复杂的战斗形式”。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能否成功地组织突围，更能考验一位将领的指挥能力。
让我们以广东部队的死中求生为例分析一下组织部队突围的几个前提：
首先必须有一个切实可行的突围方案：
本来，唐生智于12日下午抛出的那个突围计划，其主要精神是“大部突围，一部过江”。
撤退命令虽然制订得有些粗糙，但各部若遵令行事，仍有一定的可能性。
当然，这要付出很大的伤亡，甚至是大部分人可能看不到突围成功的那一刻。
但这种代价再大，也总比被人堵在江边屠杀要强嘛。
要命的是，唐生智又补充了一个口头命令，称八十七师、八十八师、七十四军及教导总队这几支蒋介石的嫡系部队在“如不能全部突围，有轮渡时可渡江”。
这就使得突围计划发生了质的变化，其要旨由“大部突围，一部过江”变成“大部过江，一部突围”。
这个改动不仅降低了命令的严肃性酿成了严重后果，许多本该由正面突围的部队涌向江边不说，还有许多不明情况的部队看到这些人赶向江边后也跟了上来，致使大部分官兵因无法渡江而白白牺牲。
广东部队能突围，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在于组织得力。
再来看看广东部队的突围，虽然也是时间仓促，但两位军长还是尽可能地对突围方向、行进路线、行军序列进行了安排。
从事后的战斗进程来看，这个临时拟就的计划发挥了作用。
从行军路线看，它恰好处在了日军第十六师团和第九师团的结合部上，相对来说比较薄弱。
再看部队的攻击序列，由于南京保卫战后期，第六十六军大部分时间处在城内作为预备队使用，战力相对完整、且集结较为容易，因此以其在前开路，曾在城垣保卫战中实力受损的八十三军随后跟进。
这就保证了突围部队能够保持一定的攻击力度。虽然在此后的不断攻击中，部队伤亡惨重，但还是得以突出重围。
其次是指挥不能断、建制不能乱！
联想到长征初期，红军能冲过湘江，原因在于指挥没有中断、建制还在。
在谈这个问题之前，先回顾一下另外一场战役：爆发在三年前的湘江战役。对于红军而言，湘江突围是一场生死攸关的战斗。
最终，红军以大部伤亡的代价突出了重围。
红军能冲破湘江封锁线，原因在于，中革军委的实际负责人李德虽有一些战术瑕疵，却能坚守指挥岗位、上下级之间的联络畅通；各部队虽伤亡惨重，但基本建制尚在。
遗憾的是，这种上下同心的一幕并未出现在稍后的南京保卫战中。
据亲历者回忆，许多高级将领在12日开完会后根本就没回部队，只是电话传达撤退通知；更有甚者，有人还“不告而别”。
如此不负责任的行为，不仅使得许多部队没有及时得到撤退命令，只是看到友邻部队开始行动后才做出下意识的反应。
经过挹江门的混乱“闯关”，那些到达江边的部队早已失去了原有建制，“官找不到兵，兵找不到官”。最终在一片混乱之中，集体做了日本人的俘虏。
指挥中断的情况也曾出现在广东部队中。
经过13日白天的两场恶战，各部队失去掌握，叶肇、邓龙光等高级将领陆续更换便衣脱队。其余人则以百余人、或数十人的小部队，由中下级军官带领，分头向指定地点前进。
所幸，此时日军的注意力主要在南京城方向，加之看到自己在确实拦截了大批突围官兵遂放松了对战场的控制，这就使得许多官兵得以寻隙而出。
其实这可以明显看出国共两党军队的本质不同；也可以明显看出为什么总是身处逆境的共产党军队能愈战愈强，最终取得全国的胜利。
最后要有一支预备队。
突围作战的最后阶段，部队所以失去控制，原因在于指挥官手中缺乏足够的后续兵力冲击日军防线。
本来，突围部队的兵力应有五个师，但一则八十三军的一个师没有跟随大部队行动，再就是六十六军在连续冲击日军防线的战斗中损失惨重。
试想，如果那时候有其余部队跟在广东部队的后面前进，情况会好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