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卓然一行都是骑的战马。他们沿着黄河向西奔驰。
在马上，他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奔腾不息的黄河水。
这一带人烟稀少，他们一路奔驰，却很少碰到村庄。
马很快，转眼间就跑了几十里地了，却没有看见鬼子的影子。
自然，这条路线是周勇提供的。周勇所说的他走了三四趟，就是这一条路线。
根据周勇提供的情报，接下来便是日军重点防守的地区。华卓然停下战马，让大家休息打尖。
休息了一下，人和马都缓了一口气。华卓然就对班长杜文远说：
“小杜，等下派两个尖兵走在前面，适当地拉开距离。”
又对大傢伙说：“同志们，遇到敌人能避则避，不能避就装，一句话，不能动枪，不可恋战！明白吗？”
“明白！”大家伙齐声说。
“好，出发！”华卓然下达命令。
两个尖兵闻声出动。
战马嘶鸣，马蹄得得，一路远去。
“跟上！”杜文远一马当先，跑在了前面，隔刚才出动的尖兵大约二百米。
剩下的警卫战士簇拥着华卓然跑在了后面。
刚跑了十几分钟，走在前面的尖兵就返了回来。
“报告支队长，前面发现了敌人。”一尖兵报告。
“有多少人？是否哨卡？”华卓然问。
尖兵答：“报告支队长，是哨卡，大约二十人左右。”
“好，换衣服。”华卓然吩咐。
战士们纷纷跳下马，从马鞍上摘下一个小包袱，打开，掏出里面的日军军服。他们迅速换上。
又将八路军服装放进小包袱，照样系于马鞍上。
转瞬间，华卓然一行就变成了一队日军。华卓然佩带的是大佐军衔，杜文远是少佐，其余均是卫士。
华卓然和杜文远并辔走在最前面。
二十分钟左右，他们来到哨卡前。
哨兵老远就喊：“站住，你们是哪部分的？”
杜文远打马向前，来到哨卡前，用日语回答：“我们是佐佐木联队的，身后是佐佐木联队长。”
杜文远曾在延安的速成班学了几个月的日语，一般的对话还能对付几下。
“证件！”哨兵并不以杜文远的口头介绍为然，伸出手例行公事般要通行证。
杜文远忙掏出通行证递了过去。
“你是山田少佐？”哨兵边看证件边打量着杜文远。
“正是！”杜文远答。
“好，让他们过来！”哨兵捏着证件，一副不放心的神态。
他又叽哩咕噜向哨卡的卫兵吼了几句，就见那些卫兵马上动作起来，拿枪的拿枪，攥刀的攥刀，如临大敌。
“八嘎！你们为什么这样对待长官？”杜文远喷怒地咆哮起来，举手就朝哨兵的脸上掴去。
哨点被掴得眼冒金星。但他又不敢发作。毕竟站在面前的是一位少佐。而且，后面缓缓走来了还是一位大佐呐！
“哈依！”哨兵被杜文远的气势震住了，毕恭毕敬站着。
“山田君，怎么回事？”后面赶来的华卓然问。
“报告大佐阁下，这位卫兵目无长官！”杜文远余怒未休，指着哨兵喊道。
“算啦！山田君，他也是在履行职责，得饶人处且饶人！”华卓然宽宏大量。
华卓然的日语说得很流利。他在黄埔军校选的就是日语。抗战爆发后，延安抗大办了短训班，有日语老师专门教日语，这是战争的需要，他一有空就会去听。所以，他把多年丢失的日语又找回来了。
“是，长官！”杜文远向华卓然敬礼，表情恭敬。
那个挨打的日军士兵忽闪着两只惊恐的眼睛，他已将对这些人的怀疑转变为对这些人的畏惧。他已经失去了正确的判断了。
华卓然亲切地对那士兵说：“你叫什么名字？”
“史二郎。”士兵嗫嚅地说。
“史二郎，你是一个优秀的士兵，虽然你对长官不敬，但你在执行任务，任何人都值得怀疑。那天我见到你们伊藤联队长，我一定为你请赏。”华卓然用流利的日语与史二郎交谈。
“谢谢长官！”史二郎完全被慑服了，他向华卓然行了个标准的军礼。
华卓然继续说：“回去以后你可以跟你们联队长说，就说我佐佐木想尽快熟悉黄河地形，正在这一带勘察。我们终究要打过黄河，直向西进的！”
史二郎依然嗫嚅地说：“不敢！长官。”
华卓然笑着说：“诶吔，这有什么不敢的？又不是什么军机大事！”
“是！长官。”史二郎恭敬回答。
杜文远鄙夷地说：“证件。”
原来证件还捏在史二郎的手里。史二郎慌悚地将证件还给杜文远。
“好了，我们走了。估计我们明后天就会返回来。”华卓然骑在马上说。
“放行！”史二郎对着手下喊着，又恭敬地对华卓然说，“大佐阁下，请！”
就这样，他们大摇大摆地过了关卡。
华卓然在周勇那里了解到，日军第十四师团驻在黄河北岸的有两个联队：佐佐木联队和伊藤联队。
佐佐木联队在濮城战斗中受到重创，目前还没恢复过来，所以疏于警戒。而伊藤联队士气正旺，哨卡遍布。
华卓然一行过了第一道哨卡，接下来竟通行无阻。
原来史二郎用电话通知了各个哨卡，佐佐木大佐正在勘察河防。
各个哨卡信以为真，竟都放行了。
奇怪的是，这件事并没有什么人报告给日军的指挥机关（当然史二郎也没有报告给伊藤联队长）。三天后，华卓然原路返回，照样通行无阻。
华卓然顺利到达濮城，连田义也惊讶地说：“小华子，难道你是飞过来的？”
这件事在八路军冀鲁豫支队广泛传扬，人们津津乐道华司令智过日军哨卡之事。
还是在濮城，华卓然和田义共同商讨将日军第十四师团逼离黄河北岸的计划。因为从整个态势看，日军占据这么长的黄河线，他想什么时候过黄河就什么时候过黄河，这肯定于抗战大局不利。
但是仅靠他们两支部队是很难做到的。所以华卓然就请求田军长联络在晋冀鲁豫地区的其他国民党军，共同来完成这一计划。
当时，晋南的国民党军有上十个军，十多万人。
第9军裴昌会部在豫北重镇济源；第43军赵世铃部在山西南端之垣曲；第17军高桂滋部在绛县地区；第3军唐淮源部、第80军孔令恂部在闻喜、夏县地区，第98军武士敏部在董封镇一带，第15军范汉杰部在高平地区。
如果将这些部队集中起来对付个十四师团，那敌人能招架得住么？！
岂料想，这个计划的实施八字还没有一撇，就传来国民党顽固派对八路军抗日根据地的磨擦，做出使“亲者痛，仇者快”的事。
1939年1月21日至30日，国民党在重庆召开五届五中全会。
在此前后，蒋介石曾一再宣称：“抗战到底的意义，是恢复卢沟桥事变以前的状况；中日问题的解决办法，在于召集太平洋会议；对共产党政策，目前是联共和防共，最后达到以三民主义溶化共产党的目的。”
这次会议确定了“溶共、防共、限共、反共”的反动方针，成立了反共的“特别委员会”，通过了整理党务的决议案。
全会以后，陆续制定了《限制异党活动办法》、《异党问题处置办法》、《沦陷区防范共党活动办法》等一系列反共秘密文件。
蒋介石集团的斗争矛头，已由对外转向对内，加紧了溶共、防共、限共和反共的活动，加紧了反共宣传，设立了许多监狱、集中营，囚禁、屠杀共产党人，向边区、解放区派遣大批特务，进行破坏活动。
国民党顽固派政策的逆转，是有深刻的阶级根源和国际背景的。
“是由于他们对抗战的不彻底性和对外依赖性，以及对本国真正革命力量壮大的恐惧心之再一次暴露。同时，也是由于目前战争形势，国际情况及日本情况所促成。”
1939年12月至1940年3月间，国民党反动派掀起了全面抗战以来的第一次反共高潮。
国民党军委别动总队第五纵队司令秦启荣部，于1939年4月，在山东残杀、逮捕了八路军干部和战士200余人。
6月，国民党河北省民军总指挥张荫梧部，袭击了河北深县八路军后方机关，残杀八路军干部和战士400余人。
11月，河南确山新四军留守处200余名伤病员和家属，被国民党和特务杀害。
12月，阎锡山制造了“晋西事变”，对晋西的决死队发动突然袭击，屠杀共产党员和群众500余人，逮捕1000余人。
同月，蒋介石命令胡宗南向陕甘宁边区发动进攻，先后占领淳化、正宁、宁县等五座县城。
1940年3月，国民党第九十七军朱怀冰部，进攻太行山区，袭击八路军总部，等等。
对这一系列破坏活动，中国共产党在思想上早有警惕。
1939年3月，中共中央明确指示：对非理进攻，必须反击，决不能轻易让步。
我们的对策是：应保护同情者，孤立与打击与我积极磨擦的分子”。
1939年7月7日，提出了“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的三大政治口号。
9月16日毛主席在《和中央社、扫荡报、新民报三记者的谈话》中又明确指出：
“我们根本反对抗日党派之间那种互相对消力量的磨擦。但是，任何方面的横逆如果一定要来，如果欺人太甚，如果实行压迫，那末，共产党就必须用严正的态度对待之。这态度就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但我们是站在严格的自卫立场上的，任何共产党员不许超过自卫原则。”
在陕甘宁边区1939年冬天，八路军总部将三五九旅部队从华北敌后根据地调回，协同留守部队，给胡宗南部队以沉重打击，摧毁了绥德分区五个县的反动政权，恢复或建立了人民政权，使陕甘宁和晋绥连成一片。
在冀西南，面对国民党朱怀冰部的进攻，八路军一二九师忍无可忍，奋起自卫。对朱所属的投敌有据、罪恶昭著、人民愤恨的侯如墉、齐明礼等部，给予毁灭性的打击，将其8000多人大部消灭。
同时，集中25个团的兵力，对附敌反共的石友三部以坚决打击，毙伤3000多人。尔后又对顽固反共的朱怀冰进行了第二次打击，经过四天战斗，消灭朱怀冰三个师。
从而，使蒋介石挑起的第一次军事反共高潮，在八路军的英勇反击下，土崩瓦解了。
在军事上打退国民党的第一次反共高潮中，共产党还反击了国民党在政治思想战线上的进攻。
“玄学鬼”张君劢、反动文人叶青等鼓吹“共产主义不适合中国国情”，“共产党不需要存在”，“中国人不需要社会主义”、“将马克思主义暂搁一边”等谬论。
在反共声浪甚嚣尘上的情况下，人民忧虑，朋友疑虑，有些人还想在国共两党主张之外走另一条道路。
在这种情况下，毛主席于1939年10月到1940年1月，先后发表了《〈共产党人〉发刊词》、《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和《新民主主义论》等重要文章。
从中国社会和中国历史的特点出发，科学地阐明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时代特点；从中国的国情出发，论证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同社会主义革命的区别和联系；从革命的性质和阶段出发，明确了新民主主义的总路线和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具体纲领。
既批驳了敌人的谬论，同时给全党和统一战线内各方面人士指明了前进的方向，对中国革命起了重大的指导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