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抗战爆发之后，第二次国共合作形成，红军接受改编，中国共产党方面旗帜鲜明表示“拥蒋抗日”。
国民政府也根据中共要求陆续向八路军提供军费和物资，双方在抗战初期的合作不能说是没有诚意的，两党关系在初期相对融洽，政治上军事上之合作也相对积极。
但是随着抗日的深入，抗战打到1938年，日军不断推进，我党控制的地盘也在不断扩展，国民党所控制的区域相应就在缩减。
更为主要的是，我党军队也从抗战之初的两三万人发展到1940年初的40余万人。
蒋介石当时在日记中感叹道：“共党或以此为其时已到乎。呜呼！目前急患不在敌寇，第一在共党之到处发展，其次则沦陷区游击队之纷乱。”
1939年1月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召开，蒋介石对共产党政策发生转变。这个会议初始就基于我党快速发展的现实，国民党感受到相当大的压力。
蒋介石认为照这种情形发展下去，国民党很可能就会丢掉政权。因此，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下定决心实行防共限共措施。
因此说，八年抗战期间国共两党虽然表面上达成合作共识，但局部仍有摩擦冲突。直到1941年1月皖南事变发生，国共剑拔弩张几至全面决裂。
面对国民党顽固派的“磨擦”，毛主席指示要求“在政治上军事上准备全面大反攻”。双方离大规模内战仅一步之遥。虽然事件最终以和解收场，但造成了抗战期间两党实际上的分立。
抗战期间国共有三次较大的冲突在中共党史上被称为“三次反共高潮”。
据《张治中回忆录》称，“从这一年①开始，两党的磨擦纠纷在各地不断发生，乃至有些地区发生武装冲突。”
陕甘宁边区一直是国民党的心腹之患。
1939年5月胡宗南以30万兵力包围封锁陕甘宁边区，先后占领淳化、洵邑、正宁、宁县、镇原5个县城，并集结大军准备进攻延安。
不过一个严酷的现实却明摆在国民党面前，就是在根据地我党有很强的群众基础。相比之下，国民党在自已统治的地方却做不到。因此，国民党军队并没有占到便宜。
继陕甘宁的磨擦，11月还发生了“晋西事变”，阎锡山进攻“新军”一一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该部队名义上归阎锡山指挥，实际领导人是我党的薄一波。
我党指控阎锡山“背信弃义、发动内战与日军联合夹击我军”。国民党则认为我党策动叛变、兼并国军。
但是由于磨擦不得人心，国民党石友三、高树勋、朱怀冰等部进攻太行山地区，也以失败而告终。
到了1940年，我党已经基本控制了山西一部、河北、山东的大部分地区。国民党失掉了在华北的优势地位。
１９３8年冬至１９４０年春，国民党顽固派（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内部，国民党中一部分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政治势力，虽然同意国共合作，但又摧残共产党和进步势力。当时，人们称这种势力为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活动进一步迅速扩大。
他们由制造小规模的军事磨擦，发展到在几个地区向根据地军民发动较大规模的武装进攻，掀起多次反共高潮。
如第一次反共高潮，其重点地区除陕甘宁边区，还有山西和河北地区。
国民党顽固派发动这次反共高潮的根本目的，是企图削弱以至逐步消灭共产党在华北的力量，掌握对华北敌后的控制权。
山西是国民党顽固派制造反共磨擦的另一个重点地区。
抗战初期，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等新军在前线和八路军协同作战，共建抗日民主政权，队伍迅速扩大，获得人民的拥护。
但是，国民党地方实力派阎锡山却不能容忍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抗日力量的发展。他一面秘密勾结日军，一面积极策划进攻山西新军和八路军。
１９３９年１２月初，阎锡山制造了晋西事变（又称十二月事变）。
他借口“反攻”，诬蔑新军“叛变”，首先调集重兵围攻驻守晋西的决死队第二纵队和八路军晋西独立支队，破坏永和、石楼、洪洞等六个县的抗日民主政权和群众组织，杀害抗日干部及八路军后方医院伤病员共２００余人。
与此同时，阎锡山所属孙楚部联合蒋介石嫡系部队，进攻活动在晋东南的决死队第一、第三纵队和八路军，摧毁沁水、阳城等七个县的抗日民主政权，屠杀共产党员和群众５００余人，抓捕１０００余人，还策动决死队第三纵队内的反动军官胁迫三个多团暴乱反共。
随后，阎锡山又令赵承绶部在晋西北向决死队第四纵队和暂一师进攻。决死队第二纵队和八路军晋西独立支队对阎锡山部进行反击后，转移至晋西北地区。
１９４０年１月，八路军第一二○师第三五八旅和新军等部队在临县向赵承绶部发起反击，歼其一部，赵被迫弃城逃跑。
２月，贺龙、关向应率第一二○师主力由冀中返回晋西北，进一步肃清顽固势力，巩固了晋西北根据地。
在晋东南，八路军利用蒋介石与阎锡山的矛盾，对蒋介石嫡系部队取守势，集中力量打击阎军最反动的孙楚部。
１９４０年１月，八路军第三八六旅和总部特务团进入太岳地区。第三四四旅、晋豫边支队、决死队第一纵队给反共军队以严重打击。
随后，第三八五、第三八六旅和独立支队在地方游击队的配合下，在榆社地区歼灭部分阎军，巩固了太南、太岳根据地。
打退阎锡山部的军事进攻后，中国共产党从抗日大局出发，主动提出和平解决两军冲突。
１９４０年２月下旬，中共中央派萧劲光、王若飞到陕西宜川县秋林镇，向阎锡山说明中共关于维护山西新、旧军团结和拥阎抗日的主张。
４月初，阎锡山在反共失败、自身削弱，又深恐蒋介石的力量乘隙而入的情况下，遂与共产党达成停止武装冲突、划区抗敌的协议。
双方商定，以汾阳经离石至军渡的公路为晋西南与晋西北的分界线，晋西南为阎军活动地区，晋西北为八路军和新军活动地区。
太行山地区是国民党顽固派制造反共磨擦的又一个重点地区。
１９３９年１２月初，国民党军第九十七军朱怀冰部进入冀西，逼近八路军阵地，破坏抗日政权，频繁制造磨擦。
为了维护团结抗日大局，彭德怀副总司令、刘伯承师长先后到冀西同国民党冀察战区总司令鹿钟麟和朱怀冰等人谈判，申明共产党和八路军的严正立场，劝告他们以大局为重，停止磨擦，一致对敌。
但朱怀冰置若罔闻，指使所部向平汉路以西的游击纵队大举进攻。
１９４０年１月，国民党军第六十九军石友三部１．７万余人，在冀南、冀鲁豫地区进攻平汉路附近的八路军。这两次进攻都被击退。
２月，朱怀冰、石友三等部再次从平汉路东西两侧向太行、冀南地区的八路军进攻，其矛头指向八路军总部所在地。
八路军第一二九师被迫自卫还击，于二三月间先后发动冀南战役和卫东战役，歼灭石友三军大部。
３月５日，八路军在刘伯承、邓小平指挥下，发动磁（县）武（安）涉（县）林（县）战役，消灭朱怀冰军部及其主力两个师的大部。
在斗争中，八路军坚持自卫原则，力争国民党其他部队保持中立，集中力量打击朱怀冰、石友三部，从而得以迅速粉碎朱、石两部的进攻，巩固了太行、冀南、冀鲁豫等根据地。
战役结束后，中共中央命令八路军停止追击朱怀冰残部，主动后撤，并提出休战。
５月上旬，中共中央派朱德到河南洛阳，同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卫立煌会晤，表明共产党、八路军同友军长期合作抗日的愿望。
卫立煌表示不主张进行反共的武装磨擦。双方商定，以临（汾）屯（留）公路和长治、平顺、磁县一线为界，该线以北为八路军防区，以南为国民党军队防区。
1940年5月以后国民党同意在华北不用武力解决摩擦问题，提出划界谈判，要求八路军和新四军全部开入旧黄河河道以北之冀察两省及鲁北晋北地区。
我党虽然不反对划分地盘，但无法接受活动范围仅在冀察两省，要求以华北五省为作战区域。蒋介石也对此坚决不接受。
与北方相比，华北八路军受到顽固派的压迫和攻击，华中新四军同样受到顽固派的压迫和攻击。
１９４０年３月，韩德勤部和桂军李品仙等部在津浦路两侧进攻皖东的新四军第四、第五支队，直逼中共中央中原局和新四军江北指挥部所在地，企图割断新四军同八路军的联系，并把新四军压迫到长江以南，伺机消灭。
中原局和新四军一方面申明坚持团结抗日的立场，一方面紧急动员力量，先后组织定远和半塔集两次自卫反击作战，打破顽军的围攻。
同时镇压屯仓等地反动地主的暴乱，从而为坚持津浦路两侧的阵地，巩固和发展皖东抗日根据地创造了条件。
1940年我党在华中地区的兵力不断增加。10月“黄桥事件”爆发，国民党军韩德勤部与陈毅、粟裕的新四军发生冲突。国民党军队伤亡1.1万人。
之后新四军发动曹甸战役欲消灭韩德勤余部，虽未达到作战目的，但国共两党军队在华中地区的优劣对比也明显改变。
这使得蒋介石和国民党高层将领更加担忧。之后发生的皖南事变也普遍被视为是国民党对苏北黄桥战败的报复性行动。
10月19日何应钦及白崇禧联名向中共发出最后通牒，限期1个月要求八路军和新四军北移。但朱德回电只同意将长江以南之新四军部队移到江北。
11月14日何应钦与白崇禧授意军令部拟定《剿灭黄河以南匪军作战计划》，上报蒋介石要求批准。
不过蒋介石对向中共开战态度游移，并不想以作战计划所拟定的用武力解决遍及黄河以南的八路军和新四军。直到12月7日蒋介石才批复计划可照办。
在批复作战计划之后，蒋介石担心事情闹大，为此还召见周恩来，要求中共按照要求开到黄河以北。
蒋告诉周“苏北事情闹大了，现在谁听说了都反对你们。他们很愤慨，我的话他们都不听了”。
国共双方为新四军北移的时间和路线多次谈判无果。到1941年1月4日，在超过国民政府规定的最后期限4天后，新四军9000多人由云岭出发向南移动，企图绕过国军防区再东进由苏南渡江。
但这明显违反了蒋介石和顾祝同的命令。
此时，国军第三战区在茂林以南也正在构筑包围圈。
6日，新四军行进到茂林，与国民党军四十师交火。
随后国民党7个师约8万人与新四军不上万人的部队激战七昼夜，新四军除约2000人突围，其余大部分被俘或阵亡。
军长叶挺被俘，副军长项英被其副官刘厚总杀害，此即闻名中外的皖南事变。
共产党在刚得到皖南事变消息时，指示在军事上、政治上全面大反攻。
但苏联方面不赞成，认为中共军事力量不足，又缺少必要的准备，军事反攻“均无胜利把握，亦无大利可图。”因而我党保持了克制。
由于国内外舆论的强烈反响，国共两党均未敢采取进一步行动，只是互相指责。
皖南事变对国民党而言，也并未占到多少便宜。事变前中共对蒋介石和国民政府的命令还有所顾虑，事变后中共再无顾虑了。
皖南事变之后国共之间的和谈没有实质性的进展。
1943年5月15日共产国际执委会作出解散共产国际的决定。国民党就此估计中国共产党将陷于严重的危机之中。
5月26日蒋介石密电胡宗南“奸党连年整风，内争激烈。共产国际解散对奸党打击沉重，应趁此良机，闪击延安，一举攻占陕甘宁边区，限6月底完成部署。”为此，对共产国际解散暂不置评。
6月18日胡宗南在洛川召开军事会议，部署60万军队准备分兵九路“闪击延安”。
而从5月底开始，国民党报纸便开始宣传“共产国际的解散，证明了所谓阶级斗争，所谓世界革命路线之根本错误。”
一些社会团体开始要求中共解散组织，放弃政权与武装。国民党内部也出现了对中共招降的呼声。
张治中在和谈时告知中共代表周恩来、林彪，国民党在共产国际解散后对中共有两个方案：一是中共交出军权、政权，组织合法化；二是与国民党合并。
戴笠制定了《对中共方案》提出“第三国际，即共产国际解散后，本党对中共应有之对策”。
对策分政治、军事、党务、宣传、特务五个方面迫使中共将军权、政权交还国民党中央。
6月16日毛主席在政治局会议的报告中提到当年3月份蒋介石出版的《中国之命运》，认为该书是让中共交出军权和政权的催化剂。
《中国之命运》的出版与共产国际解散所掀起的“解散中共”宣传，汇成一股反共浪潮。我党相应也组织反击国民党的舆论攻击。
7月2日胡宗南根据蒋介石亲自审定的《对陕北奸区作战计划》，下达了于7月9日进攻边区的命令。
但这一情报次日便被我党地下党员、胡宗南的机要秘书熊向晖传到延安。
7月4日正在备战的胡宗南收到朱德发来的一份明电，电文公开“闪击延安”的军事部署计划，对国民党的军事行动提出质问。
董必武还把朱德电文全文送交美、英、苏等国驻华大使馆。国民党的闪击计划也遭到同盟国反对。
胡宗南没有料到中共采取泄密方式，冒着暴露地下组织的风险，利用朱德电报大肆张扬。若此时再攻打延安，中共必然有准备，日军也有趁机渡河的可能。
在电报请示蒋介石后，7月12日，胡宗南下令撤兵。
纵观抗战时期的国共摩擦，国民党为解决中共问题，从最初合作到防共、限共，乃至局部冲突，虽时而激烈，但基本以政治解决为主。
国内国际各种掣肘均让蒋介石不敢打出“剿共”的旗帜，以至于蒋介石在日记中说“共党唯一阴谋在激怒我向匪进攻，如我进攻时迁延不决，则匪势更张，国际舆论对我更劣；如我速战速胜，则匪不过迁移地区，不能根本消除其匪党。而我国内战既起，复不能根本解决，则国家威信仍有损失。无论胜与不胜，而一经用兵追剿，则彼之目的达矣！”
抗日促成两党合作但两党的政治分歧却丝毫未曾化解。这也就注定了即使合作期间也磨擦不断。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注①指1938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