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占领芜湖期间，日军犯下滔天罪行，通过亲历者的讲述，还原了当年无辜受难者“跑反”的历史，从多个细节和侧面反映战争带给中华大地的苦难。
而无数的中华儿女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最终争取了八年抗战的胜利。
1937年12月10日，日军开进芜湖市区，一进城就开始大屠杀。
据传教士华盛顿当时不完全统计，大街小巷内倒卧在血泊中的尸体、头颅共有2500多具。
翌年2月起，芜湖、繁昌、南陵三县相继沦陷或部份被占领，美丽富饶的芜湖变成了人间地狱。
侵占芜湖的日军第十八师团师团长中岛贞雄，在赭山南坡中山纪念堂上面竖起的一块大石碑上镌文：“武运长久”。
并写下血淋淋的诗句“以剑击石石头裂，饮马长江江水竭。我军十万战袍红，尽是江南儿女血。”
这是日本侵略军在芜湖血腥暴行的自供状。
日军在实行军事政治统治的同时，实行“以战养战”的战略，大肆进行经济掠夺，强征各种苛捐杂税和徭役，操纵粮盐、油、布、烟等买卖，垄断市场，物价暴涨。
据“万字会”统计，日军在占领芜湖市一年内，杀害无辜群众达997人。
日军占领芜湖后，在赭山上设立了日军警备司令部，实行殖民统治，任命汉奸组成地方维持会;强行占用了许多公用机关。
他们火车运行采用日本时间;建立了多处“皇军慰安所”，强抓中国妇女供日军糟蹋;发放“良民证”，随时对市民进行侮辱性检查
他们还成立“大民会”、“党员登记委员会”等汉奸和特务组织，迫害抗日志士和平民百姓，甚至乱加罪名，以杀人取乐，罪行累累，罄竹难书。
芜湖地方上的一些汉奸则丧尽天良，卖身求荣，沦为日本侵略者的可耻帮凶。
据芜湖县易太乡殷港村洪垛队徐克孝介绍，1937年十一月初四，日军的大炮声、枪声，大家听到清清楚楚，他们家就在芜湖县易太殷港洪垛村，紧靠公路旁，人心惶惶。
当时，徐克孝家有60多岁的奶奶，双眼不明，全家只留下父亲一人看家，他和母亲、奶奶和妹妹4人往江北跑反。
临走时只挑了被单，妹妹挽着奶奶，一路上哭哭啼啼，到了芜湖杨毛埂江边，看到鬼子飞机正在轰炸芜湖，就在江边躲着，等到日本飞机飞走了，才上船过江，一路上靠乞讨度日。
住在新沟有2个星期，新四军打死一个鬼子，大家猜测鬼子又要来杀人放火，4人只得上船逃往三山大洲上，在那里住了3个月，靠讨饭为主，天晴出门讨，天阴就在亲戚家吃。
鬼子攻打三山，徐克孝一家又往荻港逃难，当时江被封住，天下着大雪，只好把奶奶留住在舅爹爹家。
徐克孝和母亲、妹妹三人冒着大雪跑到离荻港不远的坝埂头，一家开饭店的老板给了一碗饭还有豆腐，至今都难忘。
过江时天已黑，大雪下着一片白茫茫，摸不着路，更找不到人家借宿。后来听到狗叫声，三人沿狗叫声音才慢慢找到一人家借宿。
身上衣服湿透了，用芦苇烤火，然后休息一夜。第二天，才往新港方向走。路上忍饥挨饿，讨饭为生，真是三死三难。
第二年春天3月间，听说鬼子“安民”，才坐船过江。船靠岸时，第一次见到鬼子，老人宋德艮上船不懂得行礼，被鬼子打了3个耳光，老人伤心落泪。
回到家乡才发现，房屋被烧光，就搭小棚子，白天干活;妇女不敢出门，晚上划小盆躲到河对面天城湖芦苇内搭小棚居住。
没有粮食吃，就用野菜、马兰头等物熬水充饥，一直熬到收稻时，才有饭吃。
鬼子向何智仁老人开枪，他应声倒下，一动也不动，鬼子认为打死了，老人死里逃生。
父亲徐德永躲在大粪窑内，未被打死，当天夜里偷着把衣服洗净烘干，第二天天没亮就钻进洪垛老窑墩坟塚内2个棺材中间，躲了一天，没敢出来，夜里才偷着坐小盆逃到对岸才幸免于死。
芜湖市鸠江区官陡街道退休教师宋魁是日军入侵扫荡的亲历者。他曾说，时光过去了七十多年，少年的记忆依然深刻，历史是不能遗忘的。
1937年冬天，日本军队占领芜湖后，首先就在芜湖机场安营扎寨，抢占军事要地，进行交通运输和军事训练，为其他战场提供各种供给和保障。
当涂县年陡乡港东行政村丁家村有一户人家，户主绰号叫小野夫，是个屠夫，每天都要给驻扎在机场的日本军队送猪肉。小野夫仗着和日本人的关系，平时横行乡里，专横跋扈。
机场附近有个鲁家村，是小野夫每天送肉的必经之路，村里有两个青年人，一个叫王老五，一个叫王一丈。他们俩人与小野夫有矛盾。
小野夫诬陷俩人，说俩人反抗皇军，日本人立即派出军队把两位青年给抓了起来，严刑拷打后给活埋了。但小野夫从此与鲁家村记了仇。
1938年农历五月初五，正好是农忙季节，村里闲人少。
机场的日本鬼子派来上百人的队伍，趁夜深人静之时，偷偷摸摸把鲁家村包围起来了。
有农户一下发现了这么多的鬼子，就赶紧呼叫，鬼子就开始大开杀戮，三个方向的机枪疯狂的对着村庄扫射，扫射后冲进村子里，见人就杀，见房就烧，鲁家村变成了地狱。
宋魁说，当时母亲起来的早，听到枪声和叫喊声后，赶紧叫醒酣睡中的家人，当时他只有十一岁，跟着大人向鬼子没有包围的豁口跑去，子弹不时从身边和头顶飞过，很多人只顾着奔跑逃命，最后逃到了当涂年陡镇油坊村。
鲁家村当时只有二三十户人家，一百多口人，被枪打死、刺刀戳死、活活烧死和躲藏在地窖里闷死的有二十多人。
尸横遍野，随处可见，惨不忍睹。宋魁一家七人由于逃跑及时，才逃过一劫。
为躲避战火，阮万钧的父母亲带领全家逃到巢县、无为交界的大山区一一银屏山。
1939年4月27日，新四军军长叶挺、还有邓子恢、罗炳辉等首长，从皖南渡江来无为县视察。
无为县政府及各抗日团体在体育场上开欢迎大会，大街上张贴了很多大幅标语：“欢迎劳苦功高的新四军军长叶挺将军!”等等，邓子恢主任在会上发表了演讲，号召“军民团结，共同抗日，最后胜利一定属于我们!”
尽管当时阮万钧只有十二岁，也被新四军服务团的抗日宣传所感动，想参加新四军，抗日打鬼子，但母亲不同意他的想法。
1939年9月，阮万钓父亲病逝，家里经济来源已断绝，无法在无为县生活下去，母亲只有带着他们兄弟回到芜湖市，全家生活陷入绝境，面临着冻死、饿死街头的危险。
有好心的亲友，他帮助了阮万钓母子，让他们母子住在他家的走廊里，并借了拾几元本钱，要他们做小生意维持生活。
阮万钧的母亲先是“跑单帮”卖布，后来阮万钧改做贩卖食盐的生意，卖熟山芋，到大砻坊粮食加工厂当学徒。
由于兵荒马乱，家庭生活还是很困难。
不久，芜湖市流传着一个重要消息，日军在太平洋作战伤亡很大，要在芜湖市抓壮丁，将他们送到太平洋打仗当炮灰，弄得人心慌慌。
阮万钧认为，如被日寇抓去当炮灰，不如参加中国军队抗日打鬼子。
在这个关键时刻，阮万钧接到担任新四军石涧埠区区长江北三叔的来信，说江北新四军开办了一所中学，读书不要钱，他劝阮万钧到那所中学读书。
和母亲商量后，阮万钧决定到江北三叔处：一是读书;二是参加新四军。
1942年11月，阮万钧离开芜湖市，从裕溪口乘坐装运煤炭的货车到含山县，在恍城区上庄院子--皖中行政公署的招待所(陈家祠堂一间大房子里)住下。
大约在招待所住了五、六天，有一天上午，皖中行政公署宣教处处长方向明同志把阮万钧叫去谈话。
他一开始就向阮万钧提出一个问题：“你为什么不参加国民党部队?也不参加伪军，而要参加新四军?”
阮万钧回答说：“我家是无产阶级，所以要参加无产阶级军队?”
方向明同志满意地点点头，当即分配阮万钧到皖中行署宣教团工作，就这样阮万钧参加了新四军。
在无数的抗日英雄中，芜湖的英雄三姐妹是较有传奇色彩的。
三姐妹张安英、许小三、徐四喜三人，同生于1926年，都是安徽省繁昌县赤沙乡无烟冲人。
她们自幼结伴为友，情同亲姐妹。
张安英的父亲在1940年被日军飞机炸死，后来家中房屋也被日军弹火烧毁，少年时代的她就充满了对敌人的仇恨。
在她的支持下，她的丈夫在1943年参加了新四军。
许小三从小就做了黄姓人家的童养媳。徐四喜的父辈是从湖南省乡下流浪过来的。三姐妹都是贫苦农家的孩子，都有不幸的遭遇
1944年，她们目睹国民党川军一四四师投降日军，繁昌许多地方沦陷敌手，感到十分悲痛。
于是，她们三人全身心地投入到抗战服务之中。
三姐妹同妇抗会其他妇女一道，为战士们缝补军衣、做军鞋、绣鞋垫，把战士的棉衣改成夹衣，拆洗得干干净净，使战士们非常感激，她们也多次受到部队首长的表扬。
不久，她们加入新四军皖南支队南繁芜总队，任宣传员。
平时，她们三姐妹挎着竹篮，以做香烟、花生、瓜子、酥糖小生意为掩护，来往于荻港、繁昌、南陵敌占区，侦察敌情，摸清敌碉堡内的枪支和人数，为新四军提供了许多重要情报。
同时，她们还做伪军的策反工作。
在她们的策反下，荻港伪军中的一位副官夫妇弃暗投明，携带两支枪投奔到赤沙新四军驻地。
1945年2月28日，三姐妹遵照南繁芜总队的指令，去繁昌城做伪军的策反工作。
她们再次以做小生意为掩护来到县城敌碉堡旁，不料被一名伪军认出，怀疑她们是新四军的侦察员，就将她们抓捕审讯。
三姐妹被捕入狱后，敌人施行捆绑、吊打、踩杠、割肉等惨无人道的酷刑逼供，但三姐妹都严守党的机密，不向敌人吐露半点真情。
同年3月，敌人从她们口中毫无所获，就在繁昌县城南郊的峨山脚下，丧心病狂地用机枪扫射了这三位年轻优秀的中华好女儿。
她们牺牲时年仅19岁。当时张安英身上有孕，徐四喜结婚不满3个月，许小三还是个姑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