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12月，第三十二集团军总司令上官云相悄悄住入了驻在上饶的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家中。
二人密议了一个晚上，第二天清晨，上官云相又悄悄地返回皖南。
不久，三战区任命上官云相全权指挥驻在皖南的军队。历史档案记录了上官云相这一段时间的活动，把皖南事变的真相大白于天下。
1940年10月19日（皓日），蒋介石以国民政府参谋总长的名义，发电报给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副总司令彭德怀，新四军军长叶挺、副军长项英，诬称八路军新四军破坏团结和抗战，并强令长江以南的八路军新四军，一个月之内撤到黄河以北地区。
同时，蒋介石又密令汤恩伯、李品仙、韩德勤等部30万军队，加上三战区顾祝同部，准备在华中和华东地区向八路军、新四军发起进攻。
中共方面则于11月9日（佳日）复了一电给何应钦和白崇禧，驳斥了国民党的污蔑，表示坚决拒绝将武装力量撤出华中。
但为了顾全大局，中共方面作出让步，同意将皖南的新四军全部北调。
1940年10月，时值国共合作时期。驻扎在皖南的新四军万余人，除了在正面抗击芜湖、繁昌一带的日军外，其他的三面已被国民党军5万人“严加防范”。
其公开任务美其名曰，是“掩护新四军北撤”，但同时却在调兵遣将，将新四军重重包围。
其一〇八师、五十二师、一四四师、一四五师，已到达指定位置，随时准备执行阻击新四军所谓南窜的“三山计划”。
所谓“三山计划”，就是国民党到处散布的新四军拒绝北撤，而要“窜入”黄山、天目山、四明山，以此作为根据地的谣言。
与此同时，国民党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为消灭新四军，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
第三战区长官部驻在上饶，距重庆较远，通话要经过赣州、衡阳、桂林、贵阳等地，不仅声音不清晰，而且容易泄密。
长期以来，上饶与重庆的联系，是靠一条电话线和专用无线电台进行联络的，从来没有加以改进。
但在1940年秋，突然有一批工程人员带了一批当时最先进的通话设备进驻上饶，为三战区与重庆间加装了美国生产的载波电话。
更令人费解的是，顾祝同曾多次亲临施工现场，督饬限期完工。
载波电话工程在1940年12月完工，专线一直通到顾祝同家中。此后，顾祝同就在家里多次与蒋介石直接通话，而不去长官部打电话了。
更深层的阴谋出笼于1940年12月的一天夜里。第三十二集团军总司令上官云相突然从皖南秘密来到上饶三战区长官部，一反常态地悄悄住入了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的家中。
二人整整密议了一个晚上，未见任何人，第二天清晨，上官云相又悄悄地返回皖南，连战区长官部的人都不知道。
之后，长官部对战区高级军官传达的命令是，不管是掩护新四军“北撤”，还是防堵“南窜”，都要有一个统一的指挥。
不多久，三战区就任命上官云相全权指挥驻在皖南的军队，连军阶、资历均高于上官云相的三战区副长官唐式遵等高级军官都不知道其中的内情。
后来顾祝同在电话中对唐式遵说，这次就委屈一下唐副长官了。
上官云相回去后，立即在徽州秘密召开高级军事会议。出席会议的有第二十三集团军总司令唐式遵，五十军军长范子英、二十五军军长张文清、五十二师师长刘秉哲、四十师师长方日英、七十九师师长段霖茂、一四六师师长戴传薪等。
另有几个师长在前线未能赶回。
第三战区长官部参谋长岳星明传达顾祝同的指示说，根据情报，新四军“北撤”可能性不大，肯定是“南窜”，南窜必须堵住。
还说，唐副长官负责正面，负担已很重。总指挥权由上官总司令总负其责。如果新四军不按路线在年底渡过长江，或仍是按兵不动，我们就用武力坚决将其消灭。
1940年，新四军曾多次派人到上饶长官部，要求尽快补充粮弹器材，以完成北上任务。
战区参谋处将报告呈送顾祝同后，顾对下属说，粮食可以分批发放，器材也可酌情解决，弹药则坚决不给，就对他们（新四军）说，不发弹药可以减轻北上负担嘛。
其意图不言自明。上官云相曾说，粮秣可以按时发下，这样可以麻痹他们。弹药决不能给，否则不是让他们用我们的子弹来打我们吗？
徽州军事会议后，上官云相的部署已经完成。其作战要旨的核心是：
皖南云岭一带有新四军万余人，如果在年底前新四军不渡江，就集中优势兵力加以包围和歼灭，迫使他们北开；如新四军大部队渡江，势必遭日军袭击消灭。
如新四军按兵不动，则趁日军每季度扫荡一次的间歇时间，就地包围消灭。
总共投入兵力为7个师又1个旅，计52500人。除留一小部分对日军加以监视外，全部兵力都投入与新四军的作战。
全部行动要绝对保密，至最前沿的部队全部着便衣，宜速战速决，不然，舆论极为不利。
围歼行动一结束，立即发布新闻，罗列新四军违抗中央命令，袭击国军，破坏抗战的罪名等等。
1941年1月4日，新四军军部及所属的支队9000多人由云岭出发北移。
6日，行至皖南泾县茂林时，遭到国民党军袭击；新四军奋战七昼夜，弹尽粮绝。
12日前后，战场上的枪炮声已经沉寂下来。
14日，叶挺及随行人员在鹿角山西侧被五十二师“俘获”，接着被送往上饶三战区总部。至此，整个作战结束。
此次，上官云相向三战区汇报了战果：
一、生俘新四军军长叶挺，击毙副军长顶英及袁国平、周子昆等高级将领，新四军官兵死伤2000～3000人，俘虏官兵4000余人。
二、缴获各种枪支4000～5000支，以及少量迫击炮，没有山炮等重武器。
三、缴获“新编第四军司令部关防”一颗（已截角），大小电台4部等。
战后，顾祝同报请军委会对上官云相进行了特别嘉奖，奖赏三十二集团军总部法币5万元（当时一个上校的月薪才120元）。
奖赏作战特别有功的五十二军法币5万元。对于有功的主官幕僚及战斗人员均论功行赏，并请领了勋章奖章。
在三战区的庆功宴会上，上官云相得意地说，这次作战非常顺利，似有天助。新四军困在山谷，前有隘路，后是激流，进退不得。
在日军扫荡间隙半个月不到的时间里，就完成了一个会战，可谓经典；而且部队是拼凑的，如果是我的基本部队，仗打得还要漂亮。
1942年春，重庆国民政府举行参谋长联席会议。三战区总部准备在会上汇报皖南围歼新四军的作战材料。
上官云相得知后赶紧加以制止：“在会上一个字也不要说，会上有第十八集团军（即八路军）的参谋长参加，还有苏联顾问，这不是自找没趣吗？这是内战，是自相残杀，在整个抗战大局中是理屈的，哪能摆上桌面呢？”
这真是不打自招！
其实上官云相此人是北洋余孽，半路出家投靠蒋介石，却得到了重用。
皖南事变中，国民党预计3个月剿灭皖南新四军，此人只用了半个月就做到了。
由于害怕自己的暴行被世人指责，不敢撰写皖南事变的作战报告。国民党也卸磨杀驴般的给了其一份上将参议的闲差，让其养老。
此人就是皖南事变的刽子手上官云相。
上官云相，字纪青，1895年生于山东省济南市商河县小街子村一户普通农民家庭。由于上官云相长得浓眉大眼，又聪明伶俐，其父不昔变卖田产供其读书上学。
1917年，上官云相进入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第六期步兵科学习，和顾祝同、叶挺是同学。
但是上官云相是个思想保守的人，毕业后进入北洋军孙传芳部，和南方革命党为敌。
1923年，因为在江浙一带作战有功，升团长。次年击败奉系张宗昌部白俄军，升旅长。
1926年南方革命军北伐，孙传芳、吴佩孚等北洋军阀节节败退。
1927年，时任北洋军第41师师长的上官云相向学长蒋介石（1907年保定军校炮兵）输诚，投靠了北伐军，任国民党陆军第四十七师第一四一旅旅长。
上官云相是个非常反动的军人，跟随蒋介石参加军阀混战，围剿红军。先后升任第9军军长、湘鄂川边区“剿匪”总部第一路军总指挥，1935年4月晋升陆军中将。
1939年，上官云相调任第三战区副司令长官兼32集团军司令，对日作战的同时，负责监视皖南新四军的一举一动，坚决防止新四军向南发展。
当时新四军军长是上官云相的老同学叶挺将军。虽然名义上是老同学，但上官云相可没有给叶挺任何关照，反倒随时蠢蠢欲动，必欲置新四军于死地而后快。
1940年10月，国民党当局已经决定向皖南新四军下黑手。蒋介石亲自给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下命令，并指定上官云相为战役的指挥官。
为了保密，上官云相调走了所有和新四军关系亲密的国军将领，并要求顾祝同给予其调用更多军队的权利。
这样，原本拟定合围皖南新四军的6个师增加到8个师。上官云相磨刀霍霍，准备向老同学叶挺下黑手。
上官云相原来对新四军的编制、装备、兵力、部署等均不了解。
1940年12月中旬，他派往新四军的联络参谋闻援匆忙回到第三十二集团军总部，偷得新四军兵力部署图稿，得悉云岭附近的新四军战斗部队有万余人。
这样，知悉新四军兵力情况的上官云相就更是如虎添翼了。为了防止战斗打响后苏北新四军救援皖南新四军，上官云相甚至抽调了原本和日军对峙军队阻止苏北新四军救援，而仅仅留下少量兵力监视日军。
1941年1月5日，离开云岭根据地北上的新四军先头部队与国民党方日英部首先交火。
新四军军长叶挺以为是误会，还找方日英交涉，却没有想到自己已经陷入了国民党军的重重包围。
屋漏偏逢下雨天，原本兵力处于劣势，天时、地利都不占优的皖南新四军，主力部队突围时又因为向导的失误而耽误了战机，没有能够突围成功。
连日的下雨天给新四军的突围作战又增加了重重困难。
最后，叶挺军长下山找国民党军交涉时被扣押，副军长项英、参谋长周子昆被叛徒杀害，只有傅秋涛部2000余人分散突围，其余大部分壮烈牺牲。
皖南事变发生后，皖南新四军全军覆没。
在皖南事变中，上官云相全权负责指挥，在战斗最紧张的7、8、9、10日，上官云相在总指挥部夜以继日躺在鸦片灯旁边，床边安放电话，靠鸦片提神，使出浑身解数，精心指挥部队在不到10天的时间内，基本围歼了皖南新四军。
皖南新四军覆灭的消息使蒋介石欣喜若狂，立即嘉奖各有功部队和人员。
上官云相“战功卓著”，其第三十二集团军奖法币5万元，第二十五军作战特别卖力，也奖法币5万元。第四十师师长方日英，堵截新四军有功，相继晋升为副军长、军长。
第五十二师师长刘秉哲扣押下山谈判的叶挺有功，也晋升为军长;其他团长、副团长晋升师长、副师长者大有人在，其他战斗部队，则一一准予奖赏。
也许是知道自己做了违背民族大义的事情，上官云相拒绝将皖南事变战役报告列入各军参谋长会议。
他向上级辩解说：“这次全国参谋长会议，一定有八路军的人员参加，若在会上谈到对新四军作战的情况，岂不是自找没趣!这是内战，在抗日战争民族大义是理屈的，摆不到桌面上的事，怎能列入报告呢？”
但是正应了那老话：飞鸟尽，良弓藏；狡兔尽，走狗烹！上官云相反动透顶，原本以为可以升官发财，却没有想到国民党当局给了其一个上将参议的闲置，让其去“养老”。
在解放战争中挂了个华中剿总副司令的虚职，基本没有参与战争。
1949年，上官云相逃往台湾，此后信仰佛教，自号“古穆和尚”，于1969年8月8日病故于台北，终年74岁。
在惨烈的“皖南事变”中，罹难的就有抗日有功的新四军五团。
1938年11月至1940年1月，五团奉命扼守皖南咽喉——铜陵、繁昌阵地。
由于日军要“扫荡”皖南，必先夺取繁昌。因此，敌我双方在此展开了反复的战斗，五团成功组织了五次繁昌保卫战。
五团驻扎繁昌期间，武器手榴弹多次被用来偷袭敌人，在战役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五团把部队中的投弹好手组织起来，组成投弹队，深入铜陵、南陵、繁昌敌后以攻击对方。
繁昌横山桥据点是战略要地荻港的桥头堡，驻扎着30多个日军，据点之外是3道铁丝网、3道工事，防范极为严密。
1939年1月的一个深夜，只见据点的大门敞开着，十几个日本兵围着烤火，投弹队员潜伏到门前时，敌人还没有发觉。五团投弹队用尽全力一连投了几十枚手榴弹进去，20多个日本兵当即倒下。等剩余的敌人缓过神来，投弹队员们早已消失得无影无踪。
翌日深夜，投弹队员们再次摸到敌人碉堡附近，然而，这回敌人似乎变得“聪明”起来，不仅关上了碉堡大门，岗哨也收到了里面。
投弹队员们又将几十枚手榴弹从枪眼中投了进去。顿时火光冲天，碉堡在烈焰中崩塌，据点被五团拔除，横山桥回到了我军的手中。
“繁昌大战”历时近1年，歼敌1100多人。城池5次失陷，五团5次收复。
新四军五团的战事引起舆论关注，极大地鼓舞了抗日军民的斗志。新四军《抗战报》发表了题为《保卫繁昌屏障皖南的伟大胜利》的社论，叶挺、项英专门致电表彰五团“苦战肉搏，不怕牺牲”的精神。
皖南三年，五团作为新四军的主力团队，先后历经韦岗伏击战、延陵战斗、中分村血战、繁昌五次保卫战、塘口坝血战，以及皖南两次反“扫荡”等重要战斗和战役。
然而，这样一支在抗日战场上屡建奇功的队伍，却牺牲在同室操戈的国民党军队手中。
“皖南事变”前夕，五团只需1小时即能实现渡江北撤，但他们奉命于1941年1月3日黄昏急驰云岭。
1月5日下午，部队冒雨到达指定位置，与特务团组成右路纵队殿后，掩护军部和皖南部队北上。
6日下午，部队进入茂林地区。“皖南事变”战斗打响，7日全军后撤，五团由后卫变成前锋。
叶挺军长亲自向五团下达“无论如何要在高岭坚守三天三夜，掩护军部和大部队向泾县方向突围，遇到顽军就坚决消灭”的命令。
五团随后抢占高岭，与国民党79师展开激战。
10日，在完成高岭阻击战后，叶挺命五团抢占东流山主峰。国民党40师、79师两万多人每日对五团阵地发起10多次密集炮击和集团冲锋。
13日，五团官兵战至弹尽粮绝后，跳出战壕与数十倍于我之敌展开肉搏，直到最后一刻。
五团突出重围的陈仁洪、马长炎、王荣森、翁国让、吴伟等30余人，辗转渡江北上，编入新四军第七师，继续活跃在华中抗日战场上……
尽管岁月流逝，序列变动，但光荣的新四军“老五团”永远留在了革命军队的荣誉簿上。历史将这份殊荣永远留给武夷山，留给这支从武夷山走出去的英雄队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