皖南事变是指国民党反动派1941年在皖南有预谋地围袭新四军的事件。
1940年10月19日，何应钦、白崇禧以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正副参谋总长的名义，向朱德、彭德怀、叶挺、项英发出代电（即“皓电”），强令黄河以南的八路军、新四军于1个月内开赴黄河以北。
朱德等于11月9日复电（即“佳电”），驳斥了国民党顽固派的荒谬命令和对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军队的诬蔑。
同时为顾全抗日大局，表示可以将皖南新四军移到长江以北。
1941年1月4日新四军军部所属部队9000余人奉命北移，从云岭驻地出发绕道前进。
1月6日，行至皖南泾县茂林地区，突遭国民党第三战区顾祝同、上官云相指挥的7个师8万多人的拦击。
8日，新四军军部陷入重围。
众指战员在叶挺军长指挥下进行抗击，血战七昼夜，终因众寡悬殊、弹尽粮绝，除约2000人分散突围外，大部壮烈牺牲。
军长叶挺与顽军谈判时被扣押，政治部主任袁国平牺牲，副军长项英、参谋长周子昆突围后不幸被叛徒杀害。
17日，蒋介石反诬新四军“叛变”，宣布取消新四军番号，并声称要将叶挺交军事法庭审判。
中国共产党对国民党这一暴行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
20日，毛主席以中共中央军委发言人身份发表谈话，揭露国民党反动派破坏抗战、实行反共的罪恶阴谋，提出取消17日反动命令、惩治祸首、废止国民党一党专政和实行民主政治等要求。
1940年10月19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正副参谋总长何应钦、白崇禧致电(即“皓电”)八路军朱德总司令、彭德怀副总司令和新四军叶挺军长，对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武装力量进行种种攻击和诬蔑。
皓电特别列举抗战以来华北、华中各地发生的磨擦事件，并将其原因归结于八路军和新四军。
国民党当局进而要求在大江南北坚持抗战的八路军、新四军于一个月内全部开赴黄河以北，并将50万八路军、新四军合并缩编为10万人。
与此同时，国民党当局又密令汤恩伯、李品仙、韩德勤、顾祝同等部准备向新四军进攻。
“皓电”进一步表明国民党顽固派妄图把共产党领导的绝大部分军队驱逐到黄河以北，同日军配合夹击消灭八路军、新四军的险恶用心，成为第二次反共高潮的起点。
中共中央对形势发展的前途以及影响它的各种力量作出冷静的分析，提出打退国民党顽固派进攻的正确方针。
1940年9月初，中共中央从重庆周恩来、叶剑英的报告中，获悉国民党政府军令部已向顾祝同发出“扫荡”长江南北新四军的命令。
9月6日，中共中央军委电示叶挺、项英、刘少奇准备自卫行动，并嘱皖南尤须防备，对国民党顽固派发动新的反共高潮，实行“表面和缓，实际抵抗，有软有硬，针锋相对”的方针。
其具体做法是：要求江北部队暂时免调；对皖南方面决定让步，答应北移。
中共中央这一决策是在不损害人民根本利益的原则下对国民党的让步，有利于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也有利于加强皖东、巩固苏北的抗日阵地。
11月9日，中共中央以朱德、彭德怀、叶挺、项英名义复电（即“佳电”）何应钦、白崇禧，据实驳斥“皓电”的反共诬蔑和无理要求。
同时表示，为顾全大局，坚持团结抗战，新四军驻皖南部队将开赴长江以北。
12月8日，何应钦、白崇禧再电（即“齐电”）朱德、彭德怀、叶挺、项英，宣称调防是军令，必须执行，要求迅即将黄河以南八路军、新四军全部调赴黄河以北。
12月9日，蒋介石发布命令：限长江以南的新四军于12月31日前开到长江以北地区；黄河以南的八路军、新四军于1941年1月30日前开到黄河以北地区。
12月10日，他又秘密下达《剿灭黄河以南匪军作战计划》和《解决江南新四军方案》；并密令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第三十二集团军总司令上官云相等，调兵围歼新四军部队。
由此看来，“皖南事变”是国民党反动派1941年在皖南有预谋地围袭新四军的事件。
1941年1月4日新四军军部所属部队9000余人奉命北移，从云岭驻地出发绕道前进。
1月6日，行至皖南泾县茂林地区，突遭国民党第三战区顾祝同、上官云相指挥的7个师8万多人的拦击。
8日，陷入重围。众指战员在叶挺军长指挥下进行抗击，血战七昼夜，终因众寡悬殊、弹尽粮绝，除约2000人分散突围外，大部壮烈牺牲。
军长叶挺与顽军谈判时被扣押，政治部主任袁国平牺牲，副军长项英、参谋长周子昆突围后不幸被叛徒杀害。
17日，蒋介石反诬新四军“叛变”，宣布取消新四军番号，并声称要将叶挺交军事法庭审判。
中国共产党对国民党这一暴行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20日，毛主席以中共中央军委发言人发表谈话，揭露国民党反动派破坏抗战、实行反共的罪恶阴谋，提出取消17日反动命令、惩治祸首、废止国民党一党专政和实行民主政治等要求。
1941年1月4日，叶挺、项英率领新四军军部、一个教导团、一个特务团和第一支队、第二支队、第三支队的各两个团，共9000余人，由泾县的云岭（新四军军部所在地）起程，向茂林前进。
茂林地区丛山环绕，断崖绝壁，国民党反动派预先在这里布置了由顾祝同、上官云相指挥的七个师（约8万余人）。
7日，新四军到达茂林，国民党军立即对它实行包围袭击。新四军指战员仓促应战，并电国民党当局质问。
但蒋介石诡称已电顾祝同查询真相，实则密令各部切实执行其“一网打尽，生擒叶、项”的毒计。
新四军指战员在军长叶挺的指挥下，奋不顾身，英勇地抗击了国民党反动部队的围攻。
经七昼夜血战，终以众寡悬殊，弹尽粮绝，除傅秋涛等率领二千余人突围外，大部皆壮烈牺牲。军长叶挺亲赴敌108师师部谈判，竟被扣押，副军长项英、参谋长周子昆、政治部主任袁国平等皆遇难。这就是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
蒋介石随即又在1月17日以国民党军事委员会的名义，反咬一口，宣布新四军“叛变”，取消其番号，将军长叶挺“革职”，“交军法审判”，并令汤恩伯、李品仙的20余万军队进攻江北新四军。
至此，国民党发动的第二次反共高潮已达顶点。
事变发生后，中共中央采取了坚决的斗争政策。不仅严厉谴责国民党顽固派的罪恶阴谋，而且严正地宣布重建新四军。
1月20日，毛主席发布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命令，任命陈毅为新四军代理军长，刘少奇为政治委员，张云逸为副军长，赖传珠为参谋长，邓子恢为政治部主任。
1月20日，毛主席以中共中央军委发言人的名义发表谈话，声讨国民党制造“皖南事变”的滔天罪行，揭露国民党和亲日派的阴谋。
并向国民党提出悬崖勒马，取消1月17日的反动命令，停止挑衅，惩办“皖南事变“祸首，恢复叶挺自由，交还新四军全部人枪、废止一党专政，逮捕亲日派首领等解决时局的十二条办法。
中共中央高瞻远瞩、总揽全局，提出在政治上取攻势、在军事上取守势，坚决击退国民党顽固派第二次反共高潮的正确方针。
周恩来领导南方局在重庆同国民党顽固派展开了坚决斗争，从政治上和宣传上进行了猛烈反击。
1月17日，周恩来为皖南事变向国民党谈判代表张冲提出质问和抗议，并打电话怒斥何应钦说：“你们的行为，使亲者痛，仇者快，你们做了日寇想做而做不到的事。”
当《新华日报》关于揭露事变真相的报道和社论被国民党当局扣压后，周恩来立即题写“为江南死国难者志哀!”“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的题词，登在被扣稿件的位置上，对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动行径进行了有力的声讨。
周恩来还领导南方局通过召开座谈会、个别谈话、散发传单等方式，向各界人士公布皖南事变的真相，揭露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面目。
共产党的正义自卫立场，得到各界人士、民主党派的同情和支持。
宋庆龄、柳亚子、何香凝、陈友仁等国民党左派人士，为皖南事变在香港发起抗议活动。各民主党派对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行动也表示不满和愤慨。
在国民党内部，也有很多人不赞成蒋介石打内战。海外华侨也反对分裂。在国际上，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高潮，不仅为苏联所反对，美、英等国也表示不满。
国民党当局在政治上陷于空前孤立的形势下，不得不收敛其反共活动。
1941年2月，蒋介石加紧筹备于3月1日召开的国民参政会第二届会议，企图通过邀请中共参政员出席以粉饰门面，欺骗舆论。
中共参政员拒绝出席这次会议。3月2日，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在重庆的中共参政员董必武、邓颖超致函国民参政会，提出承认中共及民主党派和陕甘宁边区的合法地位、释放皖南事变中所有被捕干部战士等十二条要求，作为出席会议的条件。
共产党的坚决态度，赢得中间势力的拥护和支持，迫使蒋介石在第二届参政会上表示“以后再亦决无剿共的军事”。
3月8日，国民参政会仍选举董必武为驻会参政员。
3月14日，蒋介石约请周恩来面谈，答应提前解决国共间的若干问题。至此，第二次反共高潮被打退。
皖南事变的发生，有着深刻复杂的历史背景。
从客观上讲，是国民党自抗战以来推行消极抗日、积极反共政策的必然结果，这个主要原因是毫无疑义的，绝不是有的学者认为是八路军、新四军发动了苏北曹甸战役，共产党“得陇望蜀”，错误在先引发的。
从主观上讲，则是由于新四军领导人对形势判断的过于乐观和皖南新四军军事行动部署不周、指挥不力等原因造成的。
皖南事变的发生，根源在于国民党蓄意制造、精心策划的反共阴谋。
在抗日战争中限制和消灭中国共产党及其武装，是国民党的既定方针，是第二次国内战争的延续。
1937年夏，日本军国主义者发动的全面侵华战争，危及到整个中华民族的生存，终于把国民党和共产党两个老对手带到了守土抗战的同一条船上，国共两党分别调整了各自的政策，达成统一合作协议，共渡劫难。
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国民党军在正面战场节节阻敌，八路军和新四军则迅速开赴敌后作战，配合正面战场。
两个战场互相配合、互相依存，分别牵制着大量日军，使日本侵略者处于腹背受敌的境地。
国民党当局对八路军、新四军也屡有嘉勉，正如陈毅所说：“上峰前后嘉奖电文数十余通，即顾祝同、上官云相等亦俯首帖耳，甘拜下风，屡电驰贺者再，此固事实之昭然，非可以浮词粉饰者也”。
但是，对抗战中日益发展壮大的中共武装，蒋介石始终心存忌惮，不断谋划对策，不仅纵容一部分顽固反共势力制造磨擦，而且积极筹划和鼓动更大规模的反共行动。
蒋介石当初同意实行第二次国共合作，完全是形势所逼，大势所趋。
所以当共产党的势力发展壮大了，蒋的心里就失去平衡了，蒋就要对共产党加以限止了。
从1939年开始，国民党顽固派对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八路军、新四军和其它武装力量不断挑衅，制造磨擦，“皖南事变”是这种挑衅、磨擦的顶点。